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太多了，每个戴上的人都不舍得取下来，后面没有戴过的孩子心里就开始着急，这样一来，孩子的天性占了上风，在下一个该谁带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于是，在这样的挣来挣去里，发卡牺牲了，红色的发卡在众多的小手里变成了两个。
小朋友一见发卡断了，马上就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一哄而散，只留下了委屈的杨澜。
杨澜哭了，杨澜蹲下去，一手拿起一半的发卡，好像发卡的毁坏是因为自己的？##旁斐傻模睦镉兄帜诰巍８匾氖牵约焊漳玫降男陌铮姑挥泄惶炀驼庋倩盗恕？/p》杨澜哭着回到家，跟爸爸讲事情的经过。爸爸听了以后笑了笑，对杨澜说：“没有关系。我知道你是想让你的朋友来分享你的快乐，但人太多，于是就发生了点意外。没有关系，我会帮你把发卡修理好的。”
“真的？”杨澜睁大了眼睛，不相信爸爸能做到。
“当然是真的了。”杨澜爸爸很肯定的回答着。
“不能骗人，爸爸说过骗人不是好孩子。”杨澜还是怀疑着爸爸的能力，继续说：“拉钩？”爸爸说：“好，拉钩就拉钩！”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大人与孩子的童声二重唱就这样在黄昏的房间里打开了快乐的帷幕，剩下来的就是杨澜在一种怀疑里看着爸爸。
杨澜看到爸爸把发卡的两边放在一起，拿出一小瓶胶水，小心的涂抹在发卡的两个断面上，然后用嘴轻轻地吹着，很快，两面的胶水就干了。杨澜爸爸把两个断面小心的放在一起，用两只手用力的挤压着两边。哈哈，终于发卡黏合在了一起，又能用了。
但杨澜只高兴了一小会儿就又不高兴了。原来，胶水虽然“愈合”了发卡的身体，但中间还是留下了难看的疤痕。那是胶水在黏接时的痕迹。杨澜不明白为什么一件好好的东西，一旦坏了，再黏合起来就跟原来不一样了呢？
爸爸看着杨澜一脸的疑问，就说：“你是不是想知道，为什么发卡再也不能复原了是吗？”杨澜点点头，不说话，又快流泪的样子。爸爸说：“坏了以后，我们只能修理，既然坏了，当然就会有裂痕，裂痕是永远无法修复的，所以你要记住，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努力地去做到最好，因为做错了以后，我们虽然有机会去改正，但已经不能跟以前一样了，知道吗？”杨澜很懂事地点点头，但还是沉浸在一种心酸里。
发卡带来的人生启迪（2）
杨澜看着这难看的发卡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妈妈说：“让我们来给这发卡打扮一下吧。”杨澜看着妈妈拿出剪刀，在一条丝绸废料上这样修剪一下，那样再修剪一下，又用线把几片丝绸缝合在一起，再用手修整了几下。“啊！”杨澜睁大了自己的眼睛，杨澜不敢相信，妈妈竟然给自己做了一朵漂亮的大绢花，还把这朵花固定在了发卡上，遮住了发卡上的裂纹。杨澜一见高兴极了，她没有想到，这时候的发卡可比刚买回来的时候漂亮多了。
杨澜开心地搂着妈妈的脖子，用劲地亲着妈妈的脸，一连声地说：“谢谢妈妈，谢谢妈妈。”
妈妈说：“有时候坏事可以变成好事，有时候好事能变成坏事，关键看你怎么去做。你看，发卡坏了，但现在又好了，更漂亮了。”
在杨澜点头表示明白的时候，爸爸接着说：“遇到事情我们不能哭，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只有自己动脑子，动手，解决了问题，才能成为一个坚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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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丑小鸭长成白天鹅
虽然杨澜生长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但杨澜的内心并不轻松。从上学开始，杨澜的爸爸妈妈就没有过多地过问过杨澜的课业情况，但是杨澜有一种不服输的毅力。这种毅力和坚韧让杨澜在以后的电视生涯里收获颇丰，但也让杨澜心里留下了一些小小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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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个性的诞生
人在一生的经历中总会留下或多或少的遗憾。有些是因为不知道珍惜，错过了才发现自己的不该，有些是因为疏忽了亲情的呵护，走过了才发现，那时候的亲情已经不可能再用现在的亲情来替代，还有些只是因为随意的惯性释然，才使自己在多年以后的某个时间的独处里突然的出现，让你感到一种无法触及的揪心与不安。
就像生命里开过的那些花儿一样，当你身在花中的时候，永远都不会去留意花儿为你开出的娇艳，也无心去深嗅花儿为你酝酿的芬芳。当你有一天突然发现那些生命中绽放的花儿对你是多么重要的时候，已经事过境迁了，你已经永远地轮回在一个再也找不回来最初的那缕清香的空间里了。遗憾永远都只能成为遗憾。
对于杨澜，爸爸妈妈并没有过多的给予期望。有人说，不成功的父母希望孩子能成功，因为孩子身上有父母的梦想，孩子是父母圆梦的最后希望。反过来成功的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像自己一样辛苦，更多的是希望孩子能健康快乐地成长，在一个相对和谐、没有压力、没有负担的生活环境里，幸福地度过平稳的一生。杨澜的父母就是这样。
所以，杨澜从小过的是一种轻松惬意的生活。没有学习的压力，没有生活的压力，也没有父母望子成龙的逼迫利诱。
1983年至1986年，杨澜在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上学。中学时代的心理特征是一种渴望飞翔、渴望独立、渴望摆脱父母约束，自己去争取自由自在的时期，杨澜也一样。
那时候，杨澜已经开始在同学中有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仅是因为杨澜人长得漂亮，是当时的校花，也不仅仅是因为杨澜成绩优秀，一直让同学羡慕，更主要的是因为杨澜的“韧性”。这种不达目的不罢休的“韧性”让杨澜在同学中出了名。
只要是杨澜认准的事情，没有人可以改变她。
韧性与独立是对一件事情的两种反应。独立的人一定有韧性的根基，韧性的人一定有独立性格的前提。独立与韧性相辅相成而又各不相同，这种韧性在青春期的杨澜身上成为一种思想情感上的叛逆。
可能是杨澜的爸爸妈妈最初对杨澜的教育过于宽容了？还是杨澜的爸爸妈妈觉得在一定的社会常识与生活经验的前提下，可以让孩子去接受锻炼？反正在日常的生活习惯里，杨澜的独立性格有了一个宽阔的发展空间，这种空间为杨澜的以后打下了基础，也让杨澜从小就养成了聆听别人的意见，但最后一定要自己拿主意的性格。
为妈妈擀面条
中学时期，杨澜的妈妈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家务都不能做，这样家务就落在了杨澜的身上。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杨澜感觉到自己长大成人了。虽然家务只是简单的买菜、做饭、洗衣服这些原来就学过的事情，但现在跟原来毕竟不一样了。
原来都是帮妈妈做一点，偶尔的才会连续做家务，现在不同了。现在爸爸妈妈开始把杨澜当作大人一样看待了。如果说原来杨澜的爸爸妈妈是在心理上像对待朋友一样的来把杨澜当作大人的话，现在却是在实际生活里让杨澜开始承担起家庭的责任了。
扫地、洗床单、买菜、做饭，甚至是换煤气这样的体力活，都成了杨澜开始需要操持的一部分。这样过早的家务劳动，培养了杨澜的独立个性，这个外向与内向合二为一的中学生，开始在父母的呵护下撑开了属于自己的天空。
有一天，杨澜的妈妈突然说，想吃点手擀面，虽然杨澜的爸爸妈妈都是南方人，但在北京生活了这么久，面食也逐渐成为了家里的主食。
对于南方家庭里长大的杨澜来说，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因为杨澜知道，以前妈妈做的时候，是先和面，然后再用擀面杖来擀面，把面擀好以后，仔细地折叠在一起，再用刀切出面条来。这些杨澜都看过，真要做起来，还是闹了笑话。
那天下午一进家，就问：“妈，你想吃什么，我来给你做。”妈妈说：“我想吃点手擀面，可是你不会做啊。”
杨澜说：“不会做怕什么呢，我还不会学吗？”
妈妈笑着说：“哪里能一学就会啊。”
杨澜说，“还不是和面，擀面，切条，下锅。看也看会了。”说着杨澜就开始把面舀到面盆里，用水和起来。
和面是个巧劲，水要一点一点地加，杨澜不知道，放一点进去，觉得不够，再放一点进去，还是觉得面干。杨澜不知道，应该是一边加水，一边把面揉成团的，当杨澜发现手一进去，竟然快成面糊的时候，才想起来应该求教于妈妈。
杨澜带着满身的干面粉，那是舀面时碰上的，带着两手的面，那是水太多了，黏在手上的，问妈妈：“妈，我这是怎么了？面那么软！”
妈妈笑着说：“你再放点面进去吧，慢慢的揉成团，现在是水太多了。”杨澜答应着就要走。妈妈又说：“你的盆也用干面粉擦一下。”
在妈妈的指导下，杨澜终于把面和好了，也知道了，会和面的人最后应该是“手光，面光，盆光”，这样的“三光政策”。
面和好以后，还要醒一段时间，这样的面才均匀，吃着也好吃。杨澜就这样让妈妈体会到了自己的一种孝心。
爸爸妈妈为了培养杨澜的决断能力，每次家里有事情的时候，都要询问杨澜的意见，给杨澜充分的发言权利，有时候爸爸不在家，杨澜就在妈妈的监护之下开始“独断专行”任意的行使着家庭内部的权利。比如，妈妈身体不好，需要什么蔬菜调补了，家里需要添置什么物件了等等，都有杨澜的建议。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还没有提倡什么素质教育，更没有哪个家庭会给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发言权和决策权，但杨澜的爸爸妈妈好像一开始就给了杨澜为整个家庭拿主意的权利。这在杨澜以后的事业发展上，充分体现了杨澜爸爸妈妈的先见之明。从小给孩子一个独立、自强的个性，比给孩子金山，银山都强。在今天，培养孩子的独立性，正在成为年轻一代父母的必修课，而杨澜的爸爸妈妈却在很多年以前就开始有意无意的实施着这个计划。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个性的独立是好事，也是坏事。好的一面就是让杨澜更早地开始融入社会，承担起一种心理意义上的责任。坏的一面却是，杨澜开始在这个叛逆的年龄上无意中伤害了母亲。这事到今天都让杨澜觉得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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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我是无心的
有一年，杨澜的爸爸出国访问，家里只有杨澜和妈妈两个人，因为学习紧张，杨澜开始选择了住进学校。
爸爸出国，杨澜住校。这样一折腾，杨澜是舒畅了，但家里就只有妈妈一个人了，所以杨澜妈妈很希望杨澜能够在家住。对于这件事，杨澜没有妥协，没有听妈妈的话。虽然杨澜在家庭里已经有了自己的发言权，但青春期的叛逆需要的不只是发言权，而是摆脱父母视线后的自由自在，强烈渴望独立的性格让杨澜忽略了妈妈的关心。杨澜开始在自己划定的天地里飞翔了。
有天周末，杨澜回到家里，看到了妈妈，并未想多停留，不是为了逃避，而是因为周末有活动。她只是回家拿换洗的衣服，拿完就要走的。这时候，妈妈说话了：“澜澜，你要出去？”
杨澜回头看着妈妈说：“是啊，有个活动，怎么了？”
妈妈说：“没有什么。”
杨澜说：“那我走了。”说完，杨澜随便拿起几件干净衣服，装进行囊，然后就跟妈妈打了招呼就走了。
后来杨澜知道妈妈当时流泪了，但没有让杨澜看到。
每次杨澜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都会觉得内心愧疚，因为那时候自己的年少无知，因为那时候自己对母爱的疏忽，更因为无心的过错，心有歉意。
杨澜说：“其实我很想对妈妈说一声对不起，但却一直没有说出来。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母亲这两个字太过于厚重，厚重到你用任何的字样来表示歉意，都会在母亲这两个字里消失得无声无息，就好像一滴水想冲淡大海的苦涩一样，孩子给母亲的永远都是忧伤中的幸福，而母亲给孩子的永远都是宽容中的回忆。
我想如果我妈妈看到这里，一定会说上面的故事是我现在产生的幻觉。在母亲的记忆里，永远都是一种满足的幸福，而不会留下任何能够伤害母亲与孩子之间感情的记忆。这就是中国善良的母亲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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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早恋的青春时节
早恋是那个时代开始出现的词汇，并一直沿用至今。这个词汇对于中学生来说，不亚于毒蛇猛兽，谁要是被这个词汇定性，几乎可以说，在那个时代，谁就彻底被定性了，大学与你无缘。所以早恋就成为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的专用名词。
对于杨澜这样优秀的好孩子来说，早恋是不可想象的，早恋也是不可能的。如果杨澜早恋了，别说老师不相信，就是杨澜自己，可能都不会相信。
托尔斯泰说：“哪个少年不善钟情，哪个女子不善怀春。”
杨澜在青春期怎么会没有一点心思呢？《童年》里的歌词就成了杨澜与众多学习成绩优秀的女孩子逃避现实的方式和情感幻想的唯一寄托，不同的是“隔壁班里的那个女孩”这句歌词里的主角，换成了“隔壁班里的那个男孩”，被这些重点保护的学生整天地挂在了嘴上，成为当时校园里徘徊在禁区边缘的风景。
可能是因为女孩子天性中的羞涩，再加上学习的压力，老师的教诲，社会的教化这些原因吧，杨澜和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只是在心里幻想着自己的白马王子，能在青春初次绽放的年龄走入自己的视线，在不该幻想爱情的时候做了一个梦里的梦。这样就可以在学习成绩始终保持优秀的背后，隐藏着一点不为大人所知的心事。
杨澜笑着说：“那时候，其实也特别希望有男孩子追自己，哪怕是不成功的一次也好，或者是没有开始就结束的一次也好啊，但没有，一次也没有过。这对我来说，不能不说是一个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