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2004年，乔治？凯西（George Casey）将军接替桑切斯，主导伊拉克战事，结果伊拉克逐渐滑入类似全面内战的状态。桑切斯和凯西不仅没有完成预定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实际上反而成了更遥远的事情。
戴维？彼得雷乌斯将军于2007年2月接替凯西，带来了一套全新的反叛乱学说，并承诺派遣3万名士兵前来临时增援。在彼得雷乌斯任期内，伊拉克的暴力局面平静下来，但很大的原因是盟国部队开始拉拢逊尼派部落领袖，他们是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的最强劲反对派之一。贿赂和枪炮支持让逊尼派转而对抗昔日盟友“基地”组织。这真好比是警察付钱让瘸子去抓阿飞。
观察家们对彼得雷乌斯的成就称赞不已。2008年，“伊拉克自由行动”进入第六个年头，这位将军成功地让这场战争远离了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但是，不管布什政府在政治上多么欢迎这个局面，现实局面的真正改善依然有限。彻底平定伊拉克局势依然是一个遥远的希望。“成功”只是一种稳定的僵持，很可能在未来几年仍将吸引美国军队的注意力。
这一状况的底线是：不管多么令人讨厌，文官的干扰不能完全解释冷战结束以来美军的糟糕战绩。有人说从施瓦茨科普夫到彼得雷乌斯的高级指挥官都受到了不合理的限制，这种说法站不住脚。纵然有充裕的资源和较大的自主权，这些将军们也没把工作做好。战争是一项艰难的事业，质疑这些军官的良好愿望是不公平的。毫无疑问，他们都发挥了自己的最高水平。但是，在一次又一次战争中，高级指挥官的表现一直不如他们麾下的军队。
“在最高层次上，”温斯顿？丘吉尔曾评论道，“真正的政治和战略是一体的。”不管文职权威部门表述得多么不完美，将军的根本职责是维持政治与战略的统一，取得胜利，推进国家的更高目的。伟大的军官会让军队意志坚定，他们也会使战争和政治协调一致。
美国的军事传统中不乏这样的人物。乔治？华盛顿在担任大陆军司令时是这样的人物；南北战争时期的尤利西斯？格兰特是这样的人物，还有他的得力助手威廉？T？谢尔曼；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陆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和欧洲盟军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应该也属于这一类人物。
从警报、远征和干预的数量看，冷战后时代或许是美国军事历史上最繁忙的时期，但没有一位将军具有称职的指挥才干。这一时期，行使战时指挥权力的高级军官并不缺少权威，他们缺乏的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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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征兵制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主意
这让我们想到伊拉克战争的第三个表面教训：废除志愿兵制，恢复征兵制，从而消除军队与社会的隔阂。
征兵制是一个坏主意，有几个原因。首先，美国供养不起大规模义务兵军队。五角大楼正计划在未来几年内将美国的地面部队扩充万人。预算办公室预计这一温和增长的费用约为1 080亿美元。为了训练、装备和维持当前现役部队，并支付当前行动的费用，五角大楼现在大约每年花费7 000亿美元。如果把军队规模扩大到300万，虽然不到总人口的1％，但足以维持“小规模战争”帝国战略，那么每年国防预算就会上升至1万亿美元。即使补充军队所需的兵源是存在的，钱却不知从哪里来。
军队也不需要这么多人，除非有非常具体的规定。越战结束时，理查德？尼克松首次提出废除征兵制，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也赞同这个想法。从那时起，除了海军陆战队，每个兵种都喜欢拥有一支训练有素、长期服役的“武士”队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解散了在以前战争中招募的义务兵，认为他们“的确没有价值、没有优势”。他可能违背了政治正确的原则，但他忠实反映了五角大楼的普遍看法。实际情况是，四星将军们认为公民士兵是一种麻烦，而非一种财富。
希望恢复征兵制可以给政治注入活力，就如同设想把耶稣请回圣诞节就会再次唤醒美国人的灵性一样。这个幻想虽然足够可喜，但它首先忽视了把宗教假日蜕变成购物狂欢的动力。
称赞尼克松总统终结了征兵制就如同认为是梅西商店（Macy’s）利用耶稣出生赚钱一样，这忽视了其背后的故事。尼克松放弃义务兵役制的时候，这个制度早已经奄奄一息了。是美国人终结了征兵制。在这场可鄙的战争中，他们收回了赋予联邦政府的特权，不能再命令公民去服兵役。尼克松是想挫伤反战运动的锐气，出于这个玩世不恭的原因，他同意了公众的要求。一个意想不到的后果是它为新的共识奠定了基础，因而确认了服兵役是一种个人选择。很快，自由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中间派都表示拥护，这一安排成了永久*。
在“9？11”之后的短暂时间里，布什总统可能重新思考过这个共识。他可能提出过确立新型军民安排，让美国社会更广泛地分担兵役负担。也许想到“人民军队”会限制他个人的行动自由，布什还是肯定了现有安排。从那以后，布什政府的显著失误，尤其在伊拉克，使这个交易更显神圣。实际上，全球反恐战争复苏了越战时期的街头智慧，政客们要么无情，要么愚蠢，宁愿牺牲美国年轻人的生命，也不愿承认自己误判造成的后果。不管“基地”组织带来了什么威胁，多数有年轻儿女的家长都会视征兵制为子女幸福的更大现实威胁。
所以，不管征兵制在理论上有什么吸引力——或是让美国人告别懒散，或是提醒国会履行职责——在政治上都是不可能的。今天，可能除保守主义福音派之外，没有选民会赋予联邦政府权力，让他们命令自己的儿女穿上军装。强制推行义务兵役制的立法几乎肯定会激起如20世纪20年代推行《禁酒令》时引起的反应，且会更迅速、更强烈。这样的法律将无法执行。
当然，征兵制能够纠正现行军事制度中的不平等，这样的想法具有无可辩驳的价值。对任何有良知的人来说，在整个国家麻木不仁之时，多次派遣士兵赴伊拉克或阿富汗执行战斗任务几乎不是一项可以接受的安排。这不公平、不公正，在道德上具有讽刺性。
但在美国历史上，公平或平等问题在塑造公共政策方面很少发挥决定性作用。目前也不是发挥类似作用的时候。如果是的话，我们就不会容忍社会上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依靠少量志愿者承担发动无限期全球战争的负担，可能会让美国人感到不安，但仅仅是不安，不足以促成改变。为了挽救这个国家的良心，政府可以用昂贵的合同雇佣兵来支援处境艰难的军队，但实际上不会影响公民做任何事情。其实，战争私有化（如使用臭名昭著的黑水公司）是默许兵役从公民职责转变为经济事业，背后的动机是金钱而非爱国主义。美国人可能不喜欢雇佣兵，但更多的人不喜欢将亲人派往世界另一侧的遥远国家。
简言之，虽然义务兵役制会继续成为愤怒社论和真诚读者来信的美丽话题，但国会真正推动立法、恢复征兵制的可能性为零。在这个例子中，国会的观点反映了美国人民的观点。不管有什么缺陷，越战之后创立的职业军队仍将保留下去。
战争是不可以被发明创造出来的
如果加速推进“小规模战争”、顺从高级军官的意见和废除志愿兵是从最近军事经历中得到的错误教训，那么正确教训是什么呢？
隐藏在这个简单问题背后的是几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冷战后美国备受吹捧的军事优势没有带来更大安全，却带来无限期的冲突？为什么当美国为“和平”和“自由”大动干戈之时，美国国境之外的世界更加任性、更加混乱呢？在这里，我们可以借用一下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抛给科林？鲍威尔的著名问题：如果结局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那么我们这支卓越的军队到底有什么用？
刚刚发生的一些事件给美国几个教训，为这些问题带来一些启示。首先，也许最重要的是战争的本质。伊拉克和阿富汗提醒美国，战争是不可以被发明创造出来的，不管乔治？W？布什和五角大楼的“军事革命”或“震慑与威吓”的倡导者持什么观点。
战争的本质是固定性、永久性、艰巨性和不可抑制性。战争永远伴随着不确定性和风险。“战争是机会的王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在近两个世纪前写道，“没有什么其他人类活动有如此大的范围，没有什么其他事情需要如此持续不断、多种途径地与这个入侵者周旋。”计算机、互联网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发明都无法推翻这个判断。“那些屈从于战争狂热的政治家，”丘吉尔正确地指出，“不再是政策的主人，而是不可预测、不可控制事件的奴隶。”因此，那些认为创新技术和高新技术能让战争顺从人类意愿的想法，只是异想天开而已。
这些古老的真理在几个世纪中不断被确认，平常得近乎陈词滥调了。但自从冷战结束之后，尤其是全球反恐战争开始后的头几年中，美国政治领袖以及几位高级军官的所作所为好像是说这些道理已经过时，或者至少不再适用于美国。
要理解困扰这些“军事思想家”的愚蠢，人们只需看看普通的简易爆炸装置或者路边炸弹，就知道这种想法对伊拉克、阿富汗的美军有多大伤害了。
侵略这两个国家的高科技部队忽视了这些土制炸弹带来的潜在威胁。有人指望美军行动的速度可以让敌人无法行动，甚至无法思考，更别说制造新的致命性武器了；配备高科技武器、拥有信息优势、迅即接近目标的小型部队就能决定战争的局面。2003年4月迅速推进巴格达好像证明了这一观念。“推进速度如此之快，让敌人乱了阵脚。”陆军副总参谋长杰克？基恩（Jack Keane）将军得意扬扬地说。
依靠电子技术进行观察、分析、决策和迅速行动的能力，显然赋予了美国军队一种不可超越的优势。伊拉克首都陷落后不久，
亚瑟？塞布罗斯基（Arthur Cebrowski）中将总结了这一观点：“速度至关重要。速度能够杀敌。这降低了附带损失，减少了美军伤亡。”速度似乎可以让美国军队用更少资源做更多事情。“速度是武力增强手段，”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海军陆战队将军彼得？佩斯（Peter Pace）也表示赞同，“如果你可以在90天内将5个师派到世界任何地方，能与30天内派出3个师拥有同样的影响力吗？”
规模更小、更加灵活的军队好似也能完成更多的任务。2003年“伊拉克自由行动”比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使用的军队更少，
道格拉斯？费斯解释说，背后的理由是 “这次行动是战略性的，其意义十分深远”。国防部高层正指望用小规模入侵部队来推翻“没有数十万军队美国什么也做不成”的说法。费斯接着说道，这种“旧式思维”的问题，是“让我们的军队更加无用武之地”。在21世纪最初几年里，五角大楼确信自己已经发现了一个公式，让军队前所未有地“有用武之地”，即技术提高速度，从而产生行动和政治确定性。
简易爆炸装置（其制造成本与比萨饼制造的成本差不多）让美国的胜利快车戛然而止。作为一种可以选择的对抗武器，它让美国军队不可能取得像推翻萨达姆那样的决定性战果。美国人的进入速度相当快，但现在却发现出不去了。解放变成了占领，速度不再是战争的制胜法宝，继续驻军成了新要求。就像德国人在南斯拉夫、苏联人在阿富汗、以色列人在约旦河西岸地区一样，在伊拉克的美国人现在也发现显著的优势只带来了全新的劣势。
机动性最强的军队现在却被道路和固定基地网络束缚着。美军行动不再是快速突袭，设置检查站和交通岗，以及下车巡逻成了显著特征。对叛乱者来说，寻找美国人目标成了相当容易的任务。而对美国人来说，发现叛乱者却成了更严峻的挑战，就更别说定位了。
尽管极力强调机动灵活，但在许多重要方面，美国军队却远不如对手更为灵活。简易爆炸装置的使用引发了更激烈的竞争。为了击溃这一不可预知的威胁，美国国防部已经投入100多亿美元（可能还要花更多），希望为士兵提供更佳的保护，赋予士兵更强的辨识和拆卸炸弹能力。同时，制造炸弹的叛乱者，尽管资源相对缺乏，却一直在改进简易爆炸装置的致命功能，并想出了更好的藏匿和触发这些致命武器的办法。根据简易爆炸装置造成的不断攀升的美军伤亡数量来衡量，叛乱者在这场比赛中的表现远远优于五角大楼。
这一事态的意义既是战术性的，也是战略性的。受装备有简易爆炸装置的叛乱分子困扰，美军无暇应付其他正在迫近的威胁。布什总统的“全球战争”舞台在范围上大大缩小，美军在很大程度上被困在了伊拉克和阿富汗。伊朗是所谓的“邪恶轴心”的一个成员，但其实际影响和地位却在提高。
所以，从布什总统的两场军事冒险中得出的第一个教训是：今天的战争与以往的战争没有区别，还是难以捉摸、难以驾驭、代价高昂、充满意外，且肯定会带来不可预料的后果。只有真正精神错乱的人才会有其他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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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奇怪地迷恋上了武力
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第二个教训源于第一个教训。与整个历史上的情况一样，武力的功效依然有限。甚至在信息时代，武力“奏效”只限于特定范围的紧急情况。
这一教训直接涉及当今美国政治家的勃勃野心。
在冷战中，武力逐渐成为受美国人宠爱的政策工具。尼布尔在1958年写道，美国越来越“奇怪地迷恋上了军事力量”，非常令人担心。冷战的结果也无法影响这种迷恋。“9？11”之后，高压政治对华盛顿的吸引力达到新高度。对布什总统来说，“军事选择”一直“摆在桌面上”。他的政府把军事力量当成多用途工具，不再是最后手段，也不仅仅用于防御目的。相反，军事力量成了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