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寻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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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美寻美-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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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这样国家的拉美人更为他们的原生态而自豪。一个国家值得自豪的事情并不等于在别的国家也值得自豪,理解了这一点,对于我们保持清醒头脑、加强对外交往、获得更多共同语言、促进相互合作、推进建设和谐世界,确实非常重要。
第10节,第三十二章:拉美走出来的中国“铁腕”外交部长…——陈友仁
    第三十二章:拉美走出来的中国“铁腕”外交部长…——陈友仁

    拉美小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产生了一位在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新闻人物——陈友仁,他不会讲汉语,不是出生在中国,甚至成家立业后还没有中国国籍,但他于1926年1月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不久任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其后又四任外长。

    陈友仁倡导“革命外交”,与列强谈判时十分强硬,被誉为“铁腕”外长。陈友仁(尤金陈,EugeneChen),祖籍广东顺德,1878年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从小接受英国教育,是当地著名的华人律师。1912年初,他响应辛亥革命,回国效力,先后当过交通部的法律顾问和英文《北京每日新闻》编辑,随后创办了英文《京报》。1917年底,英文《京报》因抨击北洋军阀而被迫停刊后,他离京南下追随孙中山,成为其晚年不可或缺的助手。我在担任中国驻苏里南大使期间,多次到过苏里南的邻国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多次与中国驻特多大使杨优明见面,几乎每次见面我们都会聊起陈友仁。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驻特多大使馆和驻苏里南大使馆都联合侨界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我和杨优明大使在不同的纪念活动中多次提到陈友仁,杨优明大使还于当年9月19日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一位大使缅怀辛亥革命志士陈友仁》的文章。陈友仁的儿媳妇陈元珍住在美国加州伯克利,我出任驻旧金山总领事不久,特意拜会了她。70多岁的陈元珍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很多。她生在上海,母亲为了让她将来进入上流社会,不惜血本送她进美国圣公会办的女校学习,学会流利的英文。1949年之后母亲培养她成为资产阶级小姐的梦想化为泡影,而她在1950年认识了从伦敦回国、不会说中文的陈依范,结为终身伴侣。1972年她随丈夫赴美国讲学,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现已退休。见到来自祖国内地、特意来看望她的人,特别是特意对陈友仁表示敬意的人,她非常兴奋。她用6年时间写了《民国外交强人陈友仁:一个家族的传奇》一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9月出版了该书。
第11节,特立尼达的第一个华人律师
    特立尼达的第一个华人律师

    杨优明大使在纪念陈友仁的文章中说:“陈友仁是一个令人景仰的著名辛亥革命人物。但很少有人知道,陈友仁来自加勒比美丽的双岛国特多。他1878年出生于特立尼达岛南部城市圣费尔南多。在这里,陈友仁是永远的尤金陈。陈友仁这个名字是他回到祖国参加革命后根据尤金的谐音取的中文名。当地的华人很自豪地告诉我,特多有两位中国大名人,一位是中国舞蹈大师戴爱莲,另一位就是辛亥革命志士尤金陈。我还多少有些惊讶地得知,陈友仁在特多,曾是出了名的年轻富豪。陈友仁从小天资聪颖,学习成绩优异,毕业后当上了律师。他三十而立就事业有成,在首都西班牙港开了一家私人律师事务所,置地,买股票,还拥有豪宅和多处庄园。不仅如此,他在伦敦也有几处房产,每年乘坐海轮横渡大西洋去度假。在种族歧视严重的殖民年代,他身为黄种人,能够聚集足以支撑一家人在英国过上流社会生活的财富,实属不易和罕见。陈友仁生活优裕富足,似乎就将这样无忧无虑地在风光旖旎、气候宜人的加勒比度过他的下半辈子。”t米t花t书t库t ;www。7mihua。com

    按照陈友仁儿媳陈元珍老人的说法:陈友仁的父亲陈桂新原是当地的一个木匠,人称“阿陈”,客家人,是个贫苦的农民。他吃苦耐劳、倔强不屈,因为穷困和内心的不平,后来参加了洪秀全领导的起义,成为太平天国的将领;其母亲祖籍深圳宝安。阿陈1850年入伍,一年后晋升为东王杨秀清的贴身侍卫。太平军准备攻打武昌,阿陈主动请缨远征前线,并且凭借少时练就的木匠手艺为太平军搭建浮桥,使得大军成功登陆武昌。这大概是陈爷爷作为太平军最为光彩的一笔。后来,太平军又攻下南京,可是由于天王和东王争权夺利、内讧不断,最终兵败。陈逃亡海外,当“猪崽”,做苦工。在加勒比海的一个小岛上,陈爷爷成了一个剃头匠,靠手艺吃饭,没想到却被当地一个华裔商人梁兴看中,成了他的女婿。婚后不久,他们就迁移到英属特立尼达定居。他们辛苦建立了自己的小农庄,并且一起养育了6个孩子,大儿子叫尤金,也就是日后跟随孙中山先生的民国外交家陈友仁。

    尤金12岁的时候,父亲阿陈就去世了,他学习很努力,希望能够出人头地。功夫不负有心人,1898年,陈友仁毕业于西班牙港的圣玛丽学院。当地一位著名律师史密斯看中了他,愿意收他为徒弟,经过5年的学习,他获得了初级律师、转让证书者和公证员的资格,此前这种资格只授予具有英国公民权的人。陈友仁通过考试取得律师执照,成为特立尼达的第一个华人律师,成立了自己的事务所。

    1899年,21岁的尤金同混血少女爱茜(父亲是法裔庄园主,母亲是法、非混血奴隶)共坠爱河,尤金正式向爱茜求婚。客家人习惯于自成小团体,互相依靠,在那个相信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里,陈奶奶对尤金选择一个受过现代教育的外族女子非常不理解,亲朋好友也给尤金施加了很大压力,但这些都没能阻止这两个相爱的人结婚。岳父不仅有钱,而且乐善好施,尤金在婚后事业突飞猛进,他在当地第一个雇佣了女秘书兼打字员。不久,尤金就以友好、有效及诚实的信誉赢得了客户的信赖,特立尼达的大部分华人与印度人都成了他的长期客户,他成为特立尼达华人社区出名的大律师,少数族群都来找他打官司。尤金在经济上日渐富裕,先后投资了几个种植园,每年都有可观的收入,一跃成为当地的著名人物。他的儿子陈丕士追述道:“他在几个可可种植园投了资他也是首批购买拉不雷亚的一些油田的人士之一。他还在巴里亚的一个小岛上拥有一座别墅。”陈友仁并不满足于在特立尼达的富裕生活,他每年去英国度一次假,在那里,他结交了不少中国留学生。

    1911年他携妻子儿女移居伦敦。同一年的秋天,他在华人社团碰见孙中山。偶然的相逢却成为友仁生命中的转折点。几个月后,1912年初,陈友仁回归祖国,报效革命。

    陈友仁与原配梁玛丽(祖籍广东宝安)先后生了7个子女,但只活了4个,其中大儿子陈丕士后来成了香港著名大律师;次子陈依范是一个出色的画家,1927年陈依范到武汉协助父亲工作,从一个资产阶级少年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终生以他的绘画、写作以及演讲的才能为革命服务,在中共领导的革命事业中作出了贡献。女儿西尔维娅成为著名舞蹈家,约莲达是电影摄影师。梁玛丽于1926年病故后,1930年,陈友仁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之女张荔英在巴黎结婚。当时,张荔英正是青春年少,却执意要嫁给年长自己近30岁、她眼中的“天下第一美男子”陈友仁,两人婚后感情甚好。1941年,夫妇二人在香港一同被日军拘捕并被转押送至上海,长期遭到软禁。陈友仁逝世后,张荔英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被释放,后移民到美国、法国、新加坡等地,20世纪90年代去世。
第12节,孙中山的挚友
    孙中山的挚友

    尽管从未回过中国,但事业成功、家庭幸福的陈友仁从小就胸怀大志,知道自己虽然拥有英国国籍,但骨子里仍是个中国人,祖国的兴衰与自己的命运紧紧相连。报效祖国一直是他的一大心愿。

    1911年秋天,陈友仁与往年一样到英国去度假。在伦敦,他遇到了老朋友菲利普陶和伍连德博士。当时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刚刚传到伦敦,埋藏心底已久的爱国之情让三人热血沸腾、彻夜难眠,经过再三考虑,他决定马上回国。本来他还想先回家安排一下,但理智告诉他,如果回去,定会被儿女情长所困,于是狠下心来,只给妻子发了电报,告诉她自己的决定,并嘱咐她把孩子送到英国去接受教育,然后匆匆启程回到中国。0米0花0书0库0 ;www。7mihua。com

    回国后,他到北洋政府任职,被交通部聘为法律顾问。此后,他离开交通部,任《北京每日新闻》编辑。再后来,由于在政治上敢于发表与官方立场相悖的言论而被迫辞去职务,他便开始创办英文《京报》(PekingGazette),自任主笔。作为一位在北京以英文写作的卓越新闻工作者,陈友仁很快在国内外知识界有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

    1916年,通过廖仲恺的介绍,陈友仁在上海法租界与孙中山见面,由于共同的民主思想和文化政治修养,两人言谈甚欢,相见恨晚。1918年5月,陈友仁在《京报》发表《出卖中国》,揭露段祺瑞与日本密谋借款1亿元的丑举,结果被段以“妨碍公务罪”逮捕入狱,判处4个月监禁,报纸被查封,于是他南下广州,追随孙中山。

    1918年秋,陈友仁任广东军政府外交及法律顾问,成为孙中山的亲密助手。1919年,他作为南方的中国政府代表团代表(北方代表为北洋政府)出席巴黎和会。在和会上,当时作为北洋政府首席代表的顾维钧,征求了包括陈友仁在内的代表团各成员的意见后,强烈表示不同意列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有关日本在山东权益问题的决议,拒绝签字,从而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1919年,陈友仁回到上海,此时孙中山正受桂系军阀排挤,在上海撰写《建国方略》。陈友仁没有因孙中山在革命中受挫而离开他,而是根据他的意见在上海创办《上海时报》,该报继承了《京报》敢于批评时政的传统,这位“用英文写作的辛辣作家”,几乎每天都要写一篇社论。不久,为筹集办报经费,他到伦敦要求夫人专程回特立尼达变卖全部产业,倾囊办报并资助孙中山的革命。

    陈友仁跟随孙中山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孙中山对即将召开的巴黎和会非常重视,期待能借此废除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他对北京政府派遣的代表团不放心,对北京政府任命的南方代表王正廷也不满意,于是陈友仁就作为“欧洲和平会议专门委员”(语出《申报》,1919年2月28日)前往巴黎,名义上是南方代表的顾问,实质上却“不是去参加和会,而是去监视中国代表团”的。陈友仁不负重望,在和会期间做了很多工作,“不但代表南方发表了许多公开声明,举行过记者招待会”(《顾维钧回忆录》第1卷,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78—179页),而且还为中国代表团起草了向和会提交的正式文件初稿(《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乔厄莫里循书信集》,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64页),体现了国民党在外交事务中的积极作用;当收回山东主权无望时,他又提议中国代表团退出和会,以示抗议(陈一文:《陈友仁及其儿女们》,未刊稿。陈一文,陈友仁嫡孙)。巴黎和会结束后,陈友仁就山东悬案向美国上议院发了一份长电,既诚挚地希望美国能助中国一臂之力,尽快修正对山东问题的处理,又委婉地批评威尔逊总统违背自己的诺言,视中国陷于窘境而无动于衷。整份电报有理有节,不卑不亢,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权、要求实现领土完整的强烈愿望。陈友仁的电报受到美国舆论的高度评价,指出“明哲之士眼光如炬,对于此问题固自有最高之见解,即如陈君代表中国之呼吁,以中国所受之不公道置诸世界和平受危害之后,实具有卓识。盖彼之呼吁以正义为先,而利益为后,诚有见夫大者”(《申报》,1919年7月31日、8月6日),使国民党在对美外交中崭露头角。陈友仁的表现令孙中山非常满意,从此对他更信任了。
第13节,
    “倾向俄国”的革命家

    孙中山曾多次向西方国家求援,但屡屡受挫。陈友仁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关系,认为苏俄在外交上十分孤立,急需在中国寻找政治伙伴,而北京政府又不太可能成为它的联合对象,因此“国民党应该向俄国人寻求军事上和政治上的援助”(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4页),这对国民党和苏俄都是一种双赢的选择,陈友仁不但积极向孙中山建议,而且直接参与了孙中山“联俄”的过程。

    辛亥革命之后,发生许多大事件,其重要性莫过于由陈友仁设计、获得孙中山肯定的“倾向俄国”政策,它后来演变为“联苏容共,扶助工农”政策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陈友仁不仅向孙中山建议“倾向俄国”政策,而且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孙中山决定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执行“倾向俄国”政策,他任命陈友仁单枪匹马进行。除他们两人之外,只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知道。这就是为什么一谈到苏联早期与孙中山的接触,大家只知道从海参崴或者莫斯科派来的共产国际的代表,而不知道早在1918年孙中山便委派陈友仁带着给列宁的信,到美国交给一位可靠的华人朋友,想方设法转往莫斯科。

    1922年4—6月,当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达林就合作事宜进行会谈之际,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被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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