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改革是必需的。但是，我们的组织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不可或缺，所以坚决不能取消”，这种集团利己主义俨然已经成为改革前进的绊脚石。害怕变化、施加阻力的顽固势力往往会提出“赞同总论，反对各论”的歪曲理论。尤其是既得利益较大的集团，只要改革对其利益稍有损害，就会强烈反对。
政府结构调整中最大的阻力来自政府下属部门及国有企业。改革尚未正式开始，他们就通过示威*、写匿名信、打匿名电话等活动表示抗议。民营企业忍受着30％～40％的高裁减率仍推进残酷的结构调整。与之相比，公共部门集团利己主义的做法实在是太过分了。
在政府公布公务员降薪10％以建立失业基金的方案之后，韩国总工会下属铁道、电力、烟草与人参等公共部门12个工会的代表联合起来反对减薪及公共部门结构调整，与政府之间发生了摩擦。而且，当政府下属部门在得知政府最初制定宽松的组织改组计划、最后却推出精减80％人员的大规模结构调整方案后，立即利用通过报纸刊登全幅广告等方法制造舆论，并集体组织起来反对政府的改革计划。据悉，在实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甚至采取了“以内退处理，一次性发放大额退休金”等各种通融方法。
当自己所属的组织受到外部威胁时继续坚守的想法出于本能的防御意识。但是，如果这是代表公共利益的准公务员组织的集体抵抗，就难免要受到极不负责任的责难。
我任部长时，每当执行新的改革措施，也曾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如果“各论反对”的音调过高，就会影响到“总论”的实施。
我认为，许多公务员并不想真正了解行政部门的改革方向。尤其对于职位较高的人来说，本应赞同改革原则和政策路线，并且以身作则，但是他们非常欠缺这方面的意识。
先进社会应以市场经济、国民利益为中心。但是，官僚们仍然没有抛弃以国家为中心的“大政府、强政府观念”，仍然迷恋政府独权的行政方式。公务员无法成为改革主体的主要原因，就是这种观念差异和理念冲突。
现在，政府追求的政策目标发生了变化。过去，“舍己奉公、牺牲个人”等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如今国民个人的生活质量问题高于一切，政府要最大限度地抑制干涉国民的生活以及导致效率低下。
阻碍改革的顽固势力认为，他们一直坚持的做法无可厚非，而且坚信今后也要持续奉行下去。同时，他们还提出与发达国家相比，韩国政府只是“小政府”而不是“大政府”的主张。
西方世界的“大政府”，是在经历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之后形成的。政府为了解决失业问题，主动牵头创造就业机会，并向福利部门投入了大量的经济预算。而且，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由于国防产业的比重扩大，导致政府机构变得更加庞大。另外，因为当时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尤其需要组建强有力的政府。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所谓“福利病”的依赖文化后遗症愈发严重，发达国家开始着手进行手术，采取了减少人均租税负担率、公务员数、政府的权限范围等措施，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型。
韩国还没有达到福利国家的水平，并且也不是经过战争洗礼成长起来的国家。税负率或公务员数量以发达国家的尺度衡量，相对偏低。如此看来，韩国政府也可以称为一个“小政府”。
改革可以，但不能动我的“奶酪”（2）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首先，政府在整个社会领域行使了超越规定的权力。虽然政府的财政规模较小，但银行金库存储量一半以上受到官僚集团的影响，准组税、限制条件颇多。所以，将韩国与人口和收入远远领先的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并不合适。其实，韩国政府并非“小政府”，而是正在发展的“大政府”。因此，只能组建“韩国式小政府”。
民众都认为公务员的工作是“铁饭碗”。不过，保障公务员的身份和政治中立的目的，是让公务员以公仆的身份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不是让公务员借此谋求个人利益。
为了有效地执行行政程序，公务员持有优越的公职权力，将自己称为“人民的公仆”、“差人”、“雇工”等，而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公务员常常误以为自己拥有比普通国民更优越的地位。另外，因为维持、管理行政机关的所需费用均来自国民的纳税款，所以，政府或公务员一般对金钱并不敏感。
对公务员身份的保障、公务员的优越心理及对缺乏对经费的正确认识等因素，最终为行政部门带来诸多弊病，这也是行政部门必须进行改革的重要因素。
近期，我在报纸上看到对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1841年写的《官僚生理学》的简介。虽然已经过了150年的时间，但此书仍然充分地揭露出当今官僚社会的弊端。
“公务员只是一种为了生存领取俸禄、放弃择业的自由、只会制作文件和批准文件的人”、“高级公务员是未能对政府有所帮助、反而善于利用政府为自己服务的技术人员”、“虽然规定公务员每天必须在官厅工作九个小时，不过其中四个半小时他们用在闲谈、诋毁自己的上司、交换人事信息和察言观色上。也就是说，国家在流失一半以上的办公时间”。
这本书中指出，繁杂而不负责任的批准流程是官僚制度中的最大弊害之一。“报告书是一种拖延的手段，有时也会成为逃避责任的工具”。最后他感叹道：“懈怠、不负责任、摆架子、拉关系等问题就是公务员身上典型的顽症”。
官僚主义英文叫做“bureaucracy”。其中，“cracy”是统治的意思；“bureau”原意是指办公桌，尤其是有抽屉可存放文件办公桌，这意味着“整理办公桌最为官僚化的方式就是将需要废弃的文件复印保存”，这应该是对官僚主义弊端的一种讽刺吧。官僚主义的用词刚出现时，具有与“合理性”相同的含义，是一个褒义词。但是，如今却被贬为“不顾及国民的意愿，采取独断、威权、压迫态度的主义”，脱离了广大国民，一味强调扭曲的精英意识。
这些官僚主义弊端已经成为阻碍改革进程的绊脚石。倘若不予以摒除，极有可能会演化成不注重目的、只强调手段和步骤的过度的形式主义。我认为，“改革可以，但不能动我的‘奶酪’”的态度也是官僚主义的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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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务员的战争”
1998年5月21日，某日报以《与公务员的战争》为标题，做了下列专题报道：
“茶山丁若镛在其着作《牧民心书》中根据清廉度，将公职人员分为三种类型：只靠国家发给的俸禄生活的公职人员；除了国家给予的俸禄之外，巧立名目接受百姓馈赠的公职人员；压迫百姓收取贿赂的公职人员。当然，第三种类型的公职人员是最卑鄙、最*的。
丁若镛同时指出‘古之贤牧，视为逆旅，如将夙驾，湥洳臼椋渥叭危Ｈ缜秭雷埽內唤拧Ｒ坏闼桌郏×簦絽u行，旷无余恋，此湥恐幸病！溆靡庠谟诟娼牍叭嗽保吧钪皇侨松械囊桓龆淘堇蹋心蛭傲倒僦岸钕萜渲小？梢钥闯霾枭较壬唤鍪窃谘史矫娉删屯怀觯幢闶窃诙怨吧畹母形蛏弦部俺频贝说谋砺省�
行政自治部部长金正吉在记者招待会上吐露，‘在担任部长几个月后我发现，公务员以集团利己主义为核心团结起来，以非常隐蔽的巧妙方法阻碍改革进程’。他指出‘政府的下属部门之所以如此繁多，也与公务员退职后的工作保障存在一定关联’，并坦言‘即使成为部分公务员的敌人，也要准备和公务员进行一场战争’。
对于他此次的发言，部分行政部门深表不满，认为‘措辞过于严厉’。但是，金部长的发言确实把握住了问题的要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如何实践。诸如高层公务员退职后，仍然就职于下属部门，同时享受退休金、工资双薪待遇，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长此以往，下层职员只知剥削民众收受贿赂，而高层职员不谋其事，专注于退职后的工作问题，国家怎能取得正常的发展？”
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改革行政部门”的话题被报纸以《与公务员的战争》为标题报导后，无意中成为了人们指责的对象。其实，我并不喜欢“战争”这一词，而且更没有和公务员开战的想法。只是，在开始行政部门的改革后，我确如一位战场上的司令官一般，做足了精神准备，而关注改革进程的人们也经常将改革实践比做一场战争。
韩国行政部门的模式已过于庞大和僵化。权威主义和行政便利主义思想存在其中，明哲保身的意识依然如故。所以，出于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考虑，即便做出一定的牺牲，我们也要不遗余力地推进改革，为国民呈现一个果断干练的公职人员形象。
所谓的“与公务员的战争”，从1997年末我担任总统职位交接委员会政务分科干事时就已开始。就职行政部长后，首次听取业务报告时，相关部门的公务员呈报新年公务员工资调整方案、增加人员的计划书、升职、转补人事方案及奖赏计划等文件要我审批，并称其事十万火急。
由于IMF管理体制刚实行不久，考虑到财政条件，他们提出的公务员新年工资上涨3％的方案被我驳回。当时，我将他们的工资上涨方案暂时保留。因为，我认为在各部门刚刚开始实施结构调整的时期，涨工资的举措并不现实。
而后，新政府在事先冻结公务员工资的基础上，又决定削减其10％的工资。当时，正是遭遇IMF危机的第一年，税收不足七兆六千亿韩元，财政状况非常紧张。况且，在民营企业均已裁员减薪的关键时刻，身为公务员又怎能例外？
另外，随着新政府的上台，公务员增员计划未能得以实施，新政府尽可能控制了新职员的招聘数量。交接委员会在先期制定了保留70％公务员的计划后，不久又调整为50％，最后规定保留人员数量不超过50％。
关于公务员精减问题，时任总统的金大钟为了克服IMF带来的危机，提出到1999年末除军人、警察、教师以外，在中央和地方50万公务员中裁减10％（5万名）的方案。
最后，在处理人事和勋状、奖赏的计划问题上，交接委员会认为政权末期进行大规模升职、转补，滥发勋状、奖赏是盲目收买人心的错误行为，所以没有予以采纳。
说各部门向交接委员会递交的业务报告是其相互间的一场角逐亦不为过。因为这是宪政历史上因政权更迭首次进行的名符其实的权力交接，所以整个交接过程始终笼罩着一种既紧张又兴奋的气氛。特别是在得知政府组织的改组计划后，各部门为了保全身家，利用宣传、游说战等手段相互间展开了生死搏杀。
在政府交接的过程中，为了使交接得以顺利完成，交接委员会临时从各部门调遣部分人员充当专业委员，但是当他们看到自己所属部门面临危机时，却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利己主义行为。
例如，在改组的过程中，有人向委员会哭诉自己的部门是必不可少的部门，更有甚者，竟然在提交改组方案时要求成立新的部门，互探信息的不良风气四处弥漫。另外，有一部分人则在会议期间私自离开，利用手机向其所属部门透露会议内容。无奈，我不得不对其提出警告：“委员会将遣返那些陷入部门利己主义的人”，并且强调到：“这样做的人在人事安排上没有任何好处”。站在公务员的角度上看，被遣回其所属部门，是一件极为耻辱的事情。此时，国家正陷入危机，在政府、企业等组织都在全力进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作为人民公仆的公务员却因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的安危，其行为令人感到万分心寒。
经过这些事情，我深切地感受到，那种深深扎根在公务员心中的“政权有限，而公务员社会是无限的”思维意识依旧没有得到改变。
我与公务员的正式接触要追溯到我在交接委员会任职期间。当时的行政部门只要遇到与自身利益相冲突的事情，便会以强有力的对应逻辑武装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反抗。诸如遇到减薪、辞退等与其切身利益相悖的问题时，他们的表现便会异常激烈。由此，我认定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组织。
我从未产生过批评每一个公务员的主观想法。导致目前这种状况的关键问题在于不合理的政策制度。即使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如果一直被存在问题的制度所牵制，也会在潜移默化中表现出不良的行为。
因此，我们要通过制度改革措施，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培养公务员具备大公无私的精神，使其成为克己奉公的榜样。我们决不能因为承受外部压力而退缩，畏惧不前的行为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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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裁员与公务员的抵抗（1）
改革并不是因为没有制定合理的计划，才遭遇失败的。即使规划出一幅完美的蓝图，如果改革的主体……公务员不予以积极响应，那么必然一败涂地。因此，强有力的领导能力，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在任职100天时，作为具体实践“造就有竞争力政府”目标的一个环节，我宣布了至本届政府任期届满的2002年为止精减30％地方公务员的结构调整计划。
任职初期，在巡查地方时，我便发现地方行政机构存在冗员过多的现象。据统计，平民政府执政五年期间，中央公务员的增长率不到1％，而地方公务员年均增长率却达到了5％，而且机构组织秩序散漫。因此，我认为已经到了必须改组的时刻。
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对公务员额度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根据“帕金森定律”，其数量一定会持续增长。当然，这只是一般的倾向。我认为，政府首先需要把公务员人数减少至合理数量，并引进公务员总定员制，将被精减的人员，安排到适合其发展的部门。
作为一名政治家出身的部长，我也深知不得罪人、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