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中国人也成立了自己的保险公司，开始跟我们竞争中国的保险业务。英国保险公司并没有过形成太强的竞争力，因为他们感觉承保中国人的业务风险太大，比如说如果一位商人生意破产，他很可能会在新年之前放火烧掉自己的公司，然后再用从保险公司获得的赔偿金来清偿债务。但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对方是自己纵火，那就不用支付赔偿金。我想我们是第一家开始尝试通过这种方式奋起捍卫自己利益的保险公司……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以极为难缠闻名，那些骗子也不敢再来找我们的麻烦了。
许多年以后，格林伯格在AIG成立了专门调查事故原因的索赔部门。
史带很快跟借钱给自己的中国银行家徐新六成为了好朋友。当日本人开始在中国大肆扩张的时候，徐新六乘坐的一家商业航班从重庆飞往香港的时候被日本人击落。随后日本人将所有乘客全部用机关枪射杀，只留下了驾驶员一个人。史带显然承诺过徐要照顾好他的孩子，事实上，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徐的儿子徐大春，但史带还是送徐大春去哈佛福特（Haverford）大学读书，并在后者到达美国之后的第一个感恩节前去看望了他。随后史带一直让他在自己的公司里工作，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徐大春一直都是史带基金会的主席，直到2000年才退居二线当起了顾问。
此外，在公司成立早期，史带还结识了大批因国内革命而逃离俄罗斯的俄罗斯白人要知道，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可是一个被难民视为天堂的地方。这些俄罗斯人向东逃到海参崴和哈尔滨，随后又逃往北京和上海。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几个共同点：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处世经验丰富，而且都十分勤奋，进取心强，并且非常需要工作。
在这些难民当中，有一位名叫阿泰米斯·邱考斯基（Artemis Joukowsky）的前任俄罗斯外交家。至于邱考斯基是如何跟史带先生搭上线的，曾经流传过几个不同的版本。就在1973年我加入AIG之后不久，就听说了一个关于邱考斯基的故事，当时我相信那是绝对正确的版本。据说列宁掌权的时候，邱考斯基还在俄罗斯的外交部门工作。当时的俄罗斯外交官们每个星期只能吃一磅牛肉，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邱考斯基决定离开俄罗斯。他横贯俄国，逃到了上海。多亏遇见了史带先生，他才没有像很多俄罗斯人那样沦落为私家车司机，而是成为一个日后遍布全球的商业帝国的早期合伙人之一。他的妻子也没有像很多俄罗斯女人那样成为中国大亨的情妇（当时很多中国富豪似乎特别喜欢俄罗斯白人女性，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初显身手（4）
关于邱考斯基故事的第二个版本则完全不同。邱考斯基毕业于圣彼得堡的一所军官学校，随后便进入俄罗斯外交部门工作。他的中国话说得非常流利，就被安排到俄罗斯驻北京大使馆。后来俄罗斯发生国内革命，邱考斯基加入了败军科尔查克将军（General Kolchak，俄罗斯著名军事领导人，后来在西伯利亚被捕并杀害的助理）一方，并在科尔查克将军战败之后被迫沦落异乡。邱考斯基最终流落到上海的俄国难民营。朋友们告诉他，有一位非常奇怪的美国人喜欢雇用那些会说中国话的外国人来开拓中国市场。邱考斯基说：“可我不会说英语啊。”于是他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学习一些最简单的英语。然后邱考斯基就走进史带的办公室，告诉对方自己的牙齿感染了，所以不能说太多话（他甚至还用一条绷带缠住了自己的脑袋），史带跟他交谈了一会儿，然后就给了他一份工作。邱考斯基随后用自己会说的那几句英文告诉史带他感觉非常荣幸。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可是事实上，那位假装牙疼的人是乔治·莫斯科夫斯基（George Moszkowski），一位波兰骑兵军官。他也是由于俄罗斯革命而成为难民的，并最终在史带的公司里度过了一段非常成功的职业生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AIG的人都以为是邱考斯基不会说英文，但实际上这个人应该是莫斯科夫斯基。史带显然看穿了莫斯科夫斯基牙疼的把戏，但却非常欣赏对方的勇气，于是就决定聘用了他。
后来邱考斯基的儿子小邱考斯基告诉我了第三个版本，这个故事听起来十分富有传奇色彩，但却相当不精确。他解释说自己的父亲是一位出身名门的贵族。自己的祖父曾在圣彼得堡的皇家卫队担任上校，并且还在亚历山大二世的领导下跟奥图曼帝国的军队在保加利亚交战过。小邱考斯基手上还留存一份其祖父的回忆录，上面说亚历山大二世曾经一度被视为保加利亚人民的解放者。
邱考斯基在俄罗斯诗人普希金曾经就读的亚历山大皇家学院接受教育，之后加入了俄罗斯外交事务部。（另外一位创始人的儿子巴克·弗里曼（Buck Freeman）曾经称邱考斯基为史带公司里最有教养的俄罗斯人。）外交事务部部长派他担任科尔查克将军。在担任助理的这段时间里，邱考斯基虽然也身着军装，但只是担任情报官员，而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军官。
邱考斯基出生于1893年（比史带晚一年），是一位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他的祖上是移居乌克兰的瑞典后裔。他知道自己已经名列俄罗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暗杀对象名单，但却不知道原因，于是去找科尔查克将军，表示希望能够到国外工作。于是邱考斯基被派往俄罗斯驻满洲里哈尔滨市领事馆担任外交官，并在那里遇到了自己的妻子。他的妻子是当地检察官的女儿。邱考斯基的儿子后来回忆说，后来当中国政府拒绝承认俄罗斯的共产党政权的时候，正是他的父亲亲手关闭了俄罗斯驻哈尔滨的领事馆。就这样，最终邱考斯基到达了当时的难民之都——上海。
邱考斯基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俄罗斯语和英语（带有典型的牛津口音），于是就在一家英国保险公司找到了一份工作。由于他的家人大都是医生或者是政府官员，没有在公司工作的经验，所以这对于邱考斯基来说是一份巨大的转变和挑战，但为了养活家人，他别无选择。一位英国朋友曾经告诉邱考斯基他在这家公司绝对不会有前途，原因非常简单，因为他不是英国人，所以他应该尝试到一家美国公司去寻找机会。就这样，邱考斯基最终找到了史带，并从此开启了两代人的职业生涯。
凭着自己的语言天分，邱考斯基很快就学会了普通话。他刚开始从事的是海事保险，但后来发现中国人尤其不愿意购买那些新险种，而且他们对海事保险表现出了强烈的抵制，根本不想接受风暴保险，因为“我们根本不知道风暴是怎么一回事。”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还发生过很多有趣的事情。比如说国民党军队曾经拥有一支商用船队，随着共产党接管港口之后，船队就被扔在了港口。后来国民党政府希望保险公司能够提供赔偿，说这是由于船员的失误而导致船主受到了损失。国家联合保险公司受到控告，希望能够支付船只的剩余款项，但当案子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的时候，法庭居然根本不承认当时的中国政府。
最后，邱考斯基开始着手开拓中东业务，后来担任中东保险公司的CFO，并最终成为史带公司的高级副总裁。
按照史带当时的条件，由于邱考斯基曾经有过为一家英国保险公司工作的经历，所以他在加入史带公司的时候已经可以算得上一位老手了。史带经常会雇用一些跟自己一样的人，他们通常是俄罗斯人，甚至根本没有任何商业经验，但史带却会交付给他们重大的责任，并且坚信他们很快就能迎头赶上。就这样，这些俄罗斯人在公司里逐步成长，最终不仅为自己找到了一份职业，而且找到了终生寄托情感的地方。不仅如此，他们还把这种感情传递给自己的孩子，于是他们的下一代也有很多人在AIG供职。于是就出现了很多奇怪的情况：在AIG，如果父亲是某家公司的CEO，那么他的孩子就很有可能继承父亲的工作，而相比之下，如果儿子在从事着跟父亲同样的工作却没有想过要做到最高执行官的话，那倒是一件怪事了。这个现象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史带和他的公司是多么振奋人心，回报是多么丰厚了，这份感情甚至会成为代代相传的遗产。
毫无疑问，邱考斯基的儿子小邱考斯基后来也加入了AIG。小邱考斯基发现，而且他至今仍然这样认为：“AIG是一个极度刺激，令人兴奋的地方，它可以派驻你到另一个国家经营自己的公司。而且总部也不会每天通过传真、电子邮件或者是任何方式来监督你的工作。”在AIG，小邱考斯基曾在很多地方服务过：米兰、贝鲁特、香港等且最终还在AIG社会主义国家保险部门（被称为“特殊世界市场部门”）担任了最高主管。这可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要知道，由于他父亲当初的经历，邱考斯基本来应该是极端仇视社会主义政权以及相关的一切的。在AIG工作了30年之后，邱考斯基离开了公司，出任布朗大学的副校长，后来又荣升该校校长。他在AIG工作最辉煌的成就就是成功地拓展了AIG在东欧地区的业务。
1986年老邱考斯基去世的时候，巴克·弗里曼和汉克·格林伯格参加了他的葬礼。那是一种典型的俄罗斯东正教婚礼，棺材敞开着，整个葬礼进行过程中，所有前来悼念的人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根点着的蜡烛。葬礼结束的时候，所有人都会走到棺材前面，亲吻死者的身体。“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感觉，”格林伯格对弗里曼说，“在邱考斯基活着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亲吻过他，如果在他去世的时候亲吻他的话，会受到诅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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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立友邦人寿保险公司（1）
就在史带前往纽约寻求更多代理权的同一年，也就是1921年，他创建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这样他就可以跟其他外国保险公司区别开来，开始向中国人出售人寿保险。为什么史带如此聪明，做出这个后来让公司大获成功，并且最终成为亚洲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的决定的呢？难道就是因为他是美国人，而不是一家在中国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的英国保险公司吗？还是因为他看到了这种业务的成长性？显然，答案更可能是后者。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史带贯穿一生的一个性格特点：他总是会在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看到新的东西，发现新的机遇。
史带观察到，很多中国人都非常长寿，所以他推测，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人的死亡率会进一步下降。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投保人的寿命越长，保险公司赚的钱也就越多。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史带感觉到未来的市场规模将不可限量。想象一下，他可以为成百上千万人提供保险服务，而许多外国保险公司却只是把目光局限在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外国人身上。所以史带相信，为中国人提供人寿保险将会成为一个既没有竞争，又不可限量的市场空间，这种商业模式很可能会成为AIG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创建亚洲人寿的过程中，史带使用了一种后来成为AIG在全球拓展业务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标准做法：请当地人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史带邀请了几位颇有名望的中国公民加入了他公司的董事会，开始在上海面向中国人销售人寿保险，在这个过程中，他最受欢迎的产品就是一种20年的储蓄保单，许多英国保险公司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为中国人提供这样的保险服务。
这也正是为什么史带后来会在中国成为一个传奇人物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问题上似乎颇有天赋。是的，他的目的的确是要建立一家公司，但他同时也对自己的中国同事，以及中国人民，抱有一份尊重和关爱。
1924年，他遇到了一位维系终生的朋友和伙伴——曼斯菲尔德·弗里曼（Mansfield Freeman），并成功地说服弗里曼加入自己的公司。弗里曼的父亲是一位在上海任职的卫理公会教派的牧师，弗里曼当时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教授英文和哲学。史带请他担任自己在北京的分公司的主管，但弗里曼表示拒绝。后来史带公司的一位经理请他为公司给一些中国学生提供人寿保险销售培训。按照规定，学员们当中将会有一场团队竞争。正像他在很多年之后，在佛蒙特他的母校卫斯理安女子学院（Wesleyan）举行的一次论坛上所谈到的那样：
这可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在公告牌上张贴了一张公告，结果只吸引了三四名学生。我对保险一无所知，但我买了一本关于保险知识的书，并就此举行了一系列不错的讲座。
当夏天到来的时候，我让他们去向自己的朋友们兜售保险。大约一个星期过后，他们回来了，开始向我抱怨，“太难了，根本没有人买，可能你教的方法是错误的。”
“根本不是，”我反驳道，“这是你们所能听到的最好的培训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决定跟你们一起去见客户，看看你们是怎么销售的。”结果我大获全胜，我从来没有销售过这类东西，但当他们带我出去见了客户之后，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成了我的客户。
那个夏天，弗里曼和他的团队创造了当时的销售记录。AIG公司的主管对他们的成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裁史带亲自为这个团队颁发奖品。团队成员说自己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他们的老师——曼斯菲尔德·弗里曼，于是史带亲自拜访了弗里曼，并说服他加入了自己的公司。“我是走后门进入保险行业的，但我之所以一直留在这个行业，主要原因还是史带先生。随着时间的增加，我最初对他的信任逐渐变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爱戴。”
史带和弗里曼很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弗里曼发挥了自己的教学特长，帮助史带在当地招聘和培训保险代理。到了1924年，弗里曼已经开始管理亚洲人寿保险北京分公司了。在将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弗里曼在公司迁到纽约城之前走遍了整个中国，到1960年退休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