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的开放性的经济政策比封闭性的政策对繁荣来说更有利。”
现在，在85个共同发起人的努力下，ITIC有了250万的营业额。尽管展现了这样的商业利益，但ITIC认为自己还是一个“发展和教育基金”，并且在美国国内税务署是作为一家免税、无商业目的的组织注册的。“我们用一种中立的态度和政策决策者分享我们的知识。”威特解释道。他把ITIC描述成一个介于投资者和立法者之间的支持人。然而这家组织只对它的共同发起人负责，这些发起人赞助了ITIC百分之九十的收入，而且董事会被一些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的经理们所掌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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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节：第7章 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2）
在ITIC纯粹的“教育基金”的范围内，金权政体是明显的教育者，而政府则是被教育者。很多西方国家政府、公司以及世界银行之类的机构都和威特有同样的看法，那就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专家建议”来帮助它们的改革进程，把它们带入“最佳国际模式”的轨道。它们认为在经济上和下层基础上的决策已经不是政治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技术问题。并且激进经济改革完成依靠的不是游说，而是简单的建议。
有时，这就是一种委婉的说法。道歉的话从来不会对伊拉克说。威特有点不好意思地对一个会面者说：“我完全不在意，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去伊拉克，你就不会得到其中的利益，这听起来有点伪善。”
④这句话突出的是“分享的东西”，而不是一种通常令人感到尴尬的行为。在伊拉克，由于提出的建议有15万军队的支持，所以很难被拒绝。
ITIC并不是从事于公共教育，而是把焦点集中于官员和政治家身上。“公众总是很难被说服的，”威特解释道，“你知道，我们不做媒体工作。”
然而，ITIC的方法是非常系统的，在政治上也很有经验。他们并不单单停留在当前的政府层面上，而是将目标扩大到未来的潜在政府客户。这项工作在前苏联身上得到体现。根据ITIC的十年回顾，“联邦中的独立国家的高级税务官员们在他们的办公室里没必要了解我们，因为当他们作为杜马代表或政府部门的低级别官员或地区管理者的听众时就已经知道我们了。”⑤肯·波特，雪佛龙海外公司的副主席，这样评价ITIC的角色：“在许多方面，ITIC就像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私人版本。”⑥
ITIC的角色和它们的确是很像，但是丹·威特对于这些说法不屑一顾。“所有这些参加过世界银行项目或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项目的顾问们全都没有真正在工厂工作过，我的意思是，如果他们那么做了，他们就不会在一个捐赠代理部门做每年只有4。5万英镑（8。5万美元）的工作了。”
威特对那些年薪仅仅只有8？5万美元的人的轻视使人想起了他对那些他宣称要努力帮助的国家的态度。
伊拉克的石油工人
“伊拉克是个富国，但它的人民却是穷人。”当我和哈桑·朱马坐在他在巴士拉租的一间小房子里时他这样对我说。这种说法我也同意。尽管这座房子经过了精心的整理，但现在也很难租出去。一些墙上的墙皮已经脱落，有一些还有了裂缝。哈桑真的是相当的幸运，他已经在石油工业干了32年，月薪大约在200美元左右，但这已经足够付房租和维持他一家六口的生活了。根据伊拉克计划部门的统计，半数以上的伊拉克人现在正处于失业状态。⑦同时，劳工部在2006年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五分之一的人口——200万的家庭——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他们每天的收入还不到1美元。⑧
哈桑是一个粗壮的石油工人，50多岁，说话的口气平静中带着威严，使人有一种想倾听的冲动。他对伊拉克的贫富状况的说法是对的。以前的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流域的土地——被称为“文明的发源地”，伊拉克就建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流域富饶的土地上。现在的伊拉克就处于人类最先学会写字、发展农业以及管理城市的地方。尽管水曾经是伊拉克致富的资本，但现在却是石油。所有的现代经济都依赖于此而建立。
伊拉克丰富的资源使它成为西方国家的目标。但是伊拉克的石油工人将成为西方国家达成丹·威特的目标的主要障碍。哈桑·朱马是一个行业协会的领袖，这个行业协会是在萨达姆倒台之后建立起来的，它在伊拉克南部地区代表着一半以上的石油工人。现在石油工人总工会正在第一线为守护本国的自然资源同掠夺伊拉克石油资源的跨国公司对抗着。哈桑认为，掌握本国石油储备的主权对伊拉克未来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石油必须掌握在伊拉克手中，因为石油是我们拥有的唯一有巨大价值的自然资源，我们国家的经济还要依仗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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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节：第7章 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3）
威特的提升以及ITIC的诞生
尽管主要的策略目的是伊拉克和中东的石油储备，这一点有大量的政策文件为证。⑨但他们却敏感地指出，石油只是他们出兵伊拉克的一部分理由。结果，他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被发现他们对战后伊拉克石油政策的改变。而他们的那些私人伙伴和基金会根本就不关心这些。
丹·威特也从以前束缚自己的在政府工作转变为右翼基金会和智囊团的一分子，在那儿他可以更加自信地说出自己的强硬观点。
由于拥有一个西密歇根大学的ＭＢＡ学位，威特动身去新西兰惠灵顿的维多利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在此期间，他几乎成了反管制的代名词。在他回到美国两年之后，他在里根政府那里找到了工作，先是在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然后是总统为私有化成立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成立成为了美国通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政策的转折点。它提出的建议包括一些传统的国家公司和财产的私有化，这其中包括美铁国际企业有限公司和两个海军石油储备基地，并且还对邮政服务进行公开竞标。它的长远目标是有效地把美国公民转变成消费者。这个委员会的报告强调是市场而不是政府，提供学校、公共住房和医疗，而消费者只要凭单对此进行支付。它同样呼吁国际开发总署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私有化。
尽管与里根政府在政治上的联系后来证明对他的前途非常有用，不过里根的经济政策看起来对他并不起作用。一个委员会成员，理查德·芬克给他提供了全民经济委员会（CSE）副主席的工作，这是一个反规制的游说组织，于是威特很高兴地接受了。芬克于1984年利用科赫家族的赞助创立了CSE，这个家族拥有美国第二大私人的多样化投资的石油公司。
在CSE工作的两年中，威特发现了一个新的机会。税务基金会是一个社团领导的组织，它自从1937年起就致力于国内低收入者的交税问题。但是现在它的财务状况出了问题，大约有5亿美元的债务。威特成功地说服CSE做出一个“友好的收购”，然后他就调到这个基金会工作。1991年4月，他成了那里的直接领导者。
与此同时，苏联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而这也是威特把目标从美国国内转移到国外的阶段。
在威特成为基金会的直接领导者7个月之后，税务基金会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参加了1991年11在莫斯科举行的“美苏贸易经济双边会议”。苏共的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和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都参加了这次会议。美国的代表团成员有大使罗伯特· 施特劳斯、劳工部部长林恩·马丁以及代表财政部的约翰·罗布森。当然还有基金会邀请来的许多大公司的CEO们。这次会议标志着威特人生新方向的开始。这次会议时间选在苏联政权正式解体3个星期前，也标志着对新独立的前苏联加盟国家态度的转变。这种转变也对威特和他的同事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1992年的夏天，基金会接待了一个由公司主管们组成的11人代表团。“花旗银行、埃克森、菲利普莫里斯主管税务的副主席们，这些家伙对去当时那些疯狂的地方很感兴趣。”——去俄罗斯，去给俄罗斯财政税收部门的外国投资税务方面提建议。
基金会委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的查尔斯·麦克卢尔执笔一份由代表团发表的声明。麦克卢尔曾经在1983～1985年期间代表财政部工作过。他负责提出的建议最终变成了里根政府1986年的税务改革法案的基础。这项法案削减了顶层税率的税额，同时也增加了低层税率的税额。这就把税务负担由富人转移到穷人身上。
麦克卢尔的声明对俄罗斯的税务系统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包括低收入者的税率，还有强烈建议在通过任何立法前一定要和外国投资者们商量。威特在基金会的时事通讯中评论道：“他对仅仅在提交声明3天后，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就把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由60％降至40％感到满意。”⑩
一系列的访问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之后相继进行，在1993年基金会和这些国家的财政部长们签订了合作协定。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渴望摆脱旧的苏联体制，而威特也愿意用适合美国合作的方式来填补它们的政策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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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7节：第7章 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4）
威特和麦克卢尔认为是成立一个新组织的时候了。于是，国际税务和投资中心在基金会的基础上诞生了，而威特成了它的主席。基金并不难找，这个机构刚刚创立的时候，就吸引了20家美国大公司来做发起人，包括柏克莱、雪佛龙、花旗银行、波音、雀巢和菲利普莫里斯。
下一步要做的是在重新分开的铁幕两边构建政治基础，为了确保ITIC的联合席位，他们推荐了约翰·罗布森和彼得· 沃克勋爵。罗布森曾经在20世纪70年代任民用航空委员会的主席，因他的坚韧和他在航线制定上的反常规而著名，随后，在成为乔治·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之前，他成了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在美国安士制药有限公司的合伙人。
彼得· 沃克同样因为强硬而出名。作为撒切尔首相手下的一名精力旺盛的部长，他曾经打败过全国矿工联盟。同威特和麦克卢尔曾经在里根政权和低税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样，沃克对矿工联盟坚决的斗争使得撒切尔削弱了英国贸易联盟运动的力量。
在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ITIC在影响税制政策方面都获得了成功。ITIC声称他们在俄罗斯推行的原则成为了“国家税法的基础”。1999年，俄罗斯引进了一套新的税务法则，废除了累进制的个人所得税，取而代之的是对所有公民都统一使用13％的税率，而不管他们拥有多少财富。而在哈萨克斯坦，ITIC的影响更加深远。1995年的国家税务法则是依据麦克卢尔编写的白皮书。这套法则实施之前甚至不需要国会的审查。原因很简单，哈萨克斯坦的总统纳扎尔巴耶夫解散了国会。就像俄罗斯的税务法则一样，它的目标也是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把所得税率由60％降至40％以及废除出口税。“这是简单的、包含广泛的、具有商业导向的改革，我们当然欢迎。”雪佛龙的高级财政官吉恩· 汉德尔拍掌叫好。
汉德尔和他在雪佛龙的同事们无疑对ITIC在石油和天然气方面采用特殊的税制感到高兴。1998年，ITIC的哈萨克斯坦矿物税制委员会提出的11条建议中的6条被采纳，并作为税务法则的修正法案或指导颁布实施。
聚集在石油和天然气上的焦点
石油和天然气在ITIC议程里具有重要的地位。在超过10年的时间里，ITIC执行委员会四分之三的成员代表着雪佛龙、英国石油公司（BP）和英国燃气公司。
在这个意义上说，ITIC和美国、英国政府有着共同的政策兴趣点，这两个国家近100年的对外政策几乎都围绕着保护那流淌着的石油。在20世纪的前50年，石油更多地展示了它的军事价值，技术上的优点，使得它作为一种初级原料能够被轮船、坦克和其他陆地上的交通工具以及飞机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石油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希特勒输给苏联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后者控制了阿塞拜疆地区的石油资源。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日本偷袭珍珠港激发了两边控制太平洋和从印尼的石油供应线路的愿望。两边的军事领导者们都明白，如果他们不能确保石油供应的安全，他们的战争机器就会停下来。
从那时起，石油的军事重要性进一步得到提高。在入侵伊拉克期间，美国的军队每天要耗费140万加仑的燃料。但自从20世纪中期以来，石油的经济价值逐渐取代了它的军事价值。用石油工业的历史学家丹尼尔·尤金的话说，就是“不管全球政治格局怎么变化，也不管是帝权力量的衰退还是民族自豪感的涌动，有一种趋势在二战后10年以一种笔直的轨迹迅速上升——石油的消费……石油俨然就是一个得意洋洋、不可质疑的国王，一个身着绚丽服装的君主。”
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者。然而，随着美国供应量的下降以及石油消费在北美、欧洲和后来的亚洲的上升，在石油消费国家和石油生产国家之间的地理断层变大了。石油是国际地理政治学的中心要素，世界上没有哪个地方比中东的石油还要多，中东的石油储备超过了全世界总量的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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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节：第7章 抢劫伊拉克的石油：经济杀手在行动（5）
1980年的卡特政策也许是我们看到的最有力的政策。在他的国情咨文中，他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