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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征再次让杨澜感觉到爱有时候是不需要说出口的。杨澜说：“我在阳光的时候，吴征在其他的媒体领域，因为吴征成功的商业经验，所以吴征在海外的一些投资都有很好的收益，阳光最后的运转资金其实都是吴征挣来的钱。他用这个来填阳光的亏损，所以我特别感动。就这样又维持了一段时间，最后我自己也不得不面对现实。”
从上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吴征绝对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吴征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商人，从小的地方说，吴征是为了杨澜，从大的地方来说，吴征是为了阳光，因为阳光制作的是一种文化的积淀。
对于阳光的七种原色我不想多说
在阳光卫视的经营里，有一年，阳光的亏损金额到达了6 300万美元，这个数字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说，都是相当可怕的，因为这个数字很可能会让一个企业再也翻不过身来。当时有不少“好心”的媒体纷纷替杨澜“把脉号诊，开方拿药”。
对于这样的局面，当时的杨澜这样陈述：“阳光文化出现了6 300万美元的财政赤字，这是阳光文化从筹划运转到成立再到开播之前发生的费用，这里包括很多硬件设备的投资，这是公司成立运转必须购买的正常开支。对于一个传媒行业来说，从开始启动筹划到节目出台，这个费用是正常的。为了公司的节目制作，我们在香港建成了一个全数码制作中心，编辑、非线等专业机房达到了3 000平方米，仅此一项就用去了500万美元。还有电视卫星的频率租赁费用也是一大笔支出，各种人员开销，办公费用都出在这6 300万美元里。”
这就是阳光文化的最初。那段时间杨澜并不担心以后的公司运营，而是将心思用在了电视节目的制作上，毕竟开设阳光文化，就是为了杨澜更好地做电视，为了更好地实现杨澜在电视领域的所知、所想、所行。
阳光上市之初，凭借着杨澜的电视节目效应，各方股民一起追捧，筹集到了3亿元资金，杨澜制作的节目开始在各地的电视台落地以后，广告收入开始进账，这一切都带来了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当时杨澜就觉得，从发展来看，阳光文化前景很好。因为资金投入不是很大，许多可以利用的资源都是自己的，经费上不用担心，只需要在传统的媒体资源上再做一下精加工就可以满足电视的需求。
于是，阳光文化的战线从内地发展到了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与内地不同的是，台湾地区为了拿到杨澜的节目，竟然反其道而行之，打破了你要进入我的频道就必须先给我钱的常规，而是先给了阳光资金来购买杨澜的节目播出版权。这就给了阳光一个暗示，你们的节目是有竞争力的，是有“钱途”可赚的。
香港地区也是一帆风顺，可能是因为杨澜在凤凰卫视的经历让香港地区认识到了这位美丽主持的魅力吧。在香港有线电视的节目收视调查表上，阳光的节目一直保持在前三的位置，这给阳光带了兴奋点。
但杨澜忽略了一点，正向杨澜所说的那样，阳光的收看对象主要是内地，而大陆地区的###收费频道的开放程度几乎还是一种处于原始社会的封闭期，在这样的前提下，阳光卫视的坚持几乎就等同于一种慢性自杀。
在吴征不再勉强杨澜退出阳光卫视之后，杨澜开始感到阳光文化所面临的巨大压力。虽然有吴征在其他商业途径上的大手笔来填补阳光文化的窟窿，但对于这样一个以电视传媒为主体的企业，如果再不能赢利，扭亏为盈，找不到运转渠道以赢利来维持下去的话，可以想像杨澜的路走的是多么的艰难和辛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杨澜的精神在电视文化里得到了滋润。
2000年，是网络疯狂的一年。在这个划时代的数字里，网络公司以每天几家的速度宣告着经济的复苏在网络的领域找到了新的栖息地。所有的人都觉得在网络上可以挖掘到金山银山。阳光文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也是一种大势所趋。事实证明，网络上的商业时代远没有人们预想里的那样灿烂并充满商机。
阳光文化的定位有一部分是网络电视，在这个领域的发展就要借助网络平台的搭建。杨澜的阳光文化网络电视在最初的时间里确实可以借助网络的火爆，但网络只是吹了一个绚烂的泡泡，在昙花一现之后，网络公司又以每天几家的速度宣布着倒闭。烧钱的网络在不足一年的狂热后快速降温到冰点以下，对所有借助网络的媒体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网络的泡沫破灭时代以比网络搭建时代快的多的速度让大家立刻清醒过来。
2005年7月，杨澜不算完满的5年商业之旅划上了句号。杨澜宣布：将她与吴征共同持有的阳光媒体投资集团权益的51％无偿捐献给社会，并在香港成立非盈利机构阳光文化基金会，同时辞去了包括阳光媒体投资董事局主席在内的所有管理职务。这也意味着，杨澜已从商场抽身而退，重回她所熟悉和擅长的文化传播和社会公益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