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八十多岁的时候赶着牛群访问朝鲜。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超越半岛南北交流的层面，成为恢复韩国人“大陆气质”的一个契机。在南北分裂之前，我们经常会说一些“我在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做狗买卖时……”的笑话。但是，南北分裂已半个世纪之久，如今向北行进的陆路与海路均被封锁。虽然韩国名义上是一个与大陆相邻的半岛国家，但实际上却已变成一个岛国，“南北分隔”已逐渐成为韩国迈向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壁障。这种壁障在不知不觉中，引导韩国人民的思想向忌讳与外国人交流或拒绝引进外资的倾向发展。
希望郑会长“赶牛访北”可以降低南北之间存在的物理壁障，进而成为拆除我们心理障碍的一个契机。观念的转变是在时刻准备面对未来挑战的思考中形成的。美国在人口、资本、资源等国情方面均比韩国优越。但是，当其在八十年代面临贸易、财务赤字危机时，毅然忍受刻骨之痛进行了“残酷”的结构调整。世界最强大的发达国家在掀起重组、缩小规模、标杆管理、学习组织等经营创新战略风潮时，韩国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先进企业接纳这样的创新文化。当时，这些战略术语也只有在学者们的讲义中偶尔才能看到。结果，今天我们必须付出更大代价，弥补当时的过错。
要克服目前发生的外汇危机，观念的转换非常重要。近期，出口贸易成为韩国制定经济策略的首选目标。不过，以往只出口工厂产品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朴世利、朴灿浩、宣铜烈等人 已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高端出口商品。他们在为国家创造巨额外汇的同时，使韩国的国家形象深深地扎根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出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重要作用。例如，一部“侏罗纪公园”影片的投资仅为六千五百万美元，却为公司赚取了八亿五百万美元，这一金额已超出了国内出口数十万台汽车的创汇额。
另外，必须摆脱以往以大企业为主的经济政策，为中小企业或风险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只有整个社会能够对不热衷于争利权和拉关系、全力开发创新技术的企业做出肯定时，韩国的经济根基才会变得更加坚实稳固。
由此可见，观念的转变对改革而言至关重要。从民众和公务员的角度来看，将以往的两个实权部门（内务部和总务处）合并成立的行政自治部，无疑是一个更具实权的部门。所以国民不会期待其效率大幅提高或发生本质变化。但是，我们必须要将“作为恐龙部门的行政自治部真的能变好吗”的想法转变为“可以实现彻底转变”的确信。只有转变传统观念，习惯才会随之改变；只有习惯得以改变，命运才会出现转机。
改革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所以，在改革过程中，行政部门出现暂时性的萎缩是必然的。虽然当时可能会感觉到痛苦，但是如果能够成功地实现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我确信一切将会变得更加美好。目前出现的IMF体制下的经济危机，正是我们进行改革的最后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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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的不倒翁
有些人提出质疑说“国民政府（金大中政府）推进的改革真的能成功吗”，并强调“平民政府（金泳三政府）在执政初期，虽然也曾强有力地推进改革，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
平民政府在其执政初期，虽然曾对行政部门进行了大力整顿，但是，却将公务员顽固难除的传统诟病遗留下来，未能彻底改变行政部门的弊病。
平民政府缺乏在制度改革层面上彻底解决问题的准备和努力，因此一旦有人遭到责问，其他人则认为是其“运气不好”。
官僚们大多蛰伏起来避开审查的风头，静观局势的变化，待到审查态势减弱之后，就会如同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般恢复本来面目。
进入国民政府时代以后，行政部门存在的最大问题仍然是不作为的问题。地方选举之后政府对公职人员纪律状况实施了为期二个月的调查，其结果揭发出一万余名违纪人员，其中大部分是不作为和贪图安逸的问题，其次为收受金银饰品、公费招待、滥用职权等问题。
但是，在推进改革方面，国民政府与平民政府相比，具有一些不同的条件。国民政府是在*化力量进一步成熟的条件下诞生的。国民通过数次的总统*和地方自治制选举，积累了丰富的*化经验。并且，这个时代的国民对政府推进改革的要求比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
IMF管理体制下产生的严重经济危机，为推进改革提供了宝贵机遇。只要全体国民做好让步、牺牲的准备，实施根本性的“革新手术”将并非空谈，改革已经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
如果国民政府同样无法取得改革的成功，那么不但要面临今后五年至十年的经济危机，而且将很难在全球竞争中存活下来。
平民政府在政策的制定、执行方面发生的错误，也将为今后推进改革工作提供一个深刻的教训。通过吸取这些教训，国民政府也认识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审查活动在整顿行政部门纪律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必须持续开展审查工作，直至彻底消除公职人员的不正之风为止。但是，仅靠开展审查工作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只有依靠正确的制度改革，才能扩大改革成果并使其更加持久。
我认为目前正在开展的政府改革的核心是由政府主导型向行政便利型模式的一次重大转换。因此，需要政府将某些权利职能果断下放给民间，实施分权，并修订符合这种政策的各项法律制度。
另外，政府应改正以往高居民众之上的态度，将政府功能转变为以顾客为中心的行政服务体系。以顾客为中心的政府，不仅需要为国民提供行政服务，更需要让所有国民都“满意”。
例如，政府今后要在各行政机关制定规范其行政服务标准的宪章。这是一种与英国的国民宪章、美国的服务标准、欧洲的公共服务标准等相似的行政规范，经济合作开发机构（OECD）的大部分会员国都采用了这种规范。
以地铁部门为例，制定“售票员的态度是否亲切”、“站内环境是否整洁”、“地铁是否准时”等相关行政服务标准，如果不能达标则需按照承诺对乘客进行赔偿。这样，行政服务水平的提高就不会只停留于口号、抽象的表层，而是能够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另外，各行政机关需积极开展国民满意度调查，由国民直接对行政机关进行评价，调查其组织运营情况。在此基础上，逐步引进与英国行政服务代理（Agency）相似的目标责任制。通过引进责任制，在诸如公办医疗院、驾驶证考场等地实行负责人招聘合同制，并引进企业会计制模式，以独立决策和创新为基础，将民众的活力注入行政组织。
通过政策实名制明确责任范围，也是促使行政部门加强其对国民责任感的有效方法。赏罚严明是行政部门生存的基础。茶山丁若镛先生在其着作《牧民心书》“吏典六条”中也指出“吏事必考其功。不考其功，则民不劝。国法所无，不可独行。然书其功过，岁终考功，以议施赏，犹贤乎已也。”
在推进改革进程时，设定正确的政策方向固然十分重要，但调整改革的强度和速度同样也不可掉以轻心。此外，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的阻力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国外对韩国改革的看法是“虽然正确把握住了改革的方向，但在强度和速度方面尚有欠缺”，也有人以改革的声调颇高、却缺少实践行动为由，戏称韩国也属于NATO（No Action；Talk Only）国家类型。
另外，美国MIT大学的多恩布什教授说：“韩国若想取得结构调整的预期效果，就必须把官僚全部驱逐出境”、“韩国继承了急于维护既得利益和掩盖政策失败等日本官僚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无法克服官僚对改革形成的阻力，韩国的经济危机还会复发”，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尽管通过我们的努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改革的强度和成效并没有达到国民和国际社会所期待的目标，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尤其是公务员自身，在行政部门的改革进程中不能以身作则、没有积极参与并走在改革前方的问题，需要我们做深刻的反省。
不过，通过改善制度而进行的改革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验证过程，因为制度改革的成效不会立杆见影，所以短期内无法显示显着效果。
在实施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若想更改一部法令，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并且，在此过程中，想要说服各个利益集团为此放弃其自身利益也并非易事。所以，为了打造一个稳固的改革基础，就不能急于求成，而要在等待的过程中学会忍耐，并要不断督促和激励改革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甘当恶人的部长
过去，曾担任过内务部部长的一位前辈，对我开玩笑说“在任职六个月之后，内务部部长就要做好举办花甲大宴的准备”。这是因为，内务部是处理各类事件、事故及灾害的行政管理部门，所以一旦发生严重状况，部长常有被免职的可能。
由于春夏秋冬时刻需要提防山火、洪水、台风、大雪等自然灾害的侵袭，精神一年四季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甚至下班以后，在深夜或凌晨也要为突发的事件、事故绷紧神经，这就是过去内务部部长所面临的境遇。
据统计，在建国后49年零7个月的时间内，共出现过63位部长，其平均任期只有个月。当然，有朝一日我也会从部长职位上退居下来。那时我最想听到的评价是……你是成功推进行政部门改革的一位优秀部长。
对于国家的事业，公务员应该具有主人公意识，但这并不能说明你就是国家的主人。我认为政府改革的核心是制定高效率的行政制度，为国民提供亲切、快捷的服务。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一直致力于精减机构和人员、通过新制度为行政部门引进竞争概念。目前改革的框架基本形成，但这仅仅是个开端而已。虽然制度已有所改变，但是并不能说明其事和人也发生了变化。因此，进一步推动改革进程，仍需要对公务员的态度和意识进行革新。因此，一定要为其创造一个富有活力、严谨认真的工作氛围。
就我个人而言，在改革浪潮汹涌激荡的时刻担任行政部长，无疑是为自己增加一份沉重的负担。从政的人都希望自己深得人心，因此，负责裁减机构和人员这样“得罪人”的工作，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并非幸事。但是，我深知在迈向改革成功的道路上，需要一个“甘当恶人”的角色。既然如此，就让我来担当这个角色，一旦选择，决不退缩。
在向公务员下发辞退、停职待业通知时，我感到异常痛苦。组织改组后需要确定新的人事安排，那段时间我经常彻夜无眠。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被精减的人员，与我一样也是一家之主，需要对一家人的生计负责。
早年，我曾有过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落选后没钱租房的生活经历。当时，为了挣钱糊口，每日凌晨就要起床，去市场批发鲜鱼再到各处叫卖。甚至有一次已经与朋友约好见面，却因没有车费被迫取消行程。所以，我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失业者的心情。每当思及那些被精减人员将要面临的打击、痛苦和挫折时，我的心情都会变得无比沉重。
在公布人事安排之前，行政自治部的一位科长来到我的办公室报批文件时对我说“部长，我们是一个大学毕业的”，细问之下才知道他还是我的学长。但是，根据“出生于1940年以前的高龄者择先辞退”的人事原则，他只能被停职待业。对此我心存惭愧，挥之不去。但是选择标准已经确定，我也无能为力。
“为什么在这个经济危机时期，要让我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为什么要由我来承担这种得罪人的责任”这些想法令我久久不能释怀。
有一位1940年在全罗道出生的事务官，被辞退后四处散发谣言：“部长是庆尙道人，所以驱逐了全罗道出身的我”，使我的处境变得非常尴尬。在寻找到与之直接相见的机会后，我试图以“因为没有对每位公务员个人的能力进行正确分析，所以只有把年龄当作最客观的衡量标准”为理由说服他。听到我的解释，他表示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但仍希望为其在下属部门安排一个合适工作。
另外，还有一些人在接到辞退通知后，其本人或夫人前来苦苦哀求。每当听到“小孩有病住院了”、“家里还有八旬老母时日不多了”等等令人颇感为难的话，我的心情变得非常难过，但也只能好言相劝让他们回去。
从全民利益的角度出发，改革势在必行。当然，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伴随着阵痛。但是，为了拯救目前全民面临的危机，只能丢卒保车。银行职员的工作被韩国人公认为“铁饭碗”，他们决不会想到自己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名失业者，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也不例外。
当然，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也曾考虑过公务员的士气低落及其遭受的痛苦等方面的问题。不过，在行政部门的结构调整中这样的事情不可避免，所以大家应该正确面对现实。
以无数人的牺牲作为代价开展的行政部门结构调整，一定会成为国家发展的基石。而且，在民众脑海中以“权威主义、不亲切”等为代名词的公务员，将真正以人民公仆的身份获得重生。
如果政府的初期改革将目标定位于精减机构和人员上，今后则应把制定正确的政策方针、提高行政部门服务效率作为重点加以实施。
当然，在我的任职期内，取得划时代的改革成效也许有一定难度。但是，我们在经历改革和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痛苦之后，一定能够品尝到改革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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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可以，但不能动我的“奶酪”（1）
“政府的改革是必需的。但是，我们的组织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不可或缺，所以坚决不能取消”，这种集团利己主义俨然已经成为改革前进的绊脚石。害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