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从经济萧条对经济周期调整的益处说起吧！房地产泡沫不可能无限制地膨胀下去；资金杠杆比率也不可能无限制地增长下去。世界经济在没有萧条的状态下运行越久，当经济萧条最终不可避免地到来的时候，损失就越惨重。
经济萧条提高了企业利用劳动力和资本投入的效能，因为它为减少经营停滞创造了动力和任务。人们可能会认为，一家在经济繁荣时期陷入经营停滞的企业会像在经济糟糕时期一样有动力走出低谷；停滞（未能实现利润最大化）是一种机会成本，它在古典经济学理论中与现金消费具有同样的动机效果。但企业是组织，组织会引发“代理成本”，而“代理成本”在好年景比在差年景更难控制。被代理人和代理人（例如雇主和雇员）经常在目标上有分歧，在代理人得以追求自己目标的程度上，他给被代理人施加了成本。因此，我在先前一章中曾讨论过的企业管理人员的过高薪酬问题，就是一个代理成本问题。
类似地，经济萧条还会引导州、市和联邦政府——它们都面临着税收收入剧减的局面——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务。它会加强那种值得追求的、让政府服务私有化的趋势，保守主义者担心经济萧条会造成相反的效果，即催生政府膨胀到超过经济繁荣所需要的程度。他们可能是对的——但是我尽量看到其光明的一面。而一个亮点就是汽车工人联合会在公共舆论法庭上所遭受的打击。汽车工人联合会被称为害死其宿主的寄生虫——或者换一个比喻，霸王工会大战汽车巨头，结果同归于尽。这是一个极为严厉的谴责。长时期以来，对抗性工会的衰微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与对抗性工会相区别的，是那种专注于劳工和管理者一般福利的工会，例如提高劳动安全，保护工人不受上司的不适当对待。汽车工人联合会在底特律汽车工业走向衰落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凸显了*党一直以来对工会的偏好——在经济严峻时期——对经济所具有的潜在危险。*党对工会的偏爱源自工会对*党政客竞选所做的努力，也来自于对罗斯福“新政”的怀旧和其他形式的感伤自由主义。
即使经济萧条通过损害自由市场信念打开了政府更多干预经济并逐渐提高税收的大门，但这些并不必然是坏事情，尽管可能是，如我们刚刚看到的。很显然，最优数量的政府干预和最优数量的税收都不是零，二者到底应该多么小，是不清楚的。我已经指出，有一系列未获满足的社会需求，只有政府才有能力满足。尽管原则上满足这些需求所需的大部分资金都可以通过削减政府浪费型项目获得，但政治上的某些现实考量限制了所能节约的资金的数量。
经济萧条加剧了失业，但也因此而提高了教育需求，因为经济萧条缩减了机会成本——放弃的收入是高等教育给学生带来的最大成本。教育对全社会都产生收益。受过教育的人比未受教育的人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但并不能以更高收入的形式收获其劳作所产出的全部产品。看起来，经济萧条或许还可能削减受教育的货币收益，进而削减其受教育的动机。但是，由于教育收益会终生增值，因此，经济萧条对正当学龄年纪的人的教育消费影响很小。
第六章 福祸相倚？（2）
经济萧条是一种给人教益的经历。银行业当然从当下的金融危机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资金杠杆的风险，意在比传统手段更低成本地减小债务违约风险的复杂金融工具的副作用。公众也被上了一课：他们知道了投机于房地产价格的危险，以及将其剩余储蓄投资于高风险股市的危险。
不过，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教训很快会被遗忘。因此金融理论家路吉·锦格里斯的下述建议是很好的：任命一个高级特别委员会，不论是公共委员会还是私人委员会，像沃伦委员会或9/11事件委员会那样彻底调查过去十年间的经济管理状况，其顶点就是伯南克和保尔森2008年秋季为避免经济萧条所做的狂乱努力。我们有必要清楚地知道，他们对其所作所为到底是怎么想的，他们赖以行动的信息是什么，他们咨询了什么人，为什么要咨询这些人，其后果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都解决之后，才可能找到防止历史重演的办法。
这场经济萧条会减少受雇于金融企业的才智人士的数量。这可能是一件好事，原因在于劳动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之间的差异。从平均值上说，有些职业的人给他人带来的收益，大于他们自己获得的货币收入，教师、科学家、发明家就是这样的例子。高收入的娱乐界人士很可能也是如此，但金融高管却并非如此，他们每年收入数百万甚至有时候高达数亿美元。并不是说适当的信贷管理对于美国经济不重要；这极为重要，如这场经济萧条所展现给我们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哈佛大学的高能物理博士，还有其他一些具有出众数量分析技能的男人和女人们，去对冲基金公司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就是去干了这行——就能比从事其他一些他们胜任但却收入相对较少的工作给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金融领域的萧条会把那些人中的一部分疏导到其他一些赚钱稍少、但对社会来说却更具生产力的工作岗位上。
这场经济萧条也打破了经济学职业界的迷梦。经济学界未能预测出这场经济萧条，而且就及时谏言、有效应对来说，他们也准备不足，这种局面会激发人们对宏观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做出一些新思考。它甚至可能导致萧条经济学和被视为经济学中的一个独立领域的金融学的合并。银行业危机所引发的经济衰退会比其他类型的经济衰退更可能演变成为经济萧条，原因是支撑个人消费支出的信贷体系的坍塌所造成的严重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铺平了通往经济萧条的道路。宏观经济学家是研究经济衰退和经济萧条的专家，金融理论家是研究金融系统运作的专家。对发现风暴云来说，后者速度更快。前者不仅在预测和理解经济萧条上失败了，而且在萧条发生之后还发现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如何才能使经济走上复苏之路，这两方面原因都使宏观经济学家受到了责难。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两个学科更密切的结合，或许能够在更早的时候对经济颓势做出更为果断的应对。
如果经济萧条，像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导致个人储蓄率持续增长，那么其代价可能称得上物有所值。这场经济萧条的经历应该会引导人们生活更加节俭，这在经济萧条缓和之后，会促进投资资本的凝聚，这样一来，我们就不用再继续靠我们那些富有的大叔们——中国、日本、德国——过活了，它们为我们提供了各种各样的商品，以换回我们的通货。不过，就我们需要更高的个人储蓄率来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我们之所以需要更高的个人储蓄率，是要适应人口的老龄化。人活的时间越长，就必然要把越大的消费比重转移到退休的岁月，所以他们就必须在年轻的时候储蓄更多的钱，除非他们把自己退休之后的生活负担推给子女或者纳税人。确实，随着寿命的延长，他们可以工作更长时间，但工作年限却很可能无法与寿命成比例地延长；而且即使能，他们在医疗服务上的支出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这样就会凸显出人们通过减少当下消费从而将消费支出转移到将来的必要性，因此就要在年轻的时候多存些钱。人们的储蓄越多，政府通过社会保障、老年保健医疗之类项目为个人消费提供资金的压力就越小。那些政府项目起到的作用应该是补充而不是取代个人储蓄。
即使是经济萧条，也拥有一抹亮色，尽管很淡。如我们所知，在经济萧条中一个人使资金增值的最好办法就是把他的钱放到保险柜里（或者就此而言放到床垫下面）——他不必自寻麻烦去搞什么货币市场基金。这是真正的节约成本，正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米尔顿·弗里德曼主张美联储将货币扩张率设定在略低于经济增长率的水平上，因此，通货才能以一种可预测的速度逐步收缩。预期贴现率很关键；其数值越高，现金就越可能被储蓄起来，通货紧缩就越可能引发其他经济病症。
第七章 关于资本主义和政府我们学到了什么（1）
资本主义将经受住这场经济萧条的考验，就像它经受住了1930年代那场经济大萧条的考验一样。它之所以能存在下去，是因为所有针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都名誉扫地了，而这一点在1930年代的时候尚不清晰。不过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但是，资本主义只能以一种折中的形式继续存在下去——请想一想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对集体主义的激励。酝酿于经济萧条时代的罗斯福“新政”宣告了政府严厉监管经济的一段长时期的到来；今天也一样，不论是复活的经济监管还是迫在眉睫的政府规模扩张，都既有呼声又有现实。因此，政府是否对这场经济危机负有责任的问题就很重要。
就政府对这场经济萧条的爆发负有基本责任的观点，我已经表达了我的怀疑。就人们根据目前已知信息所能做出的判断来说（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限定），这场萧条是自由放任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结果——更准确地说，它是一个与经济市场的正常运作相容的事件。整体上看，银行家和消费者在这段时间里一直都是以理性自利的方式行为，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银行活动风险增高，房地产泡沫膨胀并且破灭，个人储蓄率降低，同时储蓄的风险增加。市场参与者犯了很多错误，但这是市场过程的常态。有什么时代不是这样的吗？经济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媒体在揭露金融人士的劣行、犯罪、蠢事以及似乎惊人的奢侈上获得了意外的成功。有时候他们甚至误解了自己谴责的对象。金融危机实际上是金融家们的决策——其中一些是错误的——造成的后果。但那些错误是系统性错误——是银行业的本性在低利息率和反监管潮流所塑造的环境中的产物，而不是坏蛋和傻瓜的滑稽行为的产物。
要因这场经济萧条而责难政府，会在以下两个方面存在问题。第一，假如没有政府对经济的监管，很可能也会出现一场经济萧条，因为即使美联储没有在2000年代早期放松货币政策，也会有足够多的海外资本进入，并将利息率保持在低水平上，除非美联储那时候对低利息率催生经济萧条的风险就相当警觉。而且请记住，除了低利息率之外，还有其他因素也对引发经济萧条的金融危机做出了“贡献”：抵押担保贷款的营销攻势，广泛存在的风险嗜好，高度竞争、很少监管的金融产业，以及债务证券化。
第二，在金融监管中，政府和私人部门之间的界线模糊了。对于布什政府来讲，这一点尤为突出。伯南克和保尔森都不是政客，也不是职业公务员，尽管伯南克曾经在政府中工作过六年，保尔森先前是投资银行家，只有最后两年是在政府工作（他现在已经离开了）。他们二人的主要顾问都是（就保尔森来讲，过去是）投资银行家和学术经济学家，而不是美联储和财政部的职业雇员，尽管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就是蒂莫西·盖特纳，他在担任奥巴马政府财政部长之前，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甚至对于金融股票空头交易的临时禁令——这似乎反映了人们印象中政客对投机行为所持的那种无知的敌意——都受到了摩根·士丹利的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金融家的极力敦促。白宫、国会和懒惰的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在布什政府末期反击经济萧条的措施制定上都是小角色。实际上，政府把挽救由华尔街造成的经济危机的权力又授予了华尔街。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七章 关于资本主义和政府我们学到了什么（2）
我并不是批评将金融危机的处理委派给金融专家而非政客和官僚的做法。但这是一个进一步的证据，表明金融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非政府的失败。
政府在这场危机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是放任而非鼓励。政府数十年来对银行——以及更一般地说，信贷行业——疏于监管，放任私人行动者——银行家、抵押贷款经纪人、房地产销售商、房主等——做出理性自利的决策，引发了金融危机，政府却无力阻止其恶化成为经济萧条。政府的不作为催生了市场的一次深刻的失败。这种不作为在一定程度上是政治压力的结果（保持低利息率，保持繁荣的假象，赢得强大政治势力的好感，因为这势力——并非偶然地——是政治竞选的重要赞助者）。不过，它也是政府官员自满的结果，是天然地假定政府官员取得了预防经济萧条的有效工具的结果；在经济大萧条于1933年3月触底的75年之后，没有人预见到它还会重演——人们以为经济萧条已成为“历史”。政府的不作为还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一个结果，该意识形态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为克林顿政府，以及就此而言还可以追溯至1970年代的若干克林顿前任政府所持有，1970年代是金融产业反监管运动开始的年代。这种意识形态承诺被布什政府推到了一个新高度，并在证券与交易委员会未能觉察麦道夫诈骗的事件上典型地表现出来。
政府在监管上出现了重大失败，但这一事实也不应掩盖市场的失败。更准确地说，是不能掩盖——实际上它凸显了——政府更好地监管市场之必要性，以保障金融市场稳定性这一公共善品。政府并非完全是消极被动的。2000年代初期极低的利息率就是政府政策故意造成的结果，低利息率鼓励了银行提高其资金杠杆比率。但是机会的存在并不等于决定利用它。没什么东西强迫贷款人在利息率下降的时候提高其资金杠杆比率。企业也可以在借款增加的同时按比例增加其净资产，以此维系其资产负债比率不变。银行必须经过决策才能提高资金杠杆比率，不能允许它们把决策的责任转嫁给政府（“是放松监管使我这样做的”），也不能允许它们把责任转嫁给金融工具，例如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和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