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an） 工作。他当时并没有从这家公司领取任何薪水，只是被告知在战争结束之后到公司报道，于是在1945 年，他便来到了史带、帕克和弗里曼公司。公司在菲律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料这种成功最终却引发了一场要从史带手中抢走公司控制权的阴谋。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史带生命中最后一次遇到类似的阴谋，直到他最终离世，这种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史带、帕克和弗里曼公司是史带、曼斯菲尔德·弗里曼和布洛克·帕克在中国创建的公司，但它的主要业务却是在菲律宾承担汽车保险。跟史带的大多数同事一样，帕克并没有接受过任何关于保险知识的培训，只是曾经为OSS 项目在南欧工作过一段时间。帕克第二任妻子是欧洲著名保险商塞得维克·柯林斯（Sedgwick Collins） 的一位高级主管的女儿。就在史带想要把业务打进欧洲市场时，可能是为了保护自己岳父的利益，所以怕克坚决以“成本太高”为由反对史带的这一决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公司在菲律宾设立的汽车保险公司。史带发现这是一个肮脏的生意，尤其是在菲律宾，保险商和投保人会在背后耍很多手段，做出很多不道德的事情，于是他决定退出。帕克舍不得汽车保险所带来的丰厚利润，希望能够继续留下来。
在史带离开菲律宾去巴西的时候，帕克试图联合其他人公开反对史带。听到消息之后，史带立即返回菲律宾，但帕克的建议几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史带“大方”地买走了帕克的股份，后者去了马尼拉，后来又在退休之后去了百慕大。他的第一任妻子，海伦·格雷汉姆·帕克（Helen Graham Park） ，跟史带交情匪浅，全面负责AIG 公司内部装修设计工作。20 世纪40 年代后半期，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史带创建了史带投资公司，并终身对这家公司保持了真正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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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战略
史带在东南亚的其他地区所采取的战略也都大致类似。早在战争爆发之前，他就在当地收购了一家相对较小的人寿保险公司——国际保险公司（International Assurance pany） 。1948 年，他收购了该公司的大部分股权，并在前面加上了一个前缀“美国”，随后将业务拓展到整个东南亚地区。显然，史带的这一做法对公司来说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虽然当时美国公司已经不再那么受追捧，但由于众多美国公司已经在东南亚确立了良好的声誉，所以在前面加上“美国”二字仍然起到了巨大的营销作用。大多数当地人都愿意在这样的保险公司投保。
在“巴尔尼”·修斯（“Barney”Hughes） 的领导下，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休斯在远东地区有着丰富的经验，在他到达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公司的投保金收入就翻了一倍。随后公司又迅速向外地扩展，将业务拓展到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等地。今天，美国国际保险公司已经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人寿保险商。
当时美军驻日总指挥麦克阿瑟将军希望请一家美国保险公司来为驻日美军提供保险服务。史带在战争爆发之前曾经尝试将业务拓展到日本，但当时日本已经有了一家名叫AFIA 的保险公司，所以史带无法得到许可。史带认识麦克阿瑟，而且跟华盛顿方面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能够请到像迈克纳特这样的人在政治上提供帮助。所以到了1946 年，他就接到了麦克阿瑟的邀请，前往日本开展业务，为驻日美军提供保险服务。1923 年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政府曾经一度拒绝任何新的外国保险公司进入日本，并表示，在日本政府得到适当的赔偿之前，他们不会允许任何外国公司在日本开展新业务。直到1951 年，日本政府才取消这一禁令。从那之后，AIU 便开始在日本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时至今日，日本已经是AIG 在海外最大的产险与意外险市场。
此时的史带再次表现出了自己对房地产市场一贯的敏锐，他看中了东京大酒店隔壁日本皇宫角落的一块地皮。一些AIG 的员工认为这是日本皇室的财产，如果史带能够买下这块地皮，那无疑将对公司的业
也有很大的帮助。直到今天，这件事情还是一个谜。这家酒店属于日本的一个企业组织，战争结束之后，该组织被迫封闭，再也没有恢复营业。根据当时的情况，这块地皮的唯一问题就是它上面有一座宿舍楼，里面住的大都是在附近工作的工人。由于很难让这些工人搬离，所以这块地皮一直都无人问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史带的员工请来了当地黑帮势力清空宿舍楼。黑帮逐个跟这些工人进行谈判，并帮助他们在其他地方找到住处。最终大部分人都同意搬离，但还有一部分——主要是东京大酒店的员工——拒绝搬走。黑帮一怒之下，掀翻了他们的屋顶。这些员工将史带的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后者提供赔偿。法庭判决他们搬走，但要求史带的公司负责对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做出赔偿。史带表示同意，即便如此，最终他还是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了这块黄金地皮。今天，AIG 日本公司的大楼就伫立在东京主要商业区，热闹地段的在这块地皮上，俯视着整个日本皇宫。
此后史带一次又一次地展现出了自己在房地产行业的敏感判断，不断收购开发大量地产，这些地产后来都给AIG 带来了丰厚回报。
除了日本之外，史带在亚洲其他地区的业务也很快恢复起来，直至战争爆发之前，甚至恢复到了比战争之前还要繁荣的水平，只有一个地方例外——中国。虽然在中国的业务也有所恢复，但却始终没有恢复到战前的水平。其中发展尤为缓慢的是人寿保险。这点在当时是让人颇为费解的，因为随着大批西方人陆续回到上海，以及当时人们对于共产党的未知性预测，按理说当时的上海人应该更容易接受人寿保险，尤其是一家外国公司出售的人寿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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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带对共产党做出了错误的判断（1）
对于中国人，史带的判断很少出错，但就在这为数不多的失误之中，就有对当时中国未来道路的判断。1949 年，随着中国共产党进入上海，史带错误地认为解放军是一群土地改革者，认为他们最大的利益是在农村，并且相信自己可以跟他们进行商业往来。显然，在这个问题上，他的所有同事都与他意见不和。他的一位俄罗斯员工坚定地表示，“我要离开这里。”
当时此人的妻子和岳母都在上海，不过他的岳母并没有国籍。他和他的妻子可以去菲律宾，但当时菲律宾政府不允许他的岳母入境。于是他找到了一个名叫鲍勃·米勒的外国人，表示愿意拿出5000 美元让米勒跟自己的岳母结婚。“不用完成婚礼，他说，
”“你只要把她带到温哥华，让她上岸就行了。”米勒表示同意。就这样，这位足智多谋的年轻人最终成功地把岳母带到了巴西里约热内卢，后来他在那里成为AIG 的首席保险代理人，并迅速得到了提升。
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随着共产党逐渐掌握政权，史带被迫结束了自己在中国的所有业务。1949 年1 月，谢凯开决定将中国公司总部搬迁到香港，并用飞机将公司的40 名员工和他们的家人，还有公司的文件，一起空运到了香港。但在这个时候，公司在中国的运营还在继续，一直到1951 年12 月下旬自动结束为止。
小弗里曼紧随父亲的脚步，成为这些日子里公司在中国地区业务的负责人。巴克曾经离开卫斯理安学院加入美国海军，并在日本接受过一年的语言培训。“他们听说我在中国出生并长大，认为任何懂得一门东方语言的人都可以很轻松地学会另外一门东方语言，可事实并非如此。”整个战争期间，小弗里曼在中国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情报活动上。他至今还记得自己的童年时代，当时美国国际保险公司还只有大约10 位业务员，很多人都会在星期天的时候来自己家里吃午饭。他还记得史带，记得他曾经是个跳高运动员，还教过自己跳高。1947 年，从学校毕业之后，史带请他吃了顿午饭，问他是否愿意加入公司。他立刻表示接受。由于自幼就在这家公司长大，他对美国国际保险公司有着一种特殊的感情，感觉这是一个巨大的机遇。就这样，他最终成为美国国际保险公司的一员，被派往英格兰，到伦敦的Lloyd 保险公司接受培训。一年以后，当他搭乘“伊丽莎白女王号”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带回了一位英国新娘，多林。
他在上海开始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这里也是小弗里曼长大的地方，但随着共产党在1949 年占领这座城市，他在这里的工作也随之结束了。当谢凯开和其他大多数同事转移到香港，小弗里曼和少数一些同事继续留守，希望能够跟共产党建立业务往来。但他们很快就意识到共产党根本不会让他们在上海卖保险，但除了保险之外，公司还在上海经营着其他生意——有一家银行，报纸（《上海晚间邮报及墨丘利报》），一家房地产公司，一幢公寓楼，还有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汽车的加盟经销公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史带已经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经过19 年的努力，他当初创建的那家小小的保险公司已经发展成了横跨五个行业的大型商业集团。
就在共产党接管一切的过程中，AIG 又做出了一个错误的选择。根据我后来听说的故事，史带的报纸后来又继续运营了一段时间，直到报纸编辑兰戴尔·古尔德开始大力倡导言论自由，这家报纸才被迫关闭。古尔德被关进了监狱，后来史带亲自出面才把他解救出来，古尔德最终离开了这个国家。但巴克·弗里曼的说法并非如此。
古尔德是一个非常固执的家伙，就在共产党接管上海的第一天，他便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言论自由，而且措词非常激烈的社论。所以这家报纸就成了史带第一批被关闭的企业。就在当局把报纸关闭之后，150 名工人，他们的亲戚、排版员等等都来到报社门口，要求古尔德支付他们工资。古尔德的办公室距离AIU 的办公室只有几个街区，于是他就藏到了那里，但工人们还是找到了他，并很快封锁了整幢大楼。几天之后，古尔德饿坏了。为了帮助他逃离，弗里曼和其他人请来了一名医生，请他专门配制了一种高营养巧克力饮料，希望能够帮助古尔德坚持一段时间。然后小弗里曼和他的同事们把饮料放进了男厕所放卫生纸的地方，并告诉古尔德在上厕所的时候打开左边第三层格子。可古尔德并没有进过AIU 的厕所，所以根本不知道格子在哪儿，并开始大发牢骚，说自己根本找不到。后来还是驻守在大楼里的共产党士兵首先发现了这些饮料。最后，他被迫屈服，向工人们支付了工资。 。。
史带对共产党做出了错误的判断（2）
“就这样，他们渐渐地没收了我们所有的企业，我们只好关门大吉，”小弗里曼说。第二个被迫关闭的企业是保险公司。至少是在当时，保险公司的业务跟共产党的系统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可后来，共产党开始建立自己的国有保险公司。但他们完全采取了一种“劫富济贫”的方式，让那些有钱人来负责赔偿。比如说如果AIU 承接的汽车保险客户出了车祸，对方一定是正确的，所以AIU 就一定要做出赔偿。
AIU 遇到的最后一笔业务是承保了一艘中国在香港和上海之间往来的货船。这是一段非常危险的航程，因为台湾的国民党会对所有可能是共产党的东西进行轰炸。因为船主认为战争险的投保金太贵了，所以保险没有包括兵险。结果国民党炸沉了这艘货船。船主让船长去见小弗里曼，让小弗里曼支付船长的工资。当时负责处理上海业务的是鲍勃·米勒和小弗里曼，他们决定把案子呈交到上海人民法庭。他们错误地相信那里的法官们会从国际视角考虑问题，应该懂得国际法。可就在案子呈交到法庭之后，法庭立刻宣布他们不得离开上海。由于大多数保单的期限都只有一年，所以他们决定等待保单过期。于是他们关闭了公司，每天靠打网球消磨时光。
弗里曼的女儿琳达就是在这段动荡不安的日子里出生的，“当多林被送进医院的时候，一切都是按照典型的共产主义风格进行的。当时医院每天都收费都是固定的，跟前来就诊的病人的人数并没有直接关系。打个比方，如果前来就诊的有100 个人，则当天的成本就由100 名病人负担；如果只有三个病人，就由三个人承担。琳达花了10000 美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大数目。”
弗里曼为自己、多林和只有10 天大的琳达找到了一艘前往香港的难民船，但他们却差点没赶上上船的时间。“当时有人向人民法庭提起了一起针对公司的诉讼，”他回忆道，“在最终裁决下达之前，相关各方都不得离开这个国家。这艘船离开的时间是星期五。就在星期四的时候，船票到了。对方告诉我们，法院只是需要我们去做口供而已，一结束，我们就可以离开。”
“下午6 点钟开始。法官首先问我，难道上海不是个很棒的地方吗？我说是的，我在这里度过了20 年，在这里长大成人。”然后这位以前从来没有去过大城市的法官（ 事实上，他根本不是一名真正的法官），又
问弗里曼美国是否有比上海的帕克酒店更高的大楼。“在上海，当时最高的楼大约只有13 层高，”弗里曼说，“所以我告诉他，在纽约，大约有三分之二的大楼都有帕克酒店的两倍高。他不相信，他说，‘可是在美国，你们的工人都是受压迫的。’我说，‘是的，如果说拥有自己的房子和汽车就是你们所谓的压迫的话。’这时法官开始皱起了眉头，接着说，‘在美国，三K 党可是个大麻烦。’这时我终于明白了自己该怎么做，于是我说道，‘是的，的确是个大麻烦。’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达成共识的话题，他就变得非常高兴。于是我们开始讨论案子，我向他提供了所有他需要的信息，最后他同意让我们离开。”
“回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