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一个人不是要给她世间稀罕的物件，爱一个人也不是要满足她的所有需求，爱一个人其实就是在这细小的情节里，流露着一种很质朴的关心，以自己的感觉来呵护对方的感觉，哪怕是很小的一个动作，很短的一句话，都会让爱情发出迷人的色彩，同样也会让你爱的女人更深地去爱你。
于是杨澜开始霸占了厨房。反正失败的“作品”有吴征来对付，杨澜还怕什么呢？失败得越多，杨澜越能感到吴征的呵护。
两个人在性格上和谐，在事业和工作上也是互相帮助。后来两个人开创阳光文化以后，好像就有了分工上的默契。
杨澜说：“我们俩的文化理念很相似；有共性；又各有所长；所以就能够相互合作；共同创造一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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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跑”不利于爱情的成长
杨澜是个做任何事情都绝对不会拖泥带水的人。在纽约的街道与图书馆的较量里我们很难说最后是谁赢得了爱情这场战争。但我们会看到，1995年，杨澜和吴征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幸福开始在这两个制造奇迹的男人和女人心里繁衍。
很多人在采访杨澜的时候都会问杨澜，对于婚姻和事情，你觉得哪个更重要。好像婚姻与事业在名人身上就成了一件“忠孝不能两全”的事情。对此杨澜很无奈，当然几乎所有遇到这个问题的人都会说，“当然是婚姻重要了。”杨澜也做了上面的回答。
从1995年杨澜和吴征结婚到现在，他们已经幸福的走过了11个年头。杨澜内心是一个渴望有稳定家庭生活的人，吴征多年的海外漂泊也让吴征有种寻求归宿的感觉。杨澜的渴望稳定是因为小时候的那种家庭的温馨和亲情给杨澜留下了太多的美丽。吴征对家的渴望不但有和杨澜一样的自身家庭的影响，更有多年孤独的寻找里，在海外的流浪让吴征有种渴望安静与稳定的梦想。
所以，当吴征与杨澜认识没有多久就向杨澜求婚的时候，杨澜几乎是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吴征的求婚。杨澜说：“我相信，任何事情，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一定不是你的，所以，我相信顺其自然。其实，我和吴征从心里渴望着一种安逸，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我们可以在这个幸福的屋檐下生活，养我们的孩子，过我们的日子。”
杨澜天生就是一个很相信家庭生活的女人，小时候的家庭教育环境和亲情使杨澜在长大后的岁月里清晰地认识到自己对于家庭的渴望与定位。杨澜不是那种对家庭生活抱有怀疑态度的人，特别是杨澜每次提到父母，都会不自觉地把爸爸妈妈的那种感情流露出来，特别是在疼爱杨澜身上的表现，叙述的充满着一种家庭的温暖。
结婚以后，吴征看到了真实的杨澜，一个优秀的好妻子、好女人、好母亲。吴征说：“杨澜是个好妻子，有的菜做得很好吃，当然有的菜杨澜也不是很拿手。”所以，每次在家里的时候，杨澜都会忙前忙后地给吴征做好吃的。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缘分历来是对婚姻最好的诠释。吴征和杨澜这样两个好像根本没有一点联系的两个人竟然成了夫妻，还是一对很幸福的夫妻，他们有什么秘密吗？或者是他们用什么样的方法掌握了婚姻幸福的窍门？
首先是在性情上，两人的脾气基本属于很和谐的两个人，如果一个人脾气大的时候，遇到不顺利的时候，另一个总是很耐心，彼此的关注对方使两个人在为对方着想的时候，更多地体味到了幸福的含义。吴征说：“杨澜是我的妻子，更是我的朋友。我们俩都庆幸在茫茫的人海中，能够遇上这么一个知己。”
结婚以后，两个人在事业上也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局面，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发展着自己又帮扶着对方，是一种家庭里不分你我，社会上彼此分工合作。吴征说：“我以资本操作和管理为主，杨澜则是创意更多一点。”
吴征一直觉得能娶到杨澜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因为杨澜和吴征对于电视文化有相同的认识，两个人的文化理念也很相似，可以说在有了共性的大前提下，吴征和杨澜又各有所长，这样的一个家庭，这样的婚姻，这样的珠联璧合，让杨澜和吴征在相互合作，共同创造一个家庭的幸福上，事半功倍。吴征说，“这是一种幸运。”
对于这样的家庭来说，吴征承担着相当大的压力。因为吴征的发展主要在海外，如果不是因为跟杨澜结婚，可以说在国内知道吴征的不会很多，可能除了朋友和商业合作伙伴以外，不会有太多的人知道吴征这个名字。而中国人的观念里，只有妻以夫贵的说法，现在好像吴征要靠杨澜才能出名，所以，从一开始，吴征就在这个婚姻里承担着更多的压力。
关于这点，吴征很大度地一笑，说了一句话：“谁让我是男人呢？”男人在吴征的理解里，不只是一种责任，还有一种承担和付出。
杨澜说：“其实每个人都有弱点，我们结婚的时候，很多人都开吴征的玩笑，说吴征是夫以妻贵，让吴征感到很郁闷。其实在海外的华人圈里，吴征早就是一个名气颇响的年轻华人实业家。不过，吴征很大度，很快吴征就习惯了这种说法，有时候还开点玩笑，说杨澜名气再大也是吴征的太太。”
第四节 甜蜜的事业
婚姻与事业是一个人的两个侧面，婚姻是一种人生的过程，在某一个时期来临以后会伴随你的终生，而事业也是一种人生的过程，在某一个年龄段进入生命以后也会伴随你的一生。只是婚姻与事业显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婚姻是一生的幸福，是一生的追求，是一生的渴望与梦想实现的基础。但事业却不同于婚姻，因为事业是个人能力的一种表现，是不稳定的，你可以随意地去选择，这个做不成可以做那个，甚至可以在一个做得很好的时候去尝试另外一种工作。杨澜在拥有了爱情的甜蜜之后，开始了事业之旅的前期“演习”。这就是《杨澜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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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视线》看美国
近年来，在演艺界有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影视界是演而优则导，音乐界是写而优则唱。杨澜在这个圈子里当然也不例外。需要说明的是，杨澜在1994年选择留学美国，决定做一个以编导为中心的电视人的时候，国内还没有形成上面所说的文化现象。
杨澜再一次用时间为自己证明，在艺术的潮流里，杨澜永远都快人一步。
《杨澜视线》虽然是杨澜在纽约学校里的作品，但已经证实了杨澜在电视制作手法上的老到与纯熟，也给观众展示出了杨澜从一个单一的电视主持人成功的转型为复合型传媒人才。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当时，杨澜的视野随着纽约的学习开阔了许多，在电视文化探讨上，杨澜更愿意向纵深处挖掘，再加上杨澜接触到了许多成功的传媒人和先进的传媒理念，让杨澜感觉到只要我能想到的，我都可以做到最好。
于是，杨澜利用业余时间与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杨澜视线》。
《杨澜视线》由东方电视台的节目部主任滕俊杰先生担任导演，杨澜担任撰稿及主持，利用杨澜当时还在美国留学的便利条件，用介绍和评论的手法，再现近年来美国艺坛、影坛的动态，进而把节目内容扩展到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是一个关于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专题节目。这是杨澜第一次用独立的眼光来看美国。在《杨澜视线》的第一阶段，杨澜把节目的内容，定位在百老汇歌舞剧及近期的美国电影，并购买了有关影片片断的版权。
因为杨澜还在上学，所以制作节目的是时间就是课余时间，也就是因为时间的问题，所以节目的时间定为每集20分钟。
因为时间短，但内容含量使杨澜想做到最大，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艺术创作上经常会遇到的矛盾，那就是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再现尽可能多的视觉内容。为此，杨澜把计划做的细致到不能在细致的程度， 从拍摄的人员、费用、时间来计算，这样才能保证高效率，在后期的制作上，杨澜更是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精选镜头，来突出节奏。杨澜说：“制作一档20分钟的节目，比一档半个小时乃至1个小时的节目更累人。”
可以想象一下，20分钟的节目就想一个小篮子一样，你可劲儿装又能装多少东西呢？要是一个大卡车的话，不是更轻松吗？
在40集的《杨澜视线》中，杨澜以独到的视觉、新颖的手法、全新的理念揭开了美国的各个层面。该片在中国大陆开始发行以后，迅速覆盖了国内52个省市电视台。杨澜说：“现在看来，《杨澜视线》的制作确实带着一种粗糙，与今天的节目确实不能相比。”但我们应该看到，杨澜在《杨澜视线》里的改变，那是一种从娱乐节目主持人向复合型传媒人才过渡的一种证明。
而在《杨澜视线》里，杨澜造就了很多第一。比如，杨澜是第一个进入美国凤凰屋戒毒所深入采访的内地记者，杨澜是第一个亲身采访资深外交家、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的内地记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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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做制片人（1）
人生总会有很多第一次，杨澜在电视行业里第一次做制片人的时候，就遇到了这样那样的困难。
那一次是在纽约拍摄制作《杨澜视线》。杨澜第一次全面负责选题、撰稿、采景、联络采访对象、交通乃至工作用餐等细节的安排。而纽约市各景点都有严格的拍摄限制，比如林肯中心、世界贸易广场等“名胜”都要求摄制组提前一两个星期提出书面申请，这就要求制片人事先要有周密的计划。但百密也有一疏，在拍摄百老汇上演时间最长的歌舞剧“猫”时，杨澜就遇上了麻烦。
当时，杨澜与费翔需要在“猫”剧的巨型广告前拍一段串联词，最佳的角度是在对街的一幢大办公楼前。时值隆冬，又逢大风降温，人站在室外，5分钟后脸就冻僵了。说来也怪了，越是这种时候，越无法一气呵成。不是摄像机出毛病，就是吃“螺蛳”（指说错台词）。好不容易快完成了，突然楼里窜出一个警卫，挡在摄像机前，声称这是私人用地，没有主人准许，不可以进行拍摄。如果是即时申请，已不可能了，于是摄制组不得不移到楼侧的一个街口上。那里的取景还可以，但却是个大风口，冷风迎面刮来，让人眼睛都睁不开。杨澜一边诅咒着多事儿的纽约，一边还要“热情洋溢”地与镜头交谈，滋味实在够受的。而且脸和嘴部的肌肉都被冻得不听使唤，有一些词儿的音已很难咬准。万不得已，只有躲进附近的商店暖和一下，然后冲出来再录，可是这时候，摄像师的手指又冻僵了。
吃些皮肉之苦还是小事。干电视这一行的人就是要吃苦，谁叫你喜欢呢？好在整个拍摄计划得以准时完成，所以，杨澜心中还是颇有成就感的，这毕竟是杨澜第一次做制片人啊。
在美国，杨澜知道了，编辑机房跟资金是有关系的，所以不能跟以前在国内一样随意使用了，纽约的普通编辑机房每小时开价200美元，按时收费那可是一点儿也不含糊的。要做到最好，就要精打细算。
杨澜在美国编辑片子的时候，第一天编了10个小时，节目完成了约15分钟，机房费却花了2000美元。杨澜一算，吓了一跳，这样下去，一定会严重超出预算的。于是赶紧请教有关人士，才知道美国的工作方法是把所有的素材带都翻到家庭录像带上，由编导带回家反复研究之后，在纸上写出编辑顺序，其中所标的时码要精确到秒，随后拿着这份书面编辑稿进机房，以节省机房用时。知道了这点以后，杨澜做起片子来就快了很多。
虽然杨澜知道了应该这样或者那样的来节约资金，但这毕竟是杨澜的第一次，有不少问题在事先还是没有考虑周全，最大的问题就出在两地制作上。
在分工上，杨澜负责前期串联词的拍摄、粗编，后期的制作由滕导在上海负责合成。由于中、美两国采用不同的电视制式（中国为PAL制，美国为NTSC制），所有在美国拍摄的素材一经转制，色彩、清晰度都会受到不少影响（虽然杨澜选用了国际上最先进的数字式转制机，但还是有一定的影响）。另外，录像带即便是完全依靠国际特快专递来运送，一去一回总要两三周的时间。这样一来，后期编辑时间就显得十分紧张，特别是全国50多家省市电视台也在播《杨澜视线》，为保证播出，还要把国内邮寄录像带的时间考虑在内。结果，杨澜失去了录旁白的可能，亏得滕导经验丰富，才勉强用各种特技和字幕把各段串联词和电影素材编在一起。但这毕竟是亡羊补牢，从专业角度来看，节目的完整性与深度都受到很大影响。这点在杨澜以后的节目制作里，都被提前考虑了进去，对于杨澜的电视生涯来说，可以用“吃一堑，长一智”来概括了。
在交过了这样的“学费”以后，《杨澜视线》第二阶段的拍摄和制作就变得顺利起来。1996年5月底，滕导率东方电视台摄制组赴美，直接用PAL制录像，省去转制的图像损耗；那时候杨澜已经毕业走出了校门，可以全副精力地投入工作；滕导亲自担任摄像（他本人是摄像师出身），对镜头的捕捉和把握更到位，而后期编辑薄古参加了前期拍摄的全过程，对素材的内容及顺序更加心中有数。
而对于杨澜来说，第二阶段的工作更有挑战性。这时的节目内容由影视评论转向社会现实题材，如治安、戒毒、减肥等等，这就要求杨澜更多的是以记者的身份出现。查阅资料、拟定节目的结构、直接用英语采访、并亲自撰稿，工作量比前一阶段增加了好几倍。不过，两年多来杨澜在纽约学的就是这些，现在有了用武之地，让杨澜感觉心里很痛快。她在电视制作里体会到了乐趣。
随后《纽约时报》和《新闻周刊》分别刊登了对杨澜的采访。由于这两份报纸和杂志在美国颇具权威性和影响力，所以《杨澜视线》在以后的拍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