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即金融部门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大量运用私债和杠杆作用来扩张规模，扩大全球影响范围和增强非同寻常的盈利能力。这不是亚当·斯密式的基于市场的胜利，而是与美国政府权力、战略指向、资金支持和美联储或者美国财政部对众多其疲于应付的金融机构紧急援助结合的产物。当然，这是为了迎合重商主义者的政策偏好，并以此在全世界其他地区获得信赖。
有人给这种意图明显的政策贴上“风险社会化”或者“华尔街社会主义”的标签。我想，更好的解释是回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将金融业，而不是制造业或者高科技产业确定为华盛顿的战略定位的重点—用那个时代的说法是“把它作为制胜法宝”。农场和工厂是可以牺牲的，但是某些银行和其他的金融机构却是不允许失败的。在1987年10月的股市崩溃之后，1988年操纵政府选举的机构是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这是一个围绕着美国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而组建的机构。这个机构的存在不是什么秘密，只有其内部讨论的记录和干预金融市场的实质才是秘密。
新闻报道说，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在三个主要时期发挥了作用：1997~1998年，亚洲和俄罗斯货币危机；2001年，恐怖分子袭击纽约的世贸中心，产生了惨重的后果；2006年，美国财政部部长亨利·保尔森掌管这一机构，后来在2007年8月住房市场危机和信用灾难时期，他一再提及这一机构。这三个时期可能是谣言最盛和最容易令人相信的时期。本书不会试图去证实或者驳倒总统金融市场工作小组所扮演的任何特殊的后台作用；本书只是简单地假定，在过去的20年里，或多或少有一只金融重商主义的手支持（并帮助解释）美国金融机构的崛起。我认为，这些是真实的。
促使所有这些冒险政策成功是美国资本主义面临的全球挑战。在某种意义上，不仅美国，而且更大范围的西方投资市场和股票市场都要面临全球挑战—西方投资市场和股票市场先后促进了荷兰和英国的繁荣，在近期美国统治的金融时期它们又达到了顶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爱尔兰也具有同样的文化氛围和经济要素，但是相对于荷兰之后英国的支配地位以及后来美国继承下来的优势地位，这些国家的投机色彩显得“更淡”一些。亚洲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不同的：不论是重商主义还是儒家商业文化，都是以中国为主导的。
这是一个大转折的时代—股票交易如火如荼，商品交易也急速增长，再加上亚洲的主权财富基金随时都有可能“登上”历史的舞台。我们可以预料的是，这些转折随时都可能会到来。如果抵押贷款压力过大的英语圈国家脆弱到无法为它们那种让人无法信任的经济意识形态找到一个避难所，那么这将是非常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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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恐慌（1）
伴随突如其来的美国房地产市场的衰退，金融部门形成了以债务疯狂激增来促进经济增长的恶性循环；美国石油霸权纠缠不清的脆弱性，以及陷入重重包围、成为众矢之的的美元；这些风险同时影响着美国金融市场，仅用“危机”一词似乎并不能恰当概括当前的状况……
在这个承载着太多“勇敢无畏”的新世界中，我们正在经历着证券化金融市场的第一场危机。现在讨论这场危机在经济上会产生多么重要的影响为时尚早。但是没有人会怀疑这场危机对金融系统的巨大冲击。这场危机源于美国自身的信贷膨胀和金融变革。这不是外围经济的“裙带资本主义”，而是世界经济核心国的不负责任。
—马丁·沃尔夫，《金融时报》
我们这个时代最疯狂的事情似乎就是负债，因为我们从来都不满足。每当美国消费者要达到他们最高负债承受水平的时候，就有人站出来指出怎样利用新的、更复杂的筹资手段，在更多债务的基础上发挥杠杆的作用。多年以来，我在观察负债增长的过程，并经常指出，我们的GDP即使只增加一美元，我们的负债额也会相应增长。
—杰夫·索特，首席投资策略师，雷蒙德詹姆斯联合会
实际上，没有人能预见到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萧条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及末期重挫日本及东南亚的金融危机。事实上，每一次经济形势转折之前，都有一段没有通货膨胀的增长时期，繁荣的景象使得众多评论家相信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
— 国际清算银行
很多世纪以来，8月和9月都是人们收获的季节。在这个时期宣布发动战争、庄稼减产以及金融危机，会导致臭名昭著。关于金融危机与这段时期的联系，我们很容易找到例证。在19世纪美国实行金本位制而货币政策又过紧的束缚下，夏末农业银行的现金需求有时候会招致金融恐慌。在美国，一位著名的编年史作家观察到，8月和9月发生危机的记录主要集中在1837年、1857年和1873年，在那些时期西方银行需要借助从东方流入的大量资金来支持粮食的运输。
如果说信贷短缺反映了农业的季节性，那么后备军的缺乏也是有一定周期性的。军队总是要查看农历的。在美国革命中，乔治·华盛顿和其他的爱国指挥官们都知道，民兵会留在家里收获庄稼。甚至在1914年7月，奥匈帝国无法调动军队迅速侵入塞尔维亚去报复暗杀哈布斯堡王朝继承人—弗朗茨·斐迪南大公的行为，因为在7月25日这一天，很多军队都处于农假期间。因而，原本完全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就占领塞尔维亚的战争，却拖延到数周后致命的大国最后通牒、动员以及反动员—战争的炮火声在8月才响起。这也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伤亡人数高达4000万。
当然，到了21世纪，北美以及欧洲的人们不再用农历指导大事件，农历只是保留下来用于设立大型交易会和庆典活动，或者让人们在路边摊上购买黑莓、桃子、甜玉米和苹果汁时记住它。然而，在美国，一种新的“经济季节性”—春季末和夏季是新房和成屋销售的旺季—为2007年金融市场抵押贷款和信用市场的震荡“设定了时间”。日益下降的房价让人们担心住房价格经过5年的上涨已经产生了泡沫—实际上泡沫已经开始破裂，担心已经演化成恐慌—至少从大众媒体和金融市场上看是这样的，因为6月和7月的销售数据已经让销售量和价格反弹的希望完全破灭了。
8月恐慌（2）
几乎一年以前，公众担心的焦点与这大不相同—伊拉克战争、共和党性丑闻以及随后被揭穿的道德面具—并在200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成为了主要问题，在共和党执政12年后国会的控制权再次回到民主党手中。即将不能满足美国需求的世界石油供应和巨额公债及私债，尤其是住房抵押贷款就要大难临头了—这些虽然危险，但不会决定人们怎样选举。
2007年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石油需求量的大幅增加使得人们在5月更加关注石油价格。现在“翻腾混乱”的金融市场占据了世界的中心舞台。住房赎回权丧失的数据、数只对冲基金所出现的问题，以及预测将来赎回权丧失数量和住房价格下降幅度会更大，这些都让人们感到了害怕。随着时间的流逝，恐惧蔓延开来—从次级抵押贷款到资本债务极其不透明的债务抵押债券。到8月，担忧蔓延到急需资金的杠杆收购领域， 而且银行之间也不愿意借款给对方，商业票据的正常交易活动、难以估值的交易项目以及新的金融产品类型也被冻结了。这一影响扩展到了全世界。从伦敦到东京，信用市场冻结之后该市场呈现出了非流动性的趋向。买方“按兵不动”—他们因为对新产品让人费解的内容了解甚少以及警惕隐蔽风险而表现不积极。一度受到追捧的债务抵押债券不能被估值或者“按市价估值”，甚至也不能退而求其次，按照以前的惯例或模式估值，只能进行怀疑论者所说的“虚假估值”—这真是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概念。投资者已经听到一些关于对全球信用市场泡沫进行去杠杆化操作的说法—即他们在私下里所担心的“解套”。所以说，经济不景气和通货紧缩可能才刚刚开始。其他金融动荡因素—缺乏稳定性的地方政府债券、货币市场基金和普通股票—进一步恶化了糟糕的8月市场，这也是自从1914年因战争动员而关闭大西洋两岸证券交易所以来最糟糕的市场 （1914年7月31日纽约证券交易所关闭，4个月内都没有重新开始所有的交易业务）。
2007年的金融危机迅速暴露出如“分水岭”般的特征。自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美联储和其他中央银行货币扩张的推动下，经过20多年的膨胀和发展，巨大的信用市场泡沫开始变大。经济周期观察者们认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形成，它需要数年而不是数月来“解套”或去杠杆化。最近令人担忧的货币和石油形势可能还会加强市场泡沫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即使有中央银行挥舞着“魔棒”，这一进程也不会出现多么美好的结局，除非像古谚语所说的，上帝再一次眷顾愚笨的人、酗酒者和美国。
这本书最重要的主题就是影响深远的经济和政治事件及其后果对仲夏混乱经济和金融局势的揭示和阐释—当然，这种局势的发展至少部分遵循许多专家的预见。从细节上看，这种揭示和阐释主要涉及美国房价，信用泡沫危机，没有经历任何危机的多种金融创新所带来的动荡局面，日益显现的全球石油产量的不足，以及与之相关的美元弱势走向，还有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背后，狂妄自大的美国“帝国主义”的盲目乐观。小布什政府几乎不懂得把握战略，在这些危机的早期反应很不及时。总统、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在所有的言论中都声称，次级抵押贷款的灾难是短暂的和安全的，而这种言论几乎在一夜之间就被揭穿了。市场恐慌的主要催化剂是受到次级抵押贷款牵连的5 000亿美元的债务抵押债券：“忍者贷款”（Ninja loans），人们这样称呼它是因为借款人可以“没有收入，没有工作，没有资产”。债务抵押债券的殃及范围迅速扩大，比在伊拉克从未发现美国所宣称的那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传闻传播得还要迅速。（在2003年，投资大师沃伦·巴菲特预言，金融衍生产品是极其令人担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8月恐慌（3）
历史的确有重演的可能—尤其是从事情发展的大概情况和“步调”来看。不幸的是，对过去金融泡沫的模糊记忆似乎并不能让人们或国家避免重复以前我们前辈所犯过的错误。尽管有引人深思的先例，2007年美国金融服务业还是膨胀到占GDP的21％，这是前所未有的比例，是有风险的，这让美国国内和国际金融领域比以前的镀金时代和经济发展波涛汹涌的20世纪更不可控。技术、计量和杠杆作用让更多的金融项目变得更加糟糕，甚至波及全球更大范围。21世纪的金融风险正在以一种消极而不是积极的方式扩散和传播。
更严重的问题是，2007年美国扩展的金融债务—高达11万亿美元的联邦、州和地方债券，加上37万亿美元的巨额私人债券—经过过去狂热的20年的发展就达到了那个规模和混乱状态。1987年，艾伦·格林斯潘出任美联储主席，美国公债和私债共计万亿美元。到2006年，在他离职后，信用市场总负债额翻了两番，达到43 万亿美元。当美联储焦急万分地要刺激“9·11”事件之后美国疲软的经济时，它就推出了各种各样的债务抵押债券形式，最大的动作是把已经很低的隔夜拆息利率（overnight interest rate）①降低数次，并在2003年7月降至过度刺激性的1％。从抽象意义上看，这种抵押贷款似乎是合理的，但是，在多年的政府和私人实施过程中，错误和弊端仍然在不断浮出水面。
很显然，金融债务牵涉到了巨额资金。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无节制贷款”以来，负债已经积聚到要以万亿美元计算，因而到2007年，国家监管者观察到美国经济中公债和私债总额是当年GDP的3倍多。自1929年股票市场崩溃以来，2007年公债和私债总额占GDP的比例最高。然而，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尽管当时经济出现了短暂的股票市场泡沫，但是制造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商品生产占GDP的比例未能保持其在20世纪70年代2∶1的水平。到2005年格林斯潘离任时，金融服务业—新生的金融、保险和房地产业务—远远超过了其他经济因素，总共占GDP的比例达五分之一多，而制造业占GDP的比例却缩水到12％。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经济领导的指挥作用已成为过去（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政府紧急救援的背景下，这种状况仅仅缓和了一点点）。
在新世纪里，日益增加的负债和信用的综合—销售信用卡、发行抵押贷款和债券，发起抵押担保证券和结构化投资工具—占据前沿。自从20世纪30年代在单一激进的金融体制下整顿银行、保险、证券和房地产行业以来，1999年是第一次完全“解放”了如此庞大的金融集团，如花旗银行、摩根大通集团，等等。20世纪90年代初期，只有200只对冲基金，到2007年年中，其数量迅速增长到1万只，并募集到了超过万亿美元的资金。它们就像数字冒险家，而且比17世纪的先驱者更加不受限制，它们在全球金融的“角落”里套利，获得的资本回报率比赌场中从吃角子老虎机和深受欢迎的赌桌上收获的还高。
2007年年中，抵押贷款市场失灵，精明的玩家明白他们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地”。雷曼兄弟公司全球固定收益市场首席策略师杰克·马尔维解释说：“我们可以把它作为新型信用市场的第一次教训，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类型的机构和工具。”还有人总结了关于对冲基金本身的问题—比如使用了非传统的计量学、晦涩难懂的一步二叉树和二步二叉树模型，“堆积如山”的银行贷款需要借助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