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这“三驾马车”教育背景相似、生活空间趋同，有着共同的话语场域，他们喜欢用一些政治学、党史的名词，既言简意赅，又意味深长，引人遐思。
这次劫难无疑给俞敏洪带来了心理上的阴影和伤害，当人们付出辛苦、收获成功时，也附带收获了危险与不快。这给一贯乐呵呵的俞敏洪带来了对死亡的恐惧和烦恼。
坏事也成双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虽然俞敏洪已经很谨慎了，也没有料到，仅仅一年以后，他在家门口又一次被抢劫。貌似老俞用麻袋装钱的故事流传得太广，引得全中国的劫匪都将目标对准了俞敏洪的住宅。
吃一堑，长一智。俞敏洪当然吸取了教训，处处注意安全，一般都是由司机把他陪送上楼。
这天晚上，他同以往一样，上楼之前先跺两下，把楼道的灯震亮再说，结果三楼的灯竟然没亮。两人心生警惕，小心翼翼地上楼，安全到了家门口。两人刚喘口气，咣当一声，楼上冲下三个大汉，一个扑向俞敏洪，而且掏出一把枪顶住俞敏洪的腰部，另外两人围住司机。司机不愧工人出身，伺机推开一个，冲下楼去，边跑边呼救。两个匪徒急忙追过去。于是三楼只剩下俞敏洪和身后持枪的匪徒，那人威胁道：“不准动！动一动，打死你！”
这一次更加危险，真是人在虎口。照理来说俞敏洪应该是战战兢兢，力求保命才符合书生本色，可是这次他反而镇定自若起来，头脑超常的冷静。
事后俞敏洪回忆说：“一次又一次的抢劫，真把我当成大肥肉了，气坏我了。可能是当时愤怒压过了恐惧，反而头脑清醒起来。”他注意到楼上的灯光照过来，顶着自己腰的手枪正对着灯光，却没有反光，他迅猛地一把夺过手枪，用力一掰，枪竟然两半了，真的是一把假枪。
他顿时怒火上冲，扑向高大的匪徒，扭打起来。
楼下的匪徒和司机缠斗，楼上的匪徒和俞敏洪对打，一片喧哗，闹闹哄哄，可是周围的邻居听到后却没有一个出来过问，都蜷缩在自己的小窝里。
劫匪们也不敢再拖延，打了一会儿，抢到俞敏洪的笔记本电脑匆忙逃跑了，结果只是司机的手腕被匕首刺伤，所幸后果不严重。
这一次，又给俞敏洪上了一课。
“我终于意识到，我的命不仅仅是自己的，还是大家的命，还是新东方的命。不能新东方没干成，命就丢了”，俞敏洪说。两天后，俞敏洪的保镖出现了。夫人和孩子也不敢接回国，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从此，我的个人生活没有了，永远没有了。”
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两次幸运的逃生，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俞敏洪对生命的态度，改变了他处理事务的一些方式。
之后新东方“公司化改革”决定的推出无疑与此有很大的关联，也促成以后俞敏洪个人生活方式的转变，因为他不只属于自己。放弃自我，改变自我，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俞敏洪个人的牺牲，可是如果能够换来集体或团队的幸福与安乐，是否值得？俞敏洪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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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祸起萧墙：利益之争（1）
中国历史几千年，经历过“分封割据”的混乱，经历过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经历过“民主共和”，孰优孰劣不易评断，是非成败各有千秋。
币有双面，剑有双刃。事物自然都有正反两面，关键在于是否能依据环境和条件进行判断，是否取其优而弃其劣。
新东方从夫妻店，到“分封制”，再到“中央集权”，直至制衡策略，其中有得有失。重要的是，在这一系列的蜕变里，在痛苦的挣扎中，新东方这艘巨轮没有倾覆，在略微颠簸中继续扬帆前行。
或许不断的波折，才能化解积蓄的矛盾，除掉暗雷，才能砥砺远行。
“分封制”的动摇
蚕，在茧中蛰伏，历经苦痛，方能化蝶；否则，蚕将在桑叶上缓缓死去。
生命，总是在不断突破陈旧的以往，总在痛苦挣扎中飞向美好的明天。生命是永无止息的发展，停步就意味着死亡。
俞敏洪深切感受到蜕变的迫切。新东方有着饱满的精力，振翅欲飞，若不破茧而出，只能在黑暗与封闭中毁灭。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并起，群雄纷争，战乱连年。虽然各国都努力发展各自的经济文化，中华大地上却始终只是一盘散沙。500年来，有“春秋五霸”，有“战国七雄”，但谁也不能真正成为强者，强弱胜败转眼即变。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灭六国，统天下，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了大一统时代。“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度量衡与法律，立国之基得以建立。虽然秦朝只存活了短短15年，却为此后几千年统一王朝的发展作出了最好的示范。
诸侯割据的时代，即使生产力如何发展，经济如何发达，文化如何繁荣，到最后却只能在秦国铁蹄之下灰飞烟灭，何也？
一个国家如果长久处于分裂的状态下，不论区域发展如何良好，始终不能有所成，甚至不能自保；一个企业也是如此，如果长久维持同样的模式，便会停滞不前，最后只能被激烈的市场竞争淘汰。
新东方初期是夫妻店模式，俞敏洪负责宣传，妻子负责财务，虽然也有亲戚参与经营，却只停留在家庭作坊式的经营阶段。当新东方逐渐壮大之后，这种小家庭产业经营方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新东方这个蓬勃发展的事业，就好像将一棵树的种子种在花盆中，想要长成参天大树，却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
俞敏洪于是想到了移居海外的老同学，可是在国外生活何等优越，当时新东方不过刚刚有些起色，如何说服一帮老同学放弃国外安逸舒适的生活，回来和他一起奋斗？
其实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财富只是人生目标之一，更重要的是实现自己的价值。给人打工，哪怕待遇优厚，却没有什么多少价值实现可言；俞敏洪能提供的，是一个任由他们发挥的平台，可以由他们自己经营、自己作决策的事业。
徐小平、王强、包凡一等人回到新东方，俞敏洪分给每人一块产业，收取15％的管理费，公司完全归属个人。徐小平负责留学咨询，王强负责基础英语培训，杜子华负责英语听说培训，包凡一负责出版，何庆全负责写作。从1994年到1997年，陆续形成“诸侯割据”的局面。
这就是俞敏洪著名的“糖纸理论”。小的时候亲戚来家里做客，给了俞敏洪几颗糖果，当时糖果是很奢侈的零食，俞敏洪舍不得吃。几个朋友看见了，都嘴馋想吃，俞敏洪便把糖果给朋友吃，自己舔糖果纸。
“海龟”们在新东方上交15％的管理费就能够拥有一块自己的产业，利润完全归属于个人，吃完了“糖果”，留给俞敏洪的“糖纸”就是新东方的品牌。俞敏洪靠“糖纸理论”完成了新东方的第一次质变，由家庭作坊升级为一个“分封制”的品牌产业。
如果深入分析，可以发现，“分封制”本身是俞敏洪用以协调利益均衡的策略。要知道，新东方的高层没一个不以天才和精英自居，他们要吃得饱，还要吃得好；要生存，还要发展；要利益，还要理想。这么一群人，绝不是可以用大把大把钞票哄住的，他们要钞票，更要能控制钞票出入的成就感。
“计划赶不上变化”，俞敏洪初期的设计再怎么精致完善，也无法完全预知英语培训市场的走向。2000年初，新东方出国英语培训的比例逐步降低，王强号称“从0岁到99岁”的基础英语培训却出人意料的扩张，加之未被各“诸侯”覆盖到的领域如计算培训、教学软件等的发展，导致“诸侯”们利益不均衡，边界混淆重叠，纠纷矛盾不断，“分封制”开始动摇了。
第二节 祸起萧墙：利益之争（2）
俞敏洪又回到了花盆里种树的困境。他发现，比将妻子、母亲和一大帮亲戚请出新东方更让他头疼的情况出现了。各“诸侯”的地盘虽然发展迅猛，却缺乏整合，彼此明争暗斗，互相攀比，互相挤轧，都希望自己的地盘成为新东方最主要的阵地，大家都在看着俞敏洪究竟会和谁形成联盟。
改，是为了不断进步；变，是期盼成为永恒。新东方需要第二次质变，需要进行现代企业转型，从“分封制”走向“中央集权”。
这一次，俞敏洪面对的不是可以连哄带骗的亲戚，而是一帮比谁都难伺候、比谁都精明的“海龟”们。
中央集权的疑问
唯物主义哲学认为，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并非简单的相加相减，整体并不总是等于部分的总和，部分经过优化而组合成为整体可以发挥出远远超过部分总和的力量，由量变引起质变。
历史上的春秋战国转变到秦朝的统一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个国家如此，一个企业也是如此。新东方的现代企业转型，核心不是要不要改革，而是要如何改革。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诸侯国势力的壮大，周王朝已非实质上的统治者。尽管如此，各诸侯国依然定期朝觐，向周王进贡，名义上依然属于周王朝，以维持表面的均衡。
新东方此时也是如此。几位副校长只是虚职，名义上归属于俞敏洪的新东方学校，但实质上只是大家共享新东方的品牌而已。副校长并不涉足学校行政事务，在节庆晚会或是结业典礼上的现身，更类似于一种义务或回报，因为俞敏洪为他们提供了平台，提供了获取利益的渠道。
当新东方旗下的各诸侯国利益均衡被打破时，急速扩大的市场需求与新东方内部越来越混乱的“诸侯割据”已经无法通过浅层次的协调来解决，现代企业转型即股份制改革势在必行，否则，新东方将在一场场诸侯混战中走向毁灭。
新东方的转型痛苦而艰难。原先将家族人员请出新东方，尚且要得罪一帮亲戚，惹得母亲和妻子半年都不搭理俞敏洪；如今要请这帮精英们将原本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拱手交出，换来看不见摸不着的股份，更是难上加难。
2000年5月1日，新东方公司化改造正式启动，注册了由校长、副校长和一些名牌教师等11名股东组成的“东方人科技发展总公司”。大家原来占据的实实在在的地盘，现在变成了抽象的公司股权，大家开始慌了。
新东方学校在法律上规定为“私立公有”，也就是说，股东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而原先地盘的所有权又放弃了，那么股东们手里那一纸“股东协议”究竟具有多少价值？
根据公司股权设计，俞敏洪占有绝对的控股地位，其余十位股东只能分享剩下的股权，俞敏洪成了“独裁者”，是新东方的主人，而其余人等变成了俞敏洪的“雇工”。
新东方高层的天才们，学历、知识和理论都是绝对过硬的，碰到管理就束手无策，不知如何入手。再有，这些天才们都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的熏陶，“民主”两个字是最碰不得的，如今碰到“独裁”，自然极不舒服。
其实俞敏洪一直都在“独裁”，只是由于之前各位副校长都有自己一块地盘，俞敏洪不参与他们的利益划分，他们也不干涉学校的行政事务，井水不犯河水，大家自己做饭自己吃。可是如今不同了，自己的锅上缴了，大家在一个大锅前吃饭，如果还是俞敏洪一个人“掌勺”，吃多吃少不由己，大家自然不愿意。
于是，俞敏洪的“独裁”地位就像原来在舞台的不起眼角落忽然被打上了聚光灯，显得格外显眼，矛盾自然也格外突出。
其实，表面上大家在争权，实质上争夺的是利益。各占山头各自为王的时代结束之后，权力与利益紧紧相连，谁得到的股权多，谁的利益就可能比别人多。利益可以由规则来决定，但问题在于，新东方的利益分配规则在哪里？
10位副校长实行的是工资制，除了固定工资外，还有“分红”。新东方没上市，“红”从哪里来？
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了学校上面。有人说，按股权比例，把学校收入和预收款分了，股东们都把钱收到自己的口袋里，自然感觉安心；可是，新东方如果遇到紧急情况怎么办？新东方的再生产资本从何而来？各地分校的费用由谁来出？ 。。
第二节 祸起萧墙：利益之争（3）
既然学校利润分不得，股东们的“红”又从哪里来？换句话说，交出地盘之后，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在何处？股权，轻飘飘的没有安全感；工资，没有体现出地盘价值；讲课费，是自己的额外劳动所得。股东们陷入了困境，所有权和支配权都没有了，他们能牢牢握在手心里的还有什么？
恐慌产生，信任危机随之而来。原本是大家积极推动的公司化改革，变成了俞敏洪“杯酒释兵权”，变成了一场“中央集权”的“阴谋”，变成了一次“人民公社”运动；原本各“诸侯”混战，俞敏洪协调利益均衡的局面，变成了“诸侯”们联合起来，抵制俞敏洪“独裁”的局面。
其实，俞敏洪的“独裁”未必是坏事。《东方马车——从北大到新东方的传奇》作者卢跃刚评论说：“这种高度集权的治理结构，好处是决策效率高，可以防止转型过程中失控，影响新东方全局。俞敏洪凭本能和绝对的控制权力，把学校与争吵不休的公司隔断，把管理高层与中低层隔断，紧紧抓住学校发展不放，稳定教师队伍，守住北京，巩固上海，进军广州，一年的时间，使新东方的学生人次增加了10万，客观上降低了新东方的转型风险；否则，新东方早就分崩离析了。”
不过，这些功绩股东们看不到。俞敏洪放弃他的地盘——出国考试培训（占新东方年总收入六成的利润），只拿工资，股东们还是不买账。利益与权力，始终是小股东们紧抓不放的要点，没有直接的解决措施，矛盾就只能不尴不尬地拖下去。
制衡得失谈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让人们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深恶痛绝；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识到，民主的泛滥所造成的灾难可能超出人们的想像。
专制与民主，不是绝对的对立，而是可以进行微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