除开朋友、书籍和个人的一些奇特经历之外，我几乎是一无所有了。造化没有赐予我任何桂冠却反而刻下了耻辱的红字，但这一切并不足以使自己懊悔。作为一个男人活着，承受始终应该大于享受。况且，在这么多的打击之下，我尚拥有爱与诗，这已是人生的最大慰藉。
在这样一些酷热的夜晚，没有草地和林荫；躺在狭窄的囚楼平台上仰望广阔的星空，面对这些永恒存在的宇宙风景，深感尘世的悲欢离合太渺小。一切都会过去的，流亡者将要归来，经过无数默默牺牲者的努力，必将重造一个什么也不驱逐的家园。
向一个陌生的女孩倾诉爱情，使我灵魂得到再一次净化；这是一种真正自新的过程。正是这样一些不假藻饰的词句，使我得以重回孩提时代。当我写完此页后，作为这部为一个人而编辑的诗集该要合幕了，但这，远远没有结束。爱，是一种事业，还需要两个人的共同缔造才能臻于最高的境界。我想起加缪说过的一段话——不，我们所受的最残酷的折磨总有一天要结束。一天早上，在经历了如此多的绝望之后，一种不可压抑的求生欲望将宣告一切已过去，痛苦并不比幸福具有更多的意义！
最后，我要说——关关，谢谢你给了我这种灵感和激情，你的善良将无愧于接受这本诗！
湖山一梦系平生
一
1978年我在鄂西利川一中应届毕业。半年前，这个国家刚刚恢复高考，每天仿佛都在发生大事。而在此之前，我还在考虑到何处下乡――而且开始情窦初开的悲惨早恋。那时的人似乎都很单纯，首先是女同学把我的情书上交给了学校，然后是天天写检讨到校办罚站，之后是父母责骂殴打，最后是我自杀未遂。
醒来后为了表示我仍是个不甘堕落的青年，更为了心中那点自尊和硬气，我确实咬破手指写了个血书。一行字――不考上武大此生誓不为人。
那年，我16岁。
结果通知书下来，全校文科只考取了我一个。但悲哀的是，仅被取到了华师恩施分院【改了四次名后，现在叫湖北民族学院】。于是，我拒绝去。家父怕我次年连这个也考不上，派人把我押解去了。因为与梦中的大学失之交臂，我很早就变得颓废而堕落。
三年的诗酒孟浪很快结束，毕业分回利川教育局。在山中小城打架结社，经常醉卧街头被清晨扫街的人喊醒。20岁左右的我，几乎很清醒地看见了我可悲的结局――从科员到副股长到股长到副科长到科长。最后的悼词是――该同志把一生献给了山中教育事业，享受副县级待遇埋进关山陵园。
那时，谁要提起武大二字，我就会生出腆脸赖活的羞愧。
二
应该说我的武大梦始于少年。那时虽然流行读书无用，全国在学张铁生和黄帅，但知书识礼的外婆却一直在对我进行理想教育。她来自江汉平原，也算书香门第，在那个知识有罪的年代，她似乎早已窥见了这个国家的未来。她所了解的只有武大，于是我也相信那就是唯一高贵的学府。更重要的是她的一个侄儿，我们唤作大伯的那个传说中的奇人，就在那里任教。准确地说正是这位大伯，更加激起了我对这所遥远大学的向往。
我从79年起，即开始了与独身的大伯的频繁通信。他结束右派生涯后调到武大主编《美国当代哲学研究》，不断地从武大图书馆给我借寄各种那时山里没有的书读。我工作后假期常去陪他，他是40年代初的武大地下党学生，苏雪林的弟子，谈起母校来自然如数家珍。那时，武大刚好进入辉煌的刘道玉时代，大伯不断给我讲学校的各种变化，鼓励我来考研。我知道我外语不行，大约是没有机会来传承大伯的衣钵了。
那时，祖慰写了个报告文学叫《快乐学院》，记录的正是刘校长和一群优秀学生的故事，确实读得我心潮澎湃充满艳羡。【那时真未想到几年后，我与这些神话般的人物，会有缘成为一生的知交】仿佛老天要帮我了此夙愿，85年大伯紧急来信，告诉我刘校长决定开招插班生，让我火速备考。浑浑噩噩的我，终于看见命运的转机在向我招手了。
考试是分为文化课和社会业绩。文化课我自然不怕，但业绩是比已经发表的作品。我是所谓“地下写作”的出身，变成铅字的有限，兼之只写诗，多半比不赢那些写小说的。幸好中文系主任白嶷岐先生和教务处领导於可训先生青眼相加，为我说项。86年，我终于成为中文系七个插班生之一，走进了珞珈梦乡。
三
所谓插班生，即按专科身份直接插进三年级，读两年，修满125个学分，拿武大本科学位。真正吸引人的是，一切享受同等待遇，档案调进学校，毕业重新分配――在那个年代，这就意味着是对人生洗牌再开新局的机会。否则，在人事和户籍制度奇严的当日，走出深山，还真只是一个遥远的梦。
插进三年级是指听课，在管理上则七个人单独编班，由丁忱先生做导师。丁先生是黄焯先生的关门博士弟子，章黄学派第四代传人，专治音韵训诂。我入学前在此方面有点基础，参与点校《黄焯文集》还能略尽微薄，所以先生对我则向来宽容。应该说，当时刘校长所形成的校风，即是自由和宽容。
80年代的武大，确显生机勃勃。各种讲座，各种学生社团活动，一大批活跃的中青年教师吸引着莘莘学子的眼球。今日已成名家博导的易中天、於可训、赵林、邓晓芒等，当时还都是讲师，由于我们可以跨年级跨专业选修，凡是好听的课，我们皆趋之若鹜。老师对我们这些已婚学生，多少有点法外开恩另眼相看――行动更显自由一些。那时的师生关系也比较好玩，似乎犹存民国大学的流风遗韵。比如赵林先生下午讲社会心理学，中午就跑到我寝室来，开个午餐肉，我们就对酌几两，然后再飘然去上课。樱花时节，导师会带我们六男一女去游湖，然后诗词唱和。有次我和丁先生的春游诗同时发表在晚报上，先生看见后，会专门跑来对我说――还是你写得更有诗味。
入学未久，我就受一家杂志委托，去随队采访长江漂流。一走个多月，镇日飘在江上，系里却豪不为难。我选修了沈祥林先生的古代文体学，只交作业，未去上一回课，同学告我，每次沈先生都会问――那个野夫来未？我有些惶恐，结业考试是各交一篇文言文或诗词，我决定去面交并请罪，结果先生却说――我只是想看看你，你是我执教二十几年来古代文体写得最好的学生。这样胸怀的老师，你无法不肃然起敬。
我有个师兄王梓夫来自北京人艺，我们俩同时选修了一门话剧艺术课，讲课的是位满头银发的老先生。因为讲课举例多采自人艺的剧目，老先生知道梓夫在，每堂课休息都要过来问――我讲得对不对，你多指点。这种大学者的虚怀若谷，害得梓夫不好意思再去听课。
於可训先生和易中天先生，那时就算是中文系的王牌讲师，却是一点架子没有。於先生经常邀我去家里喝酒，谈些课堂上不便讲的话题。他是治当代文学的，国内的名作家多与之过从甚密，儒雅的外表里，却有着十分的血性。易先生则对我知遇多年，两年寒窗，与这些师长结下的竟是一生的胜缘。
四
因为是刘校长改革创新招生制度，破格把我们从社会打捞出来的，所以许多人视我们为武大的“黄埔系”。当然，校长也有几分偏爱。每学期初，会集中各系的插班生开个座谈会，校长亲自来训话。其他系的人数更少，但更是人中龙凤，有的多是各地树立的自学成才楷模，能被校长改变命运，心中无不充满感激。从今天的发展来看，多数人皆成了高知高干或高管，应该说，没有武大，也许大家还在混迹于泥涂。
校长对我的关爱，则可用天高地厚来形容。毕业后有几年，我曾经堕入人生的真正底谷。校长不断来信给我鼓励，甚至带着几个博士来探看，赠书送药，救我于绝望之渊。
当然，学校也有少数员工师生，对插班生是略有微词的――尤其对中文系。他们的理论自然是认为大学并不需要培养作家，总觉得这些散漫无行的所谓文人，不过是来混文凭的。临到毕业，都要论文答辩，不免有人想看笑话。我的论文导师是白嶷岐先生，选题则是“周作人晚期思想管窥”――我为这个著名的汉奸做了篇翻案文章。我私下先拿给於可训先生评估，於师内心比较认同，但担心太偏离主流话语，是否会在答辩时被发难。但结果白先生竟然也认可，论文遂得以顺利通过，后来还公开发表在南方一个大学学报上，算是未负武大两年诸位恩师的错爱。
毕业分配时，正好海南建省。我因不想呆在湖北，同时也想赶所谓特区的潮流，便向系里提出要求，希望能分到琼岛，或者就是西藏。系里尽量成全我们的梦想，于是88年我又成了第一批赶海人。以后的命运则似波峰浪谷，几乎遍历了人间的五味百苦，此处就不再赘述了。但无论怎样的沮丧困顿，回忆起在武大结识的诸多师友，总觉得背后还有力量，还在支撑着我去面对悲苦人生。
在人艺看观众
除开在北京，话剧似乎已经不怎么存在了。在这样一个曾经小到乡镇都搭满了舞台的国度，观众仿佛一夜之间突然集体退场，使无数编导和演员们都一下子尴尬起来。所幸的是，也许由于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存在，使得一批真心爱好话剧艺术的人，便像某个荒岛上孓然的古老部落一样，依旧能够在王府井的一隅，保留这么一点近乎古旧的爱好。
自然，人艺从某种角度上说，大抵可以代表这个国家的一流表演艺术水平；这也是它所拥有的观众，不至于太多水土流失的原因。不过，这并不是一个庞大的群落；事实上，在这个繁华喧闹世界的诱惑下，仍然不醉心于KTV或迪厅之类而甘愿在此坐冷板凳的人，绝对不会众多。因而，人艺的观众越来越接近于一种俱乐部会员式，或者说，像一个沙龙。在其中，是常常可以感受到一些老派文明的。
在人艺看戏，常常令我倾倒的不仅是表演者本身以及导演独出心裁的诠释；同时，我也叹服于那些观众的集体风度。无论大剧场小剧场，大家安静地次第进去，不须对号入座却从无人为此争闹。演出过程中拥有手机的人都自觉关机；没有说笑，所有的人都小心翼翼地尽量不弄出一点响声。精彩之处，掌声和笑声都很及时且适可而止。演员谢幕，观众集体起立以长时间的掌声答谢，总会有鲜花恰到好处地奉上。然后，循序退场，无论中外男女，都显出一种与平日坊肆迥不相同的书卷气来。
这是这个时代日渐稀少的一种现象；当这种本属于正常且应有的表现还能残存于身边时，却往往反而让人感到诧异。实际上，在每个城市时至今日也并不缺乏优雅的各种艺术登台上演，但却较少看到如此整齐的集体教养。而在人艺，我并不相信台下的人们都是绅士淑女，或者多为具有高雅趣味的圈内人。但这些由各色人等所组合的这么大一个观众群，当坐进这个当年老舍、焦菊隐、曹禺等大师掌门过的小小首都剧场时，却都能唤起一种对艺术的尊重；浮躁心灵顿时获得一次宁静的洗礼；文明人类潜在的对高尚风范的追求和摹仿，也都即刻表现出来。这，也许正是精品文艺对民众潜移默化的另一种功用。
卢梭似乎说过：城市需要戏剧，而堕落的市民却喜欢小说。也许卢翁的原意并不能用来论证我这里的观点，但姑且借用一说，也并无不可。也就是说，我所欣赏的人艺，已不仅在于精湛的话剧本身，同样，看观众也是一种享受，一种古典情怀式的醉心。在那种彬彬风度中，隐含着民族气质中那些高贵的部分。所以希望，这样的戏剧和观众不仅是博物馆式的陈列，而是扩展到每一个城市中去。
无边的门和一个诗人
一
在名城，在这样一个著名的年代，我赁居市井深巷的门被轰然撞开，一个诗人裹挟着二十世纪末代初春的黄昏滚滚而来。
他象金庸笔下的暗器名家一般不断从怀中腋下发射出二锅头、花生米、即食面、烟诸如此类足以击倒任何一个流浪汉的东西；而最终使我受伤的则是他的这本诗集——这致命的袖箭以最诡异的手法和刁钻的角度扑面而来，足以洞穿每一个猝不及防的英雄。
不宣而战，挑灯夜斗，仿佛中世纪的武士裸体对阵性命相搏，关于诗、关于文、关于青春革命醇酒妇人，竟至于一时间杀气弥天悲风四起……
在名城、在这样一个充满金属喧嚣的年代，我不知道除此之外更有几人还能这样陶然于草草杯盘和昏昏灯火中，去玄谈一些干卿鸟事的话题。诗人啊，这荒年中最丰盛的晚餐就这样开始罢！
二
人类的文明始自于门——在遥远的野蛮而又最本真的年代，那些巢居于莽林中不断自我放逐的初民们，当整个世界和他们都裸裎相对时，何曾需要门的卫护？那第一个在洞穴前结扎篱笆把爱情和财富深锁的人，必是人类罪恶的始祖——然而文明也正从此诞生。我们开始通过一扇菲薄的门认识父亲，我们在门上刻下了光荣的族徽和神性的脸谱。
只有在门的概念形成之后，才会诞生家、诞生爱、诞生隐秘、诞生杀伐与仇恨，最后诞生城堡以及无数动人的诗篇。在此一切之后，门不再是门，只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存在着，也只有灵性的诗人才拥有那解码的锁钥，才能穿过一扇扇不同形式的门抵达世界的深处。
三
全部历史就由这样一些城以及必不可少的门所构成。我们面对每一个时代、检索每一段汉帛秦简，无非都是在叩击那些语词背后的城门。
每个世纪都有它的巨匠，每个巨匠都用生命筑起了他自己特有的城门。每个城都让隔世的人感到高不可攀，每扇门都使异代的人觉得深不可测。
我们生得太晚，我们无法不去直面这些高山仰止的名城，无法绕开这些形而上的豪门去深入堂奥，无法不去反复推敲以期登堂入室。
四
门啊！使我想起无数催泪的典故——
望门投止的末路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