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输入型通货膨胀不一定是越南本次危机的直接原因，它至少是在经济走向危境时再推一把的黑手。
暗流涌动的热钱
2007年初，安邦集团以“人傻、钱多、速来”为题，发表了一篇介绍越南经济的报告，生动地描绘了国际热钱追逐越南市场的盛况。一时之间，越南金融市场成为国际炒家的投资热土。对今天的东南亚国家来说，“热钱”早已不是陌生的概念。早在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它们的狰狞面目、疯狂的逐利行为和巨大的危险性就已经暴露无遗。
近年来，在全球流动性充裕和国际各类投资基金扩大的背景下，凭借不断改善的基础设施和引资条件，以及国内外利率差异，越南等发展中国家成为热钱竞相追逐的市场。特别是在刚刚启动的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价格低、监管少、越南当地行业专家不足等因素，让这些行业和区域成为热钱轻松进出、炒作和转移利润的温床。
热钱并不是越南独有的问题，整个新兴亚洲的资本流入和流出量在近年达到了创纪录的高水平。近年来，资本流入流出新兴亚洲的总流量不稳定，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证券投资和其他投资（尤其是银行贷款和衍生品交易）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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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金融机构的“话语权”
在越南货币危机前后，国际机构扮演了非常特殊的角色，他们掌控了可能影响全局的“话语权”，著名“首席经济学家”和研究报告掷地有声，在关键时刻能左右国际舆论的风向。不过，发展中国家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察觉到，国际机构的实际运作与他们的话语之间似乎不那么协调，这些貌似独立的结构自身正趟在浑水中，与所研究的对象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利益。
2008年，正是国际投行摩根士丹利5月28日发布的一份报告，将越南经济推到镁光灯前，一夜之间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这份报告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越南正面临一场类似于1997年泰国泰铢的“货币危机”，而且“很多基本条件已经成形”。 这份报告随即被极其广泛地引用，渣打、高盛、雷曼兄弟等其他国际金融机构紧随其后，也发表了一系列并不乐观的研究报告。6月4日，Bloomberg发布了题为《亚洲奇迹再次面临危险》的文章，对越南和亚洲经济表示了悲观。相应地，惠誉等三家国际评级机构也将越南主权债券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然而，在一片唱空的声音中，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世界银行6月6日发布报告，表示仍然看好越南经济。报告称，越南推出的一揽子经济政策正在起效，越南经济危机的可能性正在减小。世界银行驻越南代表处临时总经理、首席经济专家马丁？拉马并不认同摩根士丹利的报告，“毫无疑问，越南经济正处于困难阶段。但有一点必须说清楚，上述的评价显示夸大了困难。”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驻越南首席经济学家乔纳森？宾克斯也愤愤不平，“摩根士丹利这些银行去年对越南经济的评价是一片光明，称其是亚洲新虎。今年又自打耳光，称越南经济一片黑暗。”
在之前的两年多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各大投行和分析机构基本上一路唱多，表示越南是未来十年的投资乐土。但2007年越南经济问题开始浮现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听到国际金融机构传来负面的声音。对于恶化的经济金融数据，一向嗅觉敏锐的国际投行不可能一无所知。莫非顶尖国际金融机构的预警系统在2007年同时、集体出现了盲区？
可能的解释是，国际金融机构的研究部门以及他们在学术界的代言者们与他们所研究的区域和行业有密切的利益关系。他们的言行受到逐利的驱动，又把握了价值不可估量的话语权，自然要利用好这一工具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发展中国家的人们相信，西方标榜的研究独立性和职业道德在这些方面收效甚微。披上“国际一流研究报告”和“独立学术研究”外衣的声音利用掌握的“话语权”，影响了金融形势，从而为创造投机环境开辟道路。师从“欧元之父”蒙代尔的独立经济学者向松祚一语道破“危机推手”的天机：“希望货币升值的时候，他们会找到一万个理由来证明你的货币如何价值低估、如何应该升值。当他们希望你的货币贬值（即当他们准备或已经做空你的货币时），那一万个升值的理由瞬间就变成一万个贬值的理由。”无独有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江涌在《瞭望》周刊上发文指出，国际上的游说团体在试图影响中国的决策，有一些国际金融财团在中国通过所谓的首席经济学家以及国内被收买的人充当“鹦鹉”，利用国人对外国人的信任心理，传播和宣扬一种偏离事实真相的金融理论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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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比较——横看成岭侧成峰
一个人犯一次错误不可怕，经常犯错误也算不上怎么可怕的事情，最可怕的是，在不同的时间，犯同样的错误。经济危机虽然具有周期性，但到目前为止，世界上的所有国家还没有发生过完全同样的危机。每一次危机都有其特点，每一次危机都有很多值得吸取教训的地方。也许正是因为人们学会了总结经验，避免重复犯曾经出现的错误，人类的文明才会发展，社会才会进步。了解越南危机就是避免出现类似越南遇到的问题。把越南危机与近年发生的若干危机进行比较，无疑能够对正在发生的越南危机有更准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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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日本经济危机比较
与更加晚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相比，发生在将近20年前的日本经济危机在很多人的记忆中都比较模糊。除了时间的关系之外，这次危机基本上只是将日本本国的经济拖入了旷日持久的紧缩泥沼，而对世界其他角落的影响则无法与东南亚金融风暴相提并论。
从日升到日落
日本经济危机酝酿于20世纪80年代，爆发于90年代初，拖累整个90年代成为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它是日本内部经济泡沫膨胀和欧美政治经济压制下的产物，也反映出当时非常特殊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实施了广泛的社会改革，大力开展经济建设，积极发展教育、引进技术、改进管理、扩大出口，从而实现了十多年的高速增长，甚至赶超英德，直到20 世纪80 年代逼近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号资本主义经济强国。1988年，据美国《商业周报》统计，世界排名前30名的大公司中，日本占了22家。1991 年日本的人均GDP 为28000 美元，而美国只有23000 美元，在泡沫经济的高峰时期，甚至日本的总资产也以479160 亿美元超过美国的468142 亿美元。然而，在一片赞扬声中进入20 世纪90 年代的日本，却忽然陷入了停顿，进而泡沫破灭，陷入严重而全面的经济危机。要了解全景，还得从日美贸易摩擦说起。
经济危机前，日本的快速增长都要拜巨大的贸易顺差所赐，而日本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畅销在相当大程度上靠技术模仿和低价格优势。随着出口的增长和顺差的扩大，引起了美国企业的强烈不满，双方贸易摩擦不断，进而在金融投资的多个领域引起了经济摩擦。在钢铁业、汽车业、彩电业、电子通讯产品等敏感行业，双方的谈判一直没有中断过。1985年达成协议，禁止日本的9种钢铁商品进入美国市场。1989年，汽车业出口占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直到日美《维持市场秩序协定》签订后，日本被迫采取对美出口的自动限制措施，日美彩电摩擦才平息下来。为了彻底扭转贸易劣势，欧美主要工业国向日本施压，终于在1985年签订了诱导美元对主要货币有序贬值的“广场协议”。随后，日元对美元的比价在三个月内就从263日元降低到200日元，再降低到1986年的152日元和1987年的121日元。
日元升值威胁到了日本经济的生命线——出口贸易。1986年，日本出现了因日元升值引发的“日元升值萧条”，日本赖以生存的出口增速由1985年的24％下滑到1986年的…48％，实际经济增长率从1985年的41％下降至1986年的31％。为了刺激经济，日本政府相应地从1985年开始实行日益宽松的金融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而拉开了80年代后半期泡沫经济的序幕。中央银行贴现率从1986年1月起连续降低5次，降至25％的战后最低水平。为了抑制日元升值趋势，日本银行持续买进美元、沽出日元，从而造成货币供应的过剩。在宽松的金融政策下，这个时期的日本经济充分利用了日元升值的优势，累计了大量的外汇储备。
然而，危险也在不知不觉中积累。在日元升值的吸引下，日本本土的不动产也急速发展起来。日本经济于1987年开始出现经济过热迹象，这时日本政府本应采取提高利率等调控措施。但是，1987年10月19日星期一，美国股市创下当时的历史最大暴跌纪录，为了保持美国市场的吸引力，避免陷入危机，美国政府要求日本继续保持低利率和宽松的金融政策，从而放任了泡沫的膨胀。
1986年底，日本经济恢复了增长势头，并很快在1987年重振雄风。1986年12月到1991年4月间，是泡沫集中形成的时期，这51个月也被称为“平成景气”。当时，日本房地产价格连年大幅上涨，东京圈地价涨幅在1987、1988年分别达到疯狂的575％和226％；日经指数由1985年末的1311332点一路攀升到1989年末的3891587点，在四年内涨了近200％。日元升值，资金充裕，股市和楼市异常繁荣，人们的心态也格外浮躁。日本国内投机风潮四起，各种教导企业和人们如何巧妙赚钱的“财技”大量涌现，企业和民众热衷于炒作土地、股票、古玩等，“玩财技”的虚业风头压过了实业。中小企业获得过剩资金后也投机性地购买房地产和股票，持续推高资产价格。银行资金大幅流入房地产业，使得地产贷款的比重迅速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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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越南同病相怜
乍一看，日本在当时更像一个已经迈进了发达国家俱乐部门槛的暴发户，与今天还在勤勤恳恳奔小康的越南根本不是“一条道”上的。不过在危机爆发的很多方面，当年的日本与今日之越南可谓同病相怜。若是越南能早一些吸取日本经济危机的教训，或许不会有今日之忧也未可知。
对比两次危机，从问题产生和积累的根源上来说，美国都在其中扮演了不甚光彩的角色。在当年对待日本的问题上，美国对日本忽然出现在发达国家俱乐部里非常惊讶，索性认定日本是沾了美国扶植政策的光，靠不公平竞争才偷偷跑到欧美大哥前面去了，连引以为豪的“美国人的灵魂”洛克菲勒中心都被三菱财团收入囊中，这是万万不能容忍的。于是美国制造贸易摩擦和“日本异质论”在前，泡制“广场协议”在后，甚至于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也要日本来帮着扛。最后，日本的泡沫终于形成了，又“砰”地一声破灭了，洛克菲勒中心也只用半价就被买回来了，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从此更加稳固。而在越南危机中，虽然没有直接看到美国的身影，但越南却是被美国的次贷危机“流弹”击中，而汹涌输入的国际通货膨胀和之前越南难以忍受的盾升值压力，究其根本都是美国应对自身经济而输出通货膨胀，间接将问题转嫁给其他经济体造成的。
谈到对本币升值的敏感程度，当时的日本也同严重依赖出口的越南“心有戚戚焉”。日本国土面积小，人口密度高，市场有限，必然依赖海外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1983～1984年，对美国的出口分别占日本出口总额的292％和353％。过于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模式，也使得日本对本币升值格外敏感。这也是欧美等国迫切需要利用“广场协议”这样一份“卖身契”来给赛跑中的日本添上更多负荷的原因。
果不其然，在“广场协议”基础上的美元贬值和日元升值迅速削弱了日本在国际贸易中的竞争力。更糟糕的是，日本当时的产业结构相对较落后，产品除了价格优势，缺乏在科技含量、附加值等方面的竞争力。危机前，日本的主要支柱产业在二、三十年间几乎毫无变化，仍然是汽车、机电产品、钢铁、化工等，在技术引进方面仍然以消化、吸收、改良等渐进性创新为主。但是这些产业在日本国内已经产能过剩，在国际市场上也处于需求饱和状态，随后的日元升值更蚕食了成本领先的优势。在新兴产业，如信息产业中的软件开发和中央处理器研发等方面远远落在美国后面。这种产业结构的停滞持续不但加剧日本与欧美的贸易摩擦，恶化其政治经济环境，也从基础上削弱了日本经济上升的后劲。
日元大幅度升值和产业结构的落后，使得在技术水平与经济实力没有实质变化的情况下，以美元计算的日本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外需因为日元升值而下降，内需又受限于国内市场的狭小，即推高了物价水平，又将大量资金推向股市和楼市，进一步形成泡沫。加之日本实行了与当时货币情况不符的宽松金融政策，促使流动性持续膨胀，无论企业还是国人都将大量的资金投入房地产业等“虚业”。从1990年1月初，日经指数在离4万点咫尺之遥后，调头大跌，到1990年10月跌到25194点，跌幅达35％；到1992年8月，跌到14309点，跌幅达63％；到1998年，达8000点，跌幅达79％。历史似乎已经重演——越南股市也正是2005年到2007年3月12日的两年多时间中狂涨了5倍，然后再一头栽落，在15个月的时间里下跌超过65％。
实际上，无论日本还是越南，在危机爆发之前都有一些机会可以“逃生”，但之所以迟迟没有采取正确的调整政策，是由于他们都犯了一个共同的失误——对泡沫经济缺乏必要的认识和充分的警惕。虽然1989年末的日经指数高达3891587日元，虽然这相当于1984年的368倍，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