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我发现公务员对媒体似乎并不欢迎。一位公务员在行政自治部网站的“畅所欲言”栏目中，发表了一篇名为“请撤消政府办公厅记者室”的文贴。公开要求撤销记者室的主张，是在行政部门结构调整开始后，媒体描述公务员工作是“铁饭碗”时被提出的。
自称“铁饭碗”的这个公务员在其发贴中写到：
“我工作20年才享受的薪资待遇，与社会上中级公司只有四年工龄的职员一样。而且，在今年减薪以后，工资只比其具有三年工龄的员工略多一点。”他强烈要求“将公务员全部谩骂成‘铁饭碗’的报社和记者应该公开道歉。”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媒体对于行政部门的错误认识、在办公室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为记者无偿提供宽敞的记者室、高层公务员面对记者时姿态过低等诸多问题，都成为批评的对象。
一位发帖者写道：“在以前的第五共和国时期，曾提出过撤消媒体的方案，并赢得了国民的赞同”，要求对媒体进行强力的整顿。另外，也有人提出了“随时掌握媒体记者在行政机关记者室的动向，及时发现他们挑起问题的真相并加以解决”的建议。
但是，对于这种过激的主张，也有人持反对态度。一位公务员指出“政府办公厅的记者室可以说是国民快速了解行政信息的一个渠道”，所以他认为“在高呼公开行政、透明行政的今天，如果撤销政府办公厅记者室，可能会引起更多的误解，请三思而行”。
我认为，行政部门与媒体的关系应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得到突破性的进展。行政部门通过媒体向国民正确地阐述政策宗旨，并期待得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而媒体则要准确、客观地反映国民的意向，为国家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帮助。
“通过媒体，形成舆论”是*主义的立足之本，处于市场经济最顶端、在任何领域禁止垄断及严格遵守公平交易原则的美国，一直在积极支持媒体产业。美国之所以如此，并非是为了得到媒体的袒护或是希望媒体成为权力的随从，而是因为，作为一个*主义国家，美国知道媒体舆论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如果媒体不存在，必然无法形成各种舆论。如此一来，将不利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在韩国，媒体被视为继立法部、司法部、行政部之后的“第四部”或“无冕之王”，享有极大的权限。但是，随着各类媒体事业的发展及国民文化水平的整体性提高，任何形式的绝对权力终将无法立足。将来，媒体在社会上将起到主导作用，成为国民社会形成公论的广厦。
值得一提的是，只有消除强大的中央舆论与环境恶劣的地方舆论这种两极分化严重的陈旧结构，媒体才能够得以正常发展。正如部分公务员所提及的那般，越是下级地方行政机关，就越会陷入“经营难”的地方小报的纠缠。
将来，与地方自治时代一同来临的，还会有“地方舆论时代”。因此，媒体应该立即停止围绕发行量展开的竞争，而将目标转移到形成“各种媒体反映各类民意”的多元化舆论上来。
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将会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化时代。以往，中央政府垄断一切权限，但在今后，地方政府将会拥有其地方自主权。“分权”可以避免以划一的思想思考问题时所产生的弊端，在发扬*主义和制定创意性、多元化策略上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
例如，在帮助“浦项制铁”的产品生产及出口、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是浦项市，而非中央部门。另外，与首尔相比较，浦项与拥有“新日本制铁公司”的君津、大分等地的关系则会愈加密切。近期，随着世界各地国界意义的消失，地区间的合作与竞争将愈演愈烈，甚至产生了“地区联邦制”概念。
釜山的梦想是成为韩国的好莱坞，目前它已经成功举办了国际电影节，并且正在建设复合型电影院。另外，投资电影事业的企业不在少数，光州通过举办“艺术双年展”而声名鹊起，在提高“艺术之乡”形象的同时，创造了非常可观的经济利润。
如此一来，在各个地方形成各自独立的发展模式时，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地方的发展只依靠中央部门少数人的决策难以支撑，这就是实施地方自治的初衷。舆论也应与行政一样实行“分权”。浦项的地方报社应该更多地报道与地区经济相关的信息。这样，浦项市民就没有必要一定要买《中央日报》，才能够获取所需信息。广播电视局亦是如此，应该逐渐增加地方节目在所有节目中所占的比重。
在整个美国，共有1500余家日报社，其中80％为发行量不足5万份、规模较小的城市社区报。在纽约附近的一个小城市，甚至出现过“报纸发行量只有9000份，却发行了100余年”的现象。
世界性报纸……《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均为地方报纸。由于纽约是国际金融贸易中心，所以《纽约时报》刊登的内容大部分是国际新闻，《纽约时报》的国际版具有世界性权威。
另外，《华盛顿邮报》因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所以报纸中与政治相关的内容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据说，美国总统在进行重要职位的任命前，首先要向《华盛顿邮报》透露消息。这是因为，通过《华盛顿邮报》得知民意后做出任命，才会没有后顾之忧。
高水平的舆论是*主义和市场经济坚实的基础。行政部门和媒体应该成为伙伴，携手共同完成二十一世纪的国家宏伟蓝图。
。 想看书来
没有主人的下属团体
政府下属团体的散漫之风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毫无专业性的“降落伞式人事”、马马虎虎的资产运用，是导致其外强中干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行政自治部所属“韩国地方行政互助会”的事例中得到证实。
“地方行政互助会”自1998年4月成立以来，已经成为由二十万九千余名行政自治部及地方自治团体公务员参加的组织。每位会员在一个账户中可以交纳1000韩元，并可自由加入10～300个账户（30万韩元）。这些资金将被利用于高回报的金融商品和收益事业，并作为生活安定资金、学费、购房资金等各类基金及会员福利费用使用。
但是，因为察觉出其经营中存在问题，进行调查后发现，在总资产7000亿韩元中，包括损失于股票市场的1100亿韩元，“地方行政互助会”在海外投资、购买合作金库、房地产投资等方面，共损失了总资产26％的资金（2亿韩元）
1994～1995期间任职的K董事长，利用股价指数上涨到1000点的过热期，向股票市场投资了的资产。而继任者P董事长则在IMF危机刚刚发生、股价跌至300点时，将股票出售，损失230亿韩元，并且在其两年的任职期间共计损失了1033亿韩元。
这些人在购买或出售股票的过程中，不但经营有名无实的“有价证券投资委员会”，而且对互助会其他理事或监事的意见置之不理。并且，他们在将基金委托给金融机构的过程中，也没有通过“基金运营咨询委员会”，而是由任员自行决定委托机构。据调查发现，互助会与政治圈之间存在官商勾结现象。
在海外投资方面，他们将互助金中的基金和银行外汇贷款各1千万美元投资到印度和泰国。结果，由于东南亚遭受外汇危机损失了438万美元。
1996年，相互信用金库的不良债券规模已达30亿韩元。后来，在国民政府时期，经某部长推荐的一位退伍军人担任社长后，向韩宝集团发放贷款41亿韩元。两年间的散漫经营导致其不良债券规模达到98亿韩元，占全部自有资本130亿韩元的75％。
而且；互助会又按照曾任大田市长的L董事长指示，在大田地区购买了价值68亿韩元的土地，准备建造特级酒店，出于某种原因，后又将方案改为建造办公楼。在办公楼的销售过程中，由于其销售率不足2％，遂又重新改作二级酒店使用。至此，包括房地产投资和机会成本，互助会在这一过程*计损失100亿韩元。
这些没有经营理念及经验的董事长、任员、部长、次长等人，漫无计划地经营，顾及私人情面做出武断决定，长此以往，最终导致了其总体上的亏损局面。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行政自治部果断做出对互助会进行精减人员30％的结构调整，并解聘在导致资产损失问题上存在一定责任的职员或追究其责任。不过，那些曾给互助会带来重大损失的历任董事长及高层职员，早已不在其位。
通过“地方行政互助会”的上述事例，我们可以得知，为了政府下属团体能够真正做到透明经营，当务之急是引进专业经营人才进行管理。但是，对于该问题，相关公务员或下属团体反对意见很大，在实施上存在一定难度。尤其是本应彻底监督及管理下属团体的相关公务员，反而与之相互勾结，形成阻碍。在政府下属团体广为流传这样一句话：“在下属团体，上帝不是部长或董事长，而是主管科长。”
行政自治部下属基金管理机构包括地方行政互助会、公务员退休金管理公社、地方财政互助会等三个基金管理机构。日后，诸如“地方行政互助会”这种负责管理大额基金的团体，必须公开其经营状况，保持透明度。
以“地方行政互助会”亏损事例为契机，我们计划委托外部咨询机构对其经营状况进行调查，通过正确的诊断寻求合理的改善方案。另外，我们又在制度化专业经营人才的聘用、加强结算步骤等方面，正在制定各种制度方案。
政府下属团体所存在的问题不胜繁举。据媒体报道，监察院在对49个政府放贷机构进行调查后发现，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谋取巨额放贷款，并以人工成本和运营经费等名目滥用，共计挪用近2千亿韩元的预算金。
一些地方团体利用政府补贴财政不足部分的方针，有意瞒报其财政收入。另外，还有一部分机关，将金融机构给予的存款利息挪作机关负责人业务推进费使用。一所研究院甚至将其在酒店的花费以研究费的名义支出，而另外一所研究院，则将外汇贷款浪费在非研究人员的海外研修上。对于这些做法，真让人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1960年以后，比盲目扩大的财团更为庞大的组织，就是行政部门。尤其是政府下属团体和放贷机关，在其中所占比重非常之大。
根据总统职交接委员会所掌握的资料统计，1998年1月末，仅中央政府所辖下属团体就达552个，所属人员38万名，预算达到131兆韩元，已接近政府预算的两倍。
被称为“准自治非政府组织”（QUANGO：Quasi 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政府下属团体是效仿日本模式成立的机构。在以官僚为中心的国家中，因某些业务公务员无法亲自完成，故设立了一些附属组织。但是，在这些团体中，我们很难看出其自律性及效率性。而在其原产地日本，政府下属机构的运营大部分被视为政策上的失败。
更值一提的是，这些组织是安置退休公务员的场所，所以大多数公务员对于下属团体的改革态度并不积极，这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另外，在IMF经济危机情况下，很多国民已经对终身任职的公务员退休后又在下属团体再就业，同时领取退休金和工资的双薪待遇问题提出了强烈意见。
进入IMF管理体制以后，许多具备一定能力的专业人员，因无法寻求到工作机会而饱受痛苦。所以，在提高公共部门生产性和效率性的前提下，从与国民共同承担痛苦的立场出发，对于政府下属团体中存在的不合理、散漫的组织运营和人事管理问题，必须予以强力整顿。
依旧不变的不正之风（1）
“国民政府”执政以后，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行政部门改革的背景下，公务员的不正之风却一直盛行不断。一些公务员因其不法事件被揭发而受处罚被辞退时，另外一些公务员却依然如故地从事类似的不法活动。虽然政权交接后政府加强了纠察力度，但是，各类违法乱纪事件屡禁不止。
我们的社会中不正之风盛行并不仅仅是由于公务员身上所存在的问题。任何人都知道，只要有特权存在的地方，就会存在“黑色食物链”。连日来，各大媒体大书特书政治家接受非法政治资金、高层公务员与大企业之间交易巨额游说费等事情。我认为，我们应该从高层人员开始，做一次彻底的自我反省。
近期，行政部门的不正之风呈现出职位低微、拥有批准许可及管制权的一线公务员违法行为增多的趋势。贿赂问题痼疾化、惯性化及贪污*的加重，足以向我们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行政部门不正之风弥漫成灾，致使社会民众对此早已不以为然。
今年10月初，首尔市一名六级公务员收受再开发业主2亿韩元贿赂被刑事拘留，而瑞草区厅卫生科职员，则因利用职务之便大饮免费酒被揭发，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下级公务员的不良风气已经超过了警戒线。
一个六级公务员受贿2亿韩元，这样的事情虽然令人感到吃惊，但是，一名只有工资收入的公务员，却拥有超过200亿韩元的房地产资产，则会让人感到更加不可思议。负责城市再开发事业许可业务的“再开发科”，是一个众人趋之若骛的“黄金职位”。否则，一位在“再开发科”工作了12年的公务员，怎么会为了继续留在这一岗位，不惜向其上司“进贡”，求其取消调职令呢？
另外，首尔市瑞草区厅卫生科的职员在四年的时间里，在同一家饭店豪饮47次，共喝下价值1300余万韩元的免费酒水。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拥有报批许可权的部门已然一团乌烟瘴气。虽然他们表明，在收到业主的请愿书后，已经立即偿还了所有酒债。但是，这种申明无疑是在不打自招。而且，这仅仅是我们所知道的报批许可部门不正之风的一个侧面而已。事实上，在报批许可部门工作的下级公务员之间，公开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只要你下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