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根主导的战略调整，促使人们认为军事力量可以无限延长美国挥霍性的能源支出。简言之，美国将依靠军事力量维护海湾的秩序，确保石油供应源源不断，从而缓和美国能源依赖导致的负面后果。到里根离开白宫之时，这已经成为该地区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
里根本人曾经试运行过这一新战略。美国参与所谓的“油轮战”（Tanker War）现在已被人们遗忘，但这却是后来一些事情的先兆。作为伊朗和伊拉克消耗战的一部分，它们已经开始瞄准对方在海湾的航运。随着双方都下定决心彻底封锁对方出口石油的能力，袭击目标很快扩大到中立船只。
里根为了确保石油供应不中断，加强了美国海军在该地区的力量。海湾水域变得日益拥挤。1987年5月，一枚伊拉克导弹击中了美国“斯塔克”号护卫舰，炸死37名水手。萨达姆？侯赛因说这次袭击是一个意外，表示道歉。里根大度地接受了萨达姆的解释，但指责伊朗使暴力升级。
同年，华盛顿对科威特请美国海军保护其油轮船队的请求给予积极回应。在1988年4月的护航行动中，美国军舰“塞缪尔？B？罗伯茨”号撞上了伊朗设置的水雷，遭受惨重损失。这次里根提高了价码。美国军队开始袭击伊朗战舰、海军设施和用于发动军事行动的石油平台。伊朗在海湾的行动马上停止了，虽然美国战舰最后时刻曾错误地击落了一架伊朗客机，导致近300名平民丧生。
里根政府暗自庆幸取得了体面的胜利。美国只用少量投资，就好像拥有了确保石油生命线畅通的能力。“斯塔克”号上的那37名水手和伊朗航空公司655航班上的乘客一样，很快被人忘记了。但是，这种表象掩盖了更为复杂的现实。从一开始，萨达姆就是“油轮战”的始作俑者。里根的主要成就是助萨达姆一臂之力，而美国的道德成本巨大。
这位总统在波斯湾的真正成就，是为一项注定会吞噬上万人生命的事业提供了首付。在这些生命中，许多是美国人，许多不是，此外还耗费了数千亿美元。这至少是美国挥霍浪费习性的终极表现。
不管公开的意识形态立场或党派倾向如何，里根的继任者都恪守着这一空洞的传统，谴责美国的能源依赖习惯。2006年，这一惯例达到了极点，乔治？W？布什宣称“美国患了石油瘾”。可是，里根的继任者都没有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来解决这个问题。每位总统都暗中延续这种习惯，从本质上承认这种依赖已经成为美国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像里根一样，其继任者都不去问依赖性导致的成本有多少。
在今天，依然很少有人愿意严肃考虑美国人能否摆脱这种习惯，而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从根本上说，正如乔治？H？W？布什1992年宣称的那样，“美国人的生活方式是不容讨价还价的。”既然不能讨价还价，那么依赖性会滋生更强的依赖性，并表现为新的危险形式。里根的继任者日益依靠军事力量来维持这种生活方式。秘而不宣的共识是：在政治家们所说的“国防”上挥霍浪费，可以维持国内挥霍浪费能源和进口产品。前所未有的军事实力能够无限推迟清算日的到来，至少希望如此。
一项注定要牺牲上万人生命的事业（5）
20世纪80年代，里根在军事支出上大把花钱，创造了无数机会来检验这一论点。先是老布什，接着是比尔？克林顿，最后是小布什，都毫不犹豫地利用这些机会，即便是越来越难以为以“防御”为名而发动的军事行动寻找恰当的理由。
到1989年1月老布什接替里根时，萨达姆对美国的用处已经大大降低。当1990年8月萨达姆派军进入科威特，攫取其石油财富时，他已经失去了在华盛顿看来仅有的一点价值。
结果是“沙漠风暴行动”的实施。自从1898年乔治？杜威（George Dewey）准将的舰队击溃了停泊在马尼拉湾的西班牙舰队以来，美国军队还没有取得过这样的历史性胜利。它表面上战果辉煌，实际后果却具有讽刺意义。
杜威将军的大获全胜给他赢得了暂时的名声，但除了美国吞并菲律宾这个头等战略失败之外，没有其他实际成果。“沙漠风暴”指挥官H？诺曼？施瓦茨科普夫（H。 Norman Schwarzkopf）将军在“战争之母（Mother of All Battles）”中声名远扬，但只不过是重复杜威的成就。他也赢得了片刻名声。然而，如果仔细分析，他的丰功伟绩远不如外界宣扬的那样光芒四射。“沙漠风暴行动”不是美国军事优势的表现形式，即告诉别人谁是老板，只是带来新的复杂情况和更多承诺。
“胜利”的一个后果是美国在波斯湾大规模、永久性驻军，把萨达姆困在“笼子”里，让地区盟国放心。在“沙漠风暴行动”之前，美国在海湾地区很少驻军，而是喜欢让军队“留在视线之内”。至少在许多穆斯林看来，“沙漠风暴行动”之后，美国成了占领军。美国在*圣地沙特*驻军，尤其令人感到惊愕。就像杜威准将的情况一样，施瓦茨科普夫的胜利与最初看起来非常不一样，既非胜败分明，也非代价低廉。从表面上看，美国在“沙漠风暴行动”之后的地位好像牢不可破。实际上，它非常不稳固。
1993年1月，比尔？克林顿总统继承了这一局面。值得肯定的是，克林顿是最近几位总统中唯一至少能够间或保持联邦预算平衡的总统。然而，这位美国的第42位总统热衷于全球化，加剧了美国经济的基本矛盾。克林顿时代，石油进口增长了50％还多，贸易逆差翻了近两番，联邦总债务增加了近万亿美元。然而，在疯狂的互联网时代，很少有美国人理会这些事情。
在波斯湾，克林顿同时瞄准伊朗和伊拉克，采用“双重遏制”政策，维护美国的霸权。对于伊朗，遏制意味着从外交和经济上更加孤立这个*共和国，防止其重建严重受创的军队。对于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情况大同小异，只是外加了联合国的严厉制裁和一项武装骚扰计划。
克林顿上任第一年，由于蒙受羞辱的索马里“黑鹰坠落”惨败事件，他对空中轰炸产生了惊人的胃口，同时极其讨厌派遣地面部队。没有什么地方比伊拉克更能满足克林顿的空战欲望了，他定期向伊拉克发*确制导炸弹和巡航导弹。其实，终止“沙漠风暴行动”的停火没能叫停海湾战争。在短暂停顿之后，敌对状态又恢复了。随着时间推移，对抗更趋激烈，美国不断任意进行惩罚性空中打击。
虽然克林顿在牺牲美军士兵的生命方面小心谨慎，但在消耗武器弹药上一点也不吝惜。在克林顿总统任期内，海军和空军共出动数万架次，在伊拉克空域投下数千枚炸弹，发射数百枚巡航导弹。除了将伊拉克军队和政府设施炸成瓦砾之外，这样如瀑布般倾泻昂贵军火几乎没产生什么影响。由于美军未损失一兵一卒，美国人很少关注这些军火值多少钱、落在什么地方。毕竟，不管扔了多少炸弹，总有更多军火源源不断，供应好像永不枯竭。
不管作出多大努力，由于这个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希望萨达姆消失，但他还活着，于是许多身居华盛顿的人（共和党人和*党人、政客和专家）共同努力，形成了一股狂乱的热潮。对那些狂热的人来说，萨达姆蔑视美国使他成为一个重大威胁，只要他还活着，就是令美国无法忍受的侮辱。
1998年，反萨达姆游说团体操纵国会通过了《伊拉克解放法案》，宣称它是“美国致力于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并用*政府取而代之的政策”。这项法案在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在众议院以360比38票获得多数票通过，授权拿出1亿美元用于实现这个目标。
10月31日，克林顿总统按时签署这项法案，使之成为法律，并发表了一篇声明，支持所有伊拉克人的自由事业。“有些人认为由于伊拉克的历史、民族和派别构成，这个目标不可能实现，我坚决拒绝这种观点，”这位总统说，“伊拉克人和其他人一样向往并且应该得到自由。”
所有这些不必要的空战和荒谬轻浮的立法，都是在逢场作戏。伊拉克前线的现实情况则是另外一回事儿。
联合国授权、由美国及其盟国实施的制裁措施让萨达姆日子不好过，限制了从伊拉克石油中抽取的资金，但其主要效果是让不幸的普通伊拉克人更加不幸。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996年的一份报告估计有近50万伊拉克儿童死于制裁。在被要求作出评论时，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甚至没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相反，她回答道：“我认为这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但是这个代价……我们认为这个代价是值得的。”
无疑，奥尔布赖特后悔讲了那么愚蠢的话。但是，她的话抓住了美国波斯湾政策的本质，尤其是在对美国实力的信心达到极点之时。其实，美国与萨达姆建立了伙伴关系，强加给伊拉克人民巨大的苦难。可是，在克林顿时代，消费者享有低油价，大量使用便宜的亚洲进口商品，美国人民经历了长达10年的富足，其他人为此付出的代价则无关紧要。
比尔？克林顿的伊拉克政策在战略上误导世人，在道义上不可原谅，如同约翰？F？肯尼迪在20世纪60年代针对古巴的颠覆和破坏活动一样鲁莽，如同理查德？尼克松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对老挝和柬埔寨的非法轰炸一样应受谴责。可是，那些行动都是秘密进行的，而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伊拉克政策是在美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执行的。要说这项政策得到了人民热情支持显然有些言过其实，但无论是轰炸、国会的姿态，还是残酷的制裁，美国人的确没有坚决反对。绝大多数美国人对此不予理会，采取了默认态度，因而也可以说是同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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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国的自由，还是伊拉克的自由（1）
比尔？克林顿的主要批评者认为伊拉克政策的主要问题是投掷的炸弹不够多。*保守主义者坚持自己的数量型解决方案，想要提升暴力的等级。如果说萨达姆的存在是对美国海湾地区霸权的冒犯的话，那么清除萨达姆则是必要的矫正手段。“9？11”之前，在新里根主义共和党人中，除掉萨达姆就能万事大吉的想法几乎成了迷信。新保守主义主要人物罗伯特？卡根1998年2月在《标准周刊》上敦促进行大规模全面入侵。他承诺，推翻*复兴社会党政权，就能确保“为新的后萨达姆的伊拉克开辟道路，它的意图肯定是善意的”。
军事升级可能实际上加剧了美国在波斯湾的困境，但这一点很少有人考虑。美国公民通过改变自身行为就能减轻这一困境，当前的解决办法可能在于内部而不是世界另一侧。这一点也没有人考虑。
2001年的“9？11”事件更加强化了这一倾向。对*来说，“9？11”事件让他们更加认为在海湾地区占据主导地位绝对必要。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2001年10月准确地总结了这种普遍看法：“我们有两种选择。要么我们改变生活方式，要么我们必须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选择后者。”今天，这种黑白分明的看法好像有些过于简单化了，但在2002～2004年间，在国家层面上，没有一位政治家拥有足够智慧，提出相反的观点。
因为布什政府着力纠正“他们”的生活方式，于是就把美国的军队当成了实现变革的工具。布什及其主要顾问认为，通过首先使用高压政治，美国就能巩固对波斯湾的控制。这位总统的父亲1991年没做到的事情，总统认为他们现在必须做到：开进巴格达，对萨达姆政权展开“斩首行动”。主要由克林顿当政的那个10年里，他一直敷衍塞责。但现在美国要真刀真枪地干了，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是首要目标，但绝不是最终目标。
通过战争，美国试图将伊拉克转变成常务副国务卿保罗？沃尔福威茨所谓的“第一个**国家”。然而，就在他们准备与萨达姆最终摊牌的时候，政府中沃尔福威茨等人的眼光已经超越了伊拉克。在他们看来，伊拉克只是一个过渡目标，是一场宏图大业中的一个小站。巴格达不是1945年的柏林，而是1939年的华沙。
这项事业的最终目标是改造从摩洛哥一直到巴基斯坦、中亚，再到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部的广大*世界。记者马克？丹纳（Mark Danner）在2002年10月9日《纽约时报》上的文章写得非常到位。为应对“9？11”事件，布什政府设计的战略是“全面的、预言性的、热衷于传道的”。它的出发点是，“要想击溃恐怖恶魔”，*世界大部分地区都需要“改造一新”。这一战略的最终目标不亚于“改造世界”，或者至少是改造这届政府所谓的“大中东”。
这是一个真正宏大的帝国梦想，算得上是“天赋使命论”或美国的使命是“让世界对实施*更安全”等古老主张的合格继承者。布什总统的“自由议程”更新并弘扬了这一传统。
人们可能认为实施这一梦想需要持久且大规模的全国性努力。但是“9？11”之后不久，美国人民就恢复常态，只是在总统本人敦促下才会行动。“战争需要花钱，”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珍珠港事件后提醒同胞，“这意味着税收和债券，债券和税收。这意味着削减奢侈品和其他非必需品。”在反恐战争开始时，布什政府的看法有所不同。即使美国走上了持续数十年的全球冲突之路，这位总统依然认为减税是可行的。他没有要求美国人降低对奢侈品的胃口，反而呼吁他们继续消费，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世界贸易中心倒塌后不到两个星期，总统就催促同胞们“恢复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做生意，坐飞机去浏览美国的美丽景点，去佛罗里达的迪士尼吧”。
是美国的自由，还是伊拉克的自由（2）
“9？11”事件短暂地打乱了美国人的消费模式：“9？11”刚过去，人们不愿去迪士尼，航空公司正在滑向破产。这种突然的消停有可能让这个消费帝国崩溃瓦解。因此，总统紧急呼吁“带上家人，享受生活，想怎么玩就怎么玩”。这成了总统经常提及的话题。2006年12月，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