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公务员，他们希望我们不要看到、听到、说到有关避税港的任何罪行。这种“三只猴子”的态度（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译者注）起源于大家对金融丑闻会毁了泽西的名声这样一种存在已久的畏惧。这种千方百计掩人耳目的策略风险很高，最后，当《华尔街日报》披露瑞士银行巨头UBS的一家叫做堪崔德银行的子公司与英国的一名通货贸易商罗伯特·杨的交易关系违反了美国反犯罪组织侵蚀合法组织法案时，它终于崩溃了。在对政治和金融利益间的重叠进行了一系列长时间的曝光后，《华尔街日报》断言泽西是一个危险的离岸区，“靠松懈的管制和政府干预存活” 。纽约的副检察官约翰·莫斯克甚至更尖锐，他评论说：“当法律需要它与犯罪势力合作时，泽西会认为自己的工作并不要求它将那些犯罪分子隔离出来。”
在泽西岛上，如果有人问一些让人尴尬难回答的问题，就会被告知不要“将小岛的家丑外扬” 。如果他们坚持这样的话，他们会被建议“在次日搭艘船离开” 。在这个小社会，没有有效保护揭发者的机制，没有很多可供选择的工作机会，这种姿态有效地压制住了反对者。结果，泽西民众就像很多小社会的人民一样，小心翼翼地避免公开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一位在医院当清洁工的老奶奶露丝玛丽·帕斯特拉纳曾公开反对将泽西岛作为避税港，她说：“泽西只会围着富人转，如果我们谈论避税港就相当于把自己放在断头台上，如果他们不能让你闭嘴，他们就会威胁恐吓你。”令人悲哀的是，岛上的离婚、酗酒、滥用毒品和家庭暴力问题都非常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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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0）
就像其他避税港一样，泽西的税收政策旨在创造一个对“微型母鸡”和非居民公司有吸引力的税收环境。泽西对外宣称，泽西之所以吸引离岸企业是由于它的稳定和低税率体制，而且它还是资本进入伦敦金融城的一条重要渠道。这些言论都忽视了非法资金流动和避税这些让人忧虑的事情，尽管所有的证据都表明泽西被用来隐藏贪污的赃款和逃漏税，但岛上的高层人士却极力否认泽西是一个避税港。实际上，尽管税率大致保持在20％的水平已有数十年之久（由20世纪40年代初期，德军占领泽西岛时确定），但税务机关不断修改税收制度，创造吸引非居民企业来岛的新政策工具。例如，1984年，政府终于颁布了一部信托法，以确立在泽西设立离岸信托机构的执业合法性。20世纪80年代后期，引入了一部新法规以将某些免税企业归入一类特殊范畴，与本地经济体相比，这些企业享受不一样的待遇。1993年，引入了一部法规，该法规允许成立“国际商业公司”，准许有非居民股东的公司按照它们在岛上登记的利润总额来商议税率，税率处于0？5％～2％之间。这些新形式的公司被“用围栅围护”起来以独立于当地经济组织，使它们免受居民企业和个人的利用，而且这些公司的引入是有特殊目的的，意在吸引避税活动。2005年，政府当局决定将所有公司的企业所得税降低到零，以与其他提出这一税率的避税港竞争。2006年1月新法律开始生效，它允许“受保护的小公司”参与离岸保险活动以及将资产转换为证券再出售。
不断有来自合法避税行业的压力，要求避税港创造新的离岸公司实体类型。一些大银行和会计师事务所正极力寻找合适的、能满足它们要求的傀儡政权，此时，如果缺乏比较优势，而政治又很脆弱，小岛经济体则可能会在政治上被它们俘虏。这解释了为什么安永国际会计公司（Ernst & Young）和普华（Price Waterhouse，现在为著名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这两家会计公司能够轻而易举地说服泽西的高层政要快速通过创立一个不同的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立法。这个法律的目的意在保护在它们由于审计疏忽而给股东造成损害时免遭股东起诉。这两家公司委托伦敦金融城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起草法律，支付的费用超过了100万美元，接着与泽西立法机构的金融和经济委员会主席皮埃尔·霍施福达成一致意见，由后者将其作为既成事实呈交给州议会。但始料不及的是，有一小部分政要抱怨这种向州议会呈交法规的方式，由于利益冲突，一起政治丑闻被捅了出来。该法规的反对者们争论道，这座小岛成了“出租立法权”的小岛，而且对泽西州政府如何成为跨国企业的俘虏表示了更广泛的关切。他们的担忧被上述两家公司中某一家的一位高级合伙人所证实，这个合伙人随后在英国会计新闻界宣称：“我们完全可以保证该法律草案3月份提交给州议会，并通过（补充强调道）……9月份会出现在法令全书中。”
最终，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法成了泽西岛法令全书的一部分，但在泽西，没有哪家企业采用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形式。自始至终，这一行动的真实目的都是为了给英国政府施加压力，以降低英国自己对有限责任合伙企业的管制力度——这是一种很有效的策略。泽西的统治者大多都从泽西岛的避税港法令中获得个人利益，他们很少因以这种方式出售岛屿的政治主权而感到内疚。尽管还有那么一些的政治家坚持立场，反对某些避税港法令提议，而且还有一个令人鼓舞的公民激进主义分子团体在《卫报》上公开表示质疑，说“我们不想出卖我们的小岛。”但大多数岛民对这种使泽西州渐成俘虏的过程不闻不问。
由1997年有限责任合伙企业法规提交给州议会的方式所导致的政治危机引起了英国政治家们的注意，包括即将上任的工党政府高级内阁成员。泽西突然发现自己处在不受欢迎的境地中心，不仅仅是不受英国政府欢迎。英国政府指派了一位前财政部官员安德鲁·爱德华兹来检查泽西的管制行为，而且也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的财务行动特别组织的质疑，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是负责加强监管以抵制恐怖分子和全球毒品交易洗钱活动的机构。与此同时，作为工业化大国智囊团的经合组织（OECD）也于1998年发起了反对有害税收行为的公开活动。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像泽西一样的避税港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彻底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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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1）
爱德华兹的调查报告于1998年发布，其中列出了对英属皇家领地的153条监管体系的改进措施，但是，它没有公开披露对离岸公司和信托机构的收益所有人的要求，没有离岸信托机构必需注册的要求，没有公开信托机构的设立人和受益人的要求。我曾随一位政治家参加了安德鲁·爱德华兹的口头听证会，我们向他提议说，无论如何，泽西的离岸信托机构必需登记托管财产者和受益人的细节，而且应对年度财务预算进行归档。即使是这些小建议也没有被采纳，我们对此感到很失望。一次提高透明度的机会又这样错过了。不幸的是，在忽视了更广泛的非法资金流动和逃漏税的情况下，通过承认针对恐怖分子和毒品资金的管制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似乎将避税港合法化了。这种没有触及离岸信托机构隐秘性根基的变革是一种失败，这意味着即使是今天，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像泽西一样的避税港都还一如既往地存在很多这样的公司。
我们在次日清晨搭船离开
我在避税港的政府中工作了10多年，看到了很多合法避税行业的政治腐败和破坏性活动的内幕。在此期间，每当面对与某些政治家和我的部门上司——泽西州首席顾问出现不合的境况时，我都一直努力保持我的正直品性。但这种紧张状态有时候让人难以忍受，特别是当我的部门毫无希望添足人手，而且不得不持续地超负荷工作时。我明白，我的经济顾问工作在外人看来就是将那些不合法的事情合法化，我岛外的朋友因我涉入这些事情而经常表示他们的不满。事态变得越来越糟，1997年，旨在通过将我的顾问工作角色约束在仅向高层政要进谏而非向整个州议会进谏，以此取消我的职业独立性的计划被拿出来公开讨论。在我40多岁时，我的两个儿子都到了上学年龄，此时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我必须决定是继续留在这个重重受限的职位上，还是听从我良心的安排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但我并不喜欢离开泽西的想法。我已经在这个小岛深深扎根。当一条在小池塘里相对来说的大鱼其实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毕竟，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而且虽然工作负担很重，但我还是可以让我的工作与生活保持平衡。我是岛上电影协会的会长，而且为BBC泽西电台作影评。周末，我在泽西岛的西海岸冲浪，参加双体船航行比赛。我的妻子同样也在忙她的美术事业，我的两个孩子都出生于这个小岛。安于现状的诱惑是很大的，特别是在对我们的乔治风格的市区住宅刚刚完成修葺后，我们正想着要好好享受一下这项大工程的成果。安全、高薪的工作和相对而言较舒适的生活方式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留在泽西。
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内心反省，1998年1月，我辞掉了泽西公务员的工作，但同意干完6个月的公告期。我的辞职消息在《泽西晚间邮报》上刊登后，有一家猎头公司跟我联系，开出了两倍于我现在收入的价钱，希望我能加入一家离岸公司管理企业的管理团队。我知道这家公司，而且也喜欢它的管理团队，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它提供给我的这个机会。6月底，我们组织了一个“明晨搭船离开”的聚会，跟我泽西的很多好朋友告别，两天后，我们登上了从圣赫利尔到英国威茂斯的渡轮。我站在甲板上，看着泽西岛北海岸的峭壁渐渐消失在雾气中，感慨我自儿时就深爱的泽西岛现在却已变得面目全非。尽管我以前自称自己是泽西人，并曾为此感到万分自豪，可现在我却感到万分羞愧，这个岛已被那些将它滥用作避税港的人的贪婪和自私自利吞噬掉了。泽西由于泛滥成灾的汽车和难看的办公大楼变得过度拥挤、物价奇高，它失去了它曾经的社会意义和个性。就像有天晚上一位泽西州的前议员杰瑞·多瑞在圣赫利尔艺术中心跟我描述的那样：“泽西已经建立了希尔顿酒店会客室那样的社交体系。它已经成了一个为追逐金钱而日渐被人们疏远的趋利者集合体。”我岛上的朋友认为我离开泽西的决定实在是太疯狂了。也许还是有那么几个人理解我离开的真正动因。事实是，我再也无法忍受与这个离岸经济体系有任何的关联，也不希望我的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认为我们就是通过助长其他地区的贫困和不公来挣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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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第3章 黑金：离岸银行的隐秘世界（12）
我很快在位于伦敦和牛津之间的奇尔特恩丘陵（Chilten Hills）安了新家，找了一份出版和咨询公司的管理工作，这家公司专门从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政治和经济风险评估。但我与离岸避税港的“缘分”却没有就此结束。1999年，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给了我一项咨询任务，请我加入一个小组调查避税港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影响。牛津饥荒救济委员会的报告《避税港——为根除贫困而让渡隐藏的万亿资金》于2000年6月发布，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反响，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估算了由于跨国公司有害的税收行为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每年500亿美元的损失。不用说，泽西岛的政要和银行家都不会为我参与这些研究而感到高兴，他们认为这是一次“对小岛的抨击。”我在《金融时报》、《护卫者》和《世界报》这些国际报刊或者BBC的时事节目中对避税港的严厉批判都被视作对小岛的彻底背叛。而泽西州的公共宣传机构做得更过分，它们将我描述成一个充满怨恨、性格扭曲的人。在伦敦有两位BBC记者曾分别告诉我，他们都曾被泽西州高层警告说不许对我进行采访，原因是我纯粹“受个人利益驱动”，我才不管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位新闻记者告诉我，泽西财政部——泽西岛金融行业的营销部门高级主管菲尔·奥斯汀曾联系她，含沙射影地说我与英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组织有联系。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一个专家助理理查德·昂也曾在由文鲜明（Sun Myung Moon）所有的《华盛顿时报》上撰文诽谤我，滑稽的是，文鲜明在受到逃漏税指控时被宣判有罪。2005年，我扬言如果《泽西晚间邮报》的主编克里斯·布莱特不发文收回对我的性格和动因的诬陷，我将向英国新闻申诉委员会告发他。他立即认输了。所有这些都很可笑，而且都是一些无聊的政治争斗，压根儿就不需理睬，但是它表明避税行业在受到合法调查时会变得怎样的气急败坏，手段又是如何的卑劣。这些人都会搞邪门歪道；这里涉及巨额赃款；这里有着数不清的家丑。
2002年11月，很多民间活动群体、学界人士、记者、金融专家和其他一些专业人士汇聚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讨论牛津饥荒救济委员报告所提出的问题。我随英国学术界和活动参与者的代表团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者对避税港影响的深刻认识和广博知识以及他们创立一个民间组织网络以将我们关注的话题提上国际议事日程的决定让我大受鼓舞。在那期间，我们都同意设立一个机构以配合研究和活动。4个月后，在英国国会大厦，税收公平连线（Tax Justice Network）正式成立了。全国性的连线活动随后立即扩展到欧洲、美国和拉美，而且2007年在非洲创立连线的计划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着。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中，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亨利·迪克特·怀特详述了对资本外逃和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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