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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起来可能令人感到奇怪的是，2006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银行还在继续发放风险贷款。但是，由于利息率依然很低，贷款需求依然旺盛。那些承认其住房抵押贷款证券的不稳定性因此承认其资本净值缓冲垫薄弱的银行不得不削减贷款，其利润因此也会蒙受损失。这里也有“音乐椅”的问题。银行既发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又买卖这些证券，如果发行银行能够很快为证券找到买家，则交易就会把风险转移给买家。但崩溃发生得太快，很多发行银行还没来得及把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卖出去，就此因持有迅速贬值的资产而被套牢。所以，随房地产泡沫而来的是信贷泡沫，而且在房地产泡沫破灭一年以后，信贷泡沫也开始泄气。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三章 深层原因（3）
如果管理层的薪酬很高而且不能降薪的话——繁荣时期的华尔街正是如此——那么，公司管理层依赖泡沫的同时又怀有最美好希望的趋向——或者，等价说法是，最大化短期利润的趋向——就会加强。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每待一天就会挣到很多钱，而且你知道，当泡沫破灭之时你不会有事，因为你已经从董事会那里谈下了一笔慷慨的离职金。有限责任也是一个因素；如果公司破产的话，不论是大量投资于自己公司的管理者还是其他股东，都不对公司的损失承担个人责任。
所以，在确定管理人员的薪酬时，董事会成员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这并非金融产业中实际存在的、唯一的相关利益冲突。接受来自银行的大量竞选捐款的议员有动力去支持宽松的银行监管政策；否则的话，这部分捐款就要打折扣了。此外，由于会计人员是由接受他查账的企业付酬的，因此也不愿意通报其客户的违约风险。有理由认为会计人员在其账目审核文书中经常不披露这些风险，但有时候这些风险也确实被披露出来了。
管理者获得的薪酬越丰厚，他的离职酬金与他的公司可能面临的困境越是相脱离，95那么他使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动机也就越强——特别是在泡沫经济中，此时短期利润回报很高，但从长期来看，却是逐渐浮现的灾难。如果泡沫是房地产泡沫的话，那么他使短期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就更强。为了补偿抵押权人（或由该抵押贷款担保的证券的买受人）所承担的违约风险，高风险抵押贷款会有很高的利息率。但是由于风险会在整个贷款存续期间传播开去，开始的时候高利息率能够保障高额利润。只是到了后来，违约才会侵蚀利润。而且记住，在为证券提供担保的抵押贷款出现大量违约之前，证券发行人就已经预先收到了资产证券化的酬金。
资产证券化对追求短期利润最大化也起到了鼓励作用。不必再等上25或者30年才能收回不动产抵押贷款的全部本金和利息，将抵押贷款变换为证券，使银行提前获得了贷款的现值，增加了银行当下的利润，而该利润的一部分会以薪水、奖金、津贴或者股票的形式发放给银行管理者。银行总是可以出售抵押贷款的，不过，资产证券化使抵押贷款市场获得了更大的资本流动性。
问题的根源在于信用贬值而非商人或消费者行为的不理性。廉价的信用刺激了经济活动，引发资产价格上涨，包括不动产价格的上涨，而不动产是这个国家的资产基础的一个巨大的组成部分。为了利用这种价格上涨，潜在的买家更多地借款，贷款者更多地贷款，价格就被抬升到更高水平，而且，贷款人也更多地借款，由此才能更多地贷款。资金杠杆比率趋于上升，银行业的迅速膨胀带来了严峻考验。到了某一点，资产价格的上升势头变得难以为继，但没有人事先知道这个点在哪里。在人们感到那个价格高台将要触顶（随之而来的将是不可避免的崩盘）之前，对退出市场、放弃诱人的利润机会具有一种理性的厌恶。这一经济模式在不同国家里反复重演。
通常来说，事态发展的结果只是经济衰退。但是，安全储蓄的匮乏和银行业的高资金杠杆比率结合起来，就会使经济衰退恶化为经济萧条。当银行业收紧贷款时——这是过高的资金杠杆比率带来严重损失的结果——消费者就很难通过借款来维系其消费，个人消费支出的急剧萎缩会通过引发深度价格折扣使经济跌入通货紧缩。记住，价格下跌会鼓励人们储蓄现金，这一方面会直接压缩消费，另一方面还会通过压缩信贷来压缩消费，因为储蓄起来的钱没法用于贷款了。
利息率越低，人们投资于低风险证券所得收益也就越少，借款也就越廉价，由此造成借款和将借款投资于股票市场和泡沫化的房地产市场也就愈加廉价。但是，人们已经把自己置于随资产价格下跌而失败的过程中了。
我所描绘的这种泡沫经济中的风险行为，就个人来说，是理性的。但就集体来说，是非理性的。一个人在决定减少储蓄的时候，不会考虑他的决策对整体经济造成的微不足道的影响，但任何一位银行家在决定银行资本机构中的资金杠杆比率时都会考虑这种影响。一个人理性地忽视其经营与消费行为的间接影响，107正是政府在监管金融行为时有责任比仅仅防止欺诈、盗窃及其他侵害财产和契约权利行为——自由至上主义者认为这些就是政府职责的全部——做得更多的原因。如果没有比那更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守法的金融从业者和消费者的理性行为就可能促发经济灾难。
不仅竞争迫使商人成为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这暗示了，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们只愿接受较小的破产风险；而且，我们也希望他们成为利润最大化的追求者——这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但是在这个例子中，私德成为一种公害，因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商人理性地忽视了他的行为与其竞争对手的行为结合起来以后可能摧垮整个经济的微小概率。类似地，当经济疲软的时候，人们削减消费增加储蓄是理性的行为。这是针对经济下滑的一种理性应对措施。但是，在这么做的同时，也使经济下滑的态势更加严重了。从总体的社会视角来看，我们希望人们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储蓄、经济状况差的时候消费，但是从个人的立场来看，108相反的做法才更加明智，除非某人恰好在经济状况差的时候干得好，而在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干得差。在那些为了展示或者激励节俭美德而削减奢侈品消费的人中间，私德与公害之间的反差尤其引人瞩目。从私德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不错的姿态，但是如果有很多人都这么做的话，就会因极大地减少个人消费支出而造成加深经济萧条的结果。
总而言之，商人和消费者的理性最大化，全都在财产和契约权利的框架内以或多或少的聪明才智追求自利，可以为经济灾难铸就基础。没有必要把认知奇想、情感力量、性格缺陷引入到因果分析中来。这不仅对简化分析来说很重要，而且有助于避免政府去寻求改变商人和消费者心态与性格的努力——这很可能是徒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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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为什么经济萧条未被预测出来（1）
对处于很多生活场景中的很多人来说，最好的预测方法就是假定未来，特别是晚近的未来，会类似于过去，特别是晚近的过去。我记得那时候预测明日天气的最佳方法就是假定它与今天类似。但是，像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这样的商业周期专家看起来不太可能把其预测的基础局限于天真的推理。这使他对日益迫近的经济崩溃的预兆的疏忽，以及政府内外的其他专家们的这种疏忽，显得极端令人费解。
我说过，在泡沫破灭之前，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正处于泡沫之中。但是，当房价自2000年起上涨超过60％并在2005年出现上涨减缓的迹象，普通媒体对房地产泡沫的诚挚讨论就开始了——如我们所知，金融类杂志对此问题的讨论始于更早的时间。2006年、2007年以及2008年的前六个月里，警钟变得更加响亮。但是当金融危机在2008年9月发展成熟并最终袭击了这个国家的时候，还是令政府、金融界、经济学界以及公众大为震惊，即使它已经孕育了三年之久。
我们可以从研究突然袭击的文献中获取一些教益，来帮助我们理解专家们对于警示信号的无视。比如说，罗伯塔·沃斯代特的书《珍珠港：警示与决策》。如沃斯代特所解释的，有很多迹象表明日本将于1941年袭击西方国家在东南亚的属地，例如富有石油的荷属东印度。针对美国驻夏威夷海军的袭击，会是日本在袭击荷属东印度、缅甸或马来亚时保护其海军东侧翼的一个合乎逻辑的策略。造成预警信息被忽略的部分因素包括：某些前见（先入为主的偏见），针对不确定的危险采取有效防卫措施的成本和困难，以及缺乏一种用以搜集、筛选、分析来自很多渊源的预警信息并把它提交给政府决策层的机制。要保护所有可能遭日本侵略袭击的目标，成本会极为高昂，而且势必会影响我们针对德国的战争准备，而后一战争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否认日本的威胁，是一种为避免面对防御日本侵略的巨大苦难而产生的心理诉求方法。
类似的原因造成了留意2008年金融危机预警信号的困难。尽管不少知名的商界领袖、经济学家和金融记者几年来一直在警告，我们的金融机构资金杠杆比率过高，但他们的警告对政府官员、股票市场或一般公众几乎都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2008年9月，伯南克和保尔森——二人加起来，全权掌握着美国经济政策——让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了，他们当时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件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后果：世界范围的信贷冻结，以及股票价格跳水。在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之前，人们甚至连经济衰退与否都不能确定；在它倒闭之后，就感到有可能出现一场经济萧条。然而在10月的时候，伯南克和保尔森仍旧坚持认为银行业的问题是流动性不足，而非资不抵债。直到11月下旬，美联储才推出一项应对经济萧条级别的贷款计划。如果2008年秋天的拯救努力在贝尔·斯登公司倒下的时候就做出的话，这场经济萧条的脚步可能在六个月之前就会被遏止。但是到了这时候，一场经济萧条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银行救助计划不可能在宣布那天就产生效果。开始适应严峻的经济紧缩之预期的厂商和消费者不会在经济救助计划宣布的那一刻就立刻转向；他们不知道救助计划何时能产生实效，也不知道其生效条件和后果是什么。他们现在仍然不知道。
第四章 为什么经济萧条未被预测出来（2）
为什么在时机还来得及的时候，警告和警示信号都被忽略了？即使不相信，至少也应该调查一下啊？前见起了作用。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人们感到受诱惑、实际上是不可抗拒地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立基于理论前见、世界观、意识形态。实际上，头脑保持白板状态是不理性的；那意味着抛弃有用的知识。但是，由以往经验所形塑的前见可能妨碍人们对新挑战的应对。如果政府官员，以及他们特别倚重的经济学家，那时候对市场恢复的信心少一些的话，他们可能就研究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了，以寻求市场失灵的警示信号。但是大部分经济学家，以及共和党总统们愿意任命的那种官员，都特别信奉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该意识形态教导人们，竞争的市场总体上具有自我矫正的能力。这些官员及其愿意咨询的经济学家们不愿把市场设想为一种可能在无法预测的情况下奇怪地突然发作的癫痫病人。
贝叶斯决策理论告诉我们，如果人们拥有的决策依据不足，先在的信念就会影响决策者对新情况的反应——而且应该如此，但条件是前见必须立足于现实。我已说过，前见中包含着知识。但是政治意识形态之外的前见也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塑造，例如脾性、个人和家庭的历史、重要的生活经验、宗教信仰、种族。这些因素在商人身上的作用有限，因为竞争会惩罚那些基于意识形态做出的商业决策。政治和学术也有竞争性，但这两个行当的从业者却不受底线的严苛规训。
另一个仅次于意识形态的、使人们的注意力从警告和警示信号上偏转的因素是下述事实：采取行动降低已被警示的风险的成本很高，更别说它可能在商界领袖及其政界同盟者中所激起的强烈反对了。如果美联储提高了利息率的话，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就会加速——这样的话，由于没有人能确定那就是泡沫，国会和政府就会因房价下跌、违约和变卖增多而受到责备。
我要强调的一点是，要防止一件坏事情发生，是很难得到赞扬的，而且实际上还很难避免遭到批评，除非此事发生的概率已为人们所知晓。如果不太可能发生的某件事确实没有发生（根据“不太可能”的定义，它通常不会发生），就没有人会关注它。但是人们会对为了防止无论如何都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付出的成本——不好的——印象深刻。
不被相信的祸事预言家更不受人待见的原因是人们通常无法采取行动回应其警告。如果被预言的灾难发生了，那些本可以针对警告采取预防措施但却没有采取的人就会因灾难的发生而受责难，哪怕他们对警告的克制是基于其掌握的信息所做出的正确决策。
而且，所有的警告基本上都是不成熟的，因为警告所指事件的发生日期趋于具有无法消除的不确定性。没有人能够预测出经济泡沫破灭的日期——即使诺瑞尔·若比尼也不能——实际上，连哪一周、哪一个月、哪一年也不能确定。此外，如果意外事件真实发生的概率是未知数，就不可能对防止该意外事件发生的预防措施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成本收益分析。在确定为减小灾难事件发生概率所应投入的资金数额的时候，灾难的代价必须依据其发生概率打个折扣（乘以其发生概率）。没有人能计算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种金融危机的发生概率。。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四章 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