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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祖国那么多年了，杨先生说的还是北京话，根本没有变化。他北京话说得非常好，因为他是很小就在北京了。他比邓稼先大两岁，在他面前，邓稼先更多的时候是以倾听的姿态出现的。后来我问过邓稼先‘为什么你们俩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杨先生说话，你怎么不多说话呢’，邓稼先说‘当然了，杨振宁比我大嘛’。”
许鹿希说，邓稼先不正面回答她的问题，刚开始她还觉得是不是邓稼先出去了这么久不爱说话了，后来她才慢慢地体会出其中的意味。
……您问邓稼先这问题的时候，他们俩都在一起吗？
“没有，我是随便地问了一下邓稼先。因为他们俩都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插话。”
……那您在旁边吗？
“我不在旁边，因为有时候他们说的我不太懂，尤其邓稼先经常问杨振宁一些物理学或者科学上的问题，问的和说的都比较简单。这个问题现在在国际上做到什么程度了？我们想往什么方向去做，合不合适？杨振宁先生马上就说这个工作在哪个国家哪个研究室，谁谁做到什么程度了，他们遇到什么问题，他们是怎么拐弯的，怎么碰钉子的？？因为杨振宁愿意帮助别人，很多实验室的负责人遇到问题，经常给他打电话寻求意见，所以他对世界各国理论物理方面进展的情况非常清楚，甚至比有的科学杂志、物理学杂志上发表的前沿知识都要早得多。这也是邓稼先一问他，他就滔滔不绝的原因。有时候说到俩人都不能够用语言完全表达了，就开始拿笔写了，写几个字就行，因为是公式吧。杨振宁先生笑着跟邓稼先说‘人家做到这个程度做不下去了，拐弯碰钉子了，你们千万别这么做’。
这是后来杨振宁多次回国对邓稼先最大的帮助。科学研究工作最要紧的是方向。能这样坦诚地说话，表明他二人友谊的深厚。
对于参与原子弹制造的这一代人来说，当时自己的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有一个什么样的底子，都是十分清楚的。我们过去连汽车、自行车都造不了，更别想原子弹这些尖端的东西了。杨振宁回来的时候已经是1971年，原子弹、氢弹都成功了。所以，杨振宁先生非常感慨。有位导演，要拍邓稼先的电视剧，说背景要一幢别墅，两队警卫。许鹿希说：“邓稼先不是那样的。现在的房子才是邓稼先生前住的房子。这两个沙发是杨振宁来看邓稼先的时候坐的。他们两人就这样一人一个，坐在这儿谈话。”
一个才思敏捷 一个忠实厚道
邓稼先和杨振宁真正成为好朋友，是在上了中学以后。他俩先后考进崇德中学，这是一座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杨振宁早两年进校，他天资聪颖，才思敏捷，是个老师和同学都喜欢的“机灵鬼”。邓稼先也很聪明，但性格较为沉稳，待人忠实厚道，真诚可靠。这两个朋友在一起，互相珍视对方身上的优点，并看做自己性格的补充。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六章 邓稼先和杨振宁（3）
在课余时间，他们常常形影不离，或是趴在地上玩弹球，或是在墙边以手代拍，模仿壁球游戏，或是在一起谈天说地，甚至还比赛爬树。两人相处时，常常是杨振宁指手画脚，口若悬河，邓稼先则是面带微笑，洗耳恭听。
卢沟桥事变，日本侵略者的枪炮声打破了他们无忧无虑的学校生活，杨振宁随家南下迁往昆明。邓稼先的父亲邓以蛰因患肺结核咯血不止，只好留在北平，在西单附近租了小房暂住。因为崇德中学是英国人所办，在英国没有参战之前，日军不敢贸然令其停办，所以邓稼先继续读了两年，于1940年随大姐邓仲先也到了昆明。
北平沦陷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均迁往云南昆明，在市郊一片起伏不平的丘陵间，合并组建起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抗战期间名扬全国的高等学府，拥有许多着名的学者和教授，可谓群英荟萃。
杨振宁于1938年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本科学习结束后又进修了两年硕士研究生课程，所以他总共读了6年。邓稼先于1941年也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在校学习4年。这样，他俩共有3年在同校同系学习。
1945年抗战胜利后，杨振宁报考公费留学生被录取，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邓稼先在西南联大毕业后北上，在北京大学任物理助教。后来，邓稼先也考取了留美研究生。在赴美之前，他写信征求杨振宁的意见，到美国哪所大学就读较为合适。杨振宁经过仔细斟酌，建议邓稼先到印第安那州普渡大学进修。原因是，一来此校离芝加哥很近，两人可以经常见面；二来普渡大学理工科水平很高，排在美国理工大学的前10名之内，而且收费低廉，经济上易于保证。
邓稼先采纳了杨振宁的建议。正好这时杨振宁的弟弟杨振平要去美国上大学，于是杨父将杨振平托付给邓稼先，二人结伴而行，于1948年乘船到达旧金山。邓稼先将杨振平送到芝加哥杨振宁处，然后到普渡大学就读。
二次大战结束后，世界科学技术飞速发展，人们认识到核物理的重要性，它成了世界性的热门学科。邓稼先和杨振宁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掌握好这门学问，是到达科学前沿的必经之路。两人所选的专业都是理论物理，亚学科都是理论核物理，而且他们的博士论文也同属原子核物理范围。
1949年暑假，邓稼先来到芝加哥，与杨振宁、杨振平团聚。三人同租了一间房子，一起煮饭、游玩、散步、聊天，重温儿时的情景，探讨学术上的问题。这是他们在美国时间最久、玩得最尽兴的一次聚会。在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家里，至今仍保存着当时二人互相拍摄的照片。
杨振宁已经取得博士学位，不久应聘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工作。后来，他与在美国留学的杜聿明先生的女儿杜致礼结为伉俪，并在美国定居，从事理论物理的科学研究。
邓稼先那个时候正在撰写博士论文。邓稼先很早的时候就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他出国留学前，也曾经对跟他要好的地下党员说过，学成一定回国。
新中国诞生的消息传到大洋彼岸后，邓稼先的心情再也无法平静。1950年8月20日，邓稼先完成学业并取得博士学位，他冲破重重阻挠，登上威尔逊总统号轮船，于8月29日踏上了归国的路程。从那时起，邓稼先就与杨振宁分开了，不过他们的友情却一直保持着。 。。
第十六章 邓稼先和杨振宁（4）
在告别宴会上，杨振宁忽然泪流满面
回到祖国后，邓稼先参与了正在进行的创建中国近代物理所的工作。留在美国继续从事理论物理学研究的杨振宁，先后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研究员、教授，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和该校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等。他的科研成就硕果累累，引人注目，195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在学术界地位举足轻重，是美国和中国等多个国家科学院院士。
在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第二年，1958年，邓稼先被选为研制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主攻手，从此隐姓埋名。
1964年，中国的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全世界。
当杨振宁听到中国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激动不已。他从不同新闻机构的报道中，感到他思念的老朋友邓稼先参与了中国的核试验工作。他看到有美国的报刊报道说，中国人的原子弹是由美国科学家参与做成的。1971年他回到国内时很想问邓稼先，但是一直没有说出来。
那天，杨振宁离开北京去上海，返回美国，邓稼先去机场送行，当他把老朋友送入停机坪时，杨振宁回转身，看着邓稼先沉默了一会儿，终于问：“稼先，我在美国听人说，中国的原子弹，是一个美国人帮助搞的，他叫寒春，这是真的吗？”听到杨振宁这样的问话，邓稼先吃惊地张了张嘴，好一会儿，他才说：“你先上飞机吧。”
送走了杨振宁先生，邓稼先马上向上级报告并请示了他遇到的提问。周恩来总理明确指示：“可以告诉杨先生，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
激动万分的邓稼先就在自己家里多次做过“粗估”计算的“一头沉”写字台上给杨振宁写了封信，并立即交专人乘民航班机赶往上海。
杨振宁是在上海市“革委会”为他饯行的宴会上接到这份信件的。当他拆开信封，一眼看到熟悉的邓稼先的笔迹……“全部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顿时泪水夺眶而出。“他控制不住地起身到洗手间去了。作为一个宴席的主宾，突然地泪流满面，在座的陪同人员非常惊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2009年1月杨振宁在回答凤凰卫视记者的专访时，刚好说到这一段。他说：“当时自己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流了出来。后来有人问‘你为什么流眼泪’，既然有人问了，我也就想了，为什么流眼泪呢？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其实我也说不清楚，当时的感情可能很复杂吧。”
许鹿希说：“我与杨先生曾有过面对面谈话和信件的交往。以他的应变能力，可达外交家与政治家水平。他风度傲然，令人很难看到内里。他在人前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是因为他在海外盼望过的强国梦，被他的同学实现了。中国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
后来邓稼先又请杨振宁吃了一次烤鸭。和他在一起，邓稼先总感到有点儿紧张，他害怕童年时代的朋友会突然问起他的工作。可是杨振宁像是忘了这桩事，两个物理学家都在有意选择非物理学的话题。
从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之后，他就多次到中国讲学和访问，他关心中国的科学事业。每次来华，只要条件允许，他就要会见邓稼先，畅叙友情。杨振宁逐渐了解到邓稼先的功绩，对他更加敬重和爱护，用各种方式表达心意。
细心的杨振宁还记得邓稼先的爱好，知道他性格恬淡，喜欢京剧和交响乐，便特意从美国带来一张贝多芬第六交响曲的密纹唱片，送给邓稼先。在邓稼先即将60岁的时候，杨振宁又从美国买了一副设有电脑程序的国际象棋，要邓稼先注意休息和娱乐，闲暇时可以独自与电脑对阵。邓稼先感激老友的情意，收下了礼物。可是他实在没有空闲，这副国际象棋，如今还静静地躺在邓稼先家的柜子里。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六章 邓稼先和杨振宁（5）
到了80年代，这两位科学家已是年届花甲的老人。可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却仿佛又回到愉快的少年时期，充满了童稚纯真的情趣。
1983年杨振宁来北京时，有一次在电话中与邓稼先闲谈，说话间杨振宁突发奇想，要向邓稼先借辆自行车，二人一起骑车去逛颐和园。邓稼先说：“自行车我家倒有，可是？？”试想，一位是国家待若上宾的贵客，一位是国家视若瑰宝的巨子，人们怎么会让他们两位老人去冒这种风险呢？ 杨振宁冷静下来，也只好遗憾地作罢。
还有一次，他们一道去北海仿膳，大家边吃边谈笑着，杨先生对邓稼先说：“这回你可以吃饱了，想当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你可是常常饿肚子的呀！”可不是嘛，邓稼先留学的时候，生活很艰苦，开始没有奖学金，吃饭不敢按饭量吃，只能按钱吃。回想起这些往事，杨振宁和邓稼先都笑了。
轻松的谈话仿佛令时间倒转，让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年龄。也就是在那一次的见面谈话中，杨振宁忽然问：“稼先，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人用了7年，苏联人用了3年多，英国人用了4年，法国人用了8年，为什么中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
邓稼先没有说话，他沉默着。他知道这是杨振宁很想知道的一个答案。但是，邓稼先又确实无法回答。他无法满足朋友的提问，因为这是秘密。
有的人把邓稼先跟杨振宁对比，这样非常不好
杨振宁和邓稼先的工作区别是，杨振宁一生都在做理论方面的东西，而邓稼先是直接进入实践的。他们的不同点就是，邓稼先做的是中国的核武器，中国国防事业极端保密的一部分。一个字，一个公式，一丁点都不能泄漏的，杨振宁的工作是极其开放的，他每一篇文章都可以马上公开发表。
同样的领域里，差别就这么大。其实邓稼先在没有到核武器研究院之前的工作也是开放的，他只要把论文写完就可以发表。文章一发表，稿费很快就会寄来。那时候，邓稼先只要拿到稿费，就会高兴地去给小孩买玩具，买那种特别能放松心情的玩具，尤其爱给孩子买小自行车一类的玩具。买那些小玩意儿给小孩玩的时候，邓稼先自己也跟孩子似的高兴得不得了。
邓稼先经常对人说：“杨振宁在规范场方面的造诣非常高，是他在物理学领域的最高成就。这比起宇称不守恒来，对物理学的贡献还要基本、还要深远。其指导作用不仅只在当前，而将以世纪来计量。如果不是有次数限制，杨振宁在规范场的成就，应该再获一次诺贝尔物理奖的。”
许鹿希说：“从我们家来说，从邓稼先来说，我们是非常感激杨振宁的。特别是邓稼先在美国学习，还没拿到奖学金的时候（要考到85分以上才拿奖学金），经济上比较拮据，杨振宁帮了他的忙，杨振宁当时也只是刚刚博士毕业，工作不久，他的钱也不多，还要拿一部分钱供给他弟弟杨振平上大学，再帮助邓稼先一部分生活，他对邓稼先是有恩惠的。
“这些都是邓稼先告诉我的，所以我现在还记着。杨振宁和邓稼先是一生一世的友情。”
“杨振宁先生国籍虽然改了，但是他非常爱中国和中华民族。他自己认为他这一生最有意义的是通过获得诺贝尔奖帮助中国人克服了不如别人的心理障碍。
“我非常希望你能够懂我的意思，有的人把邓稼先跟杨振宁对比，或者拿杨振宁去说邓稼先，这样非常不好。有一位大学校长说的好，‘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给我们争了气，我们中国人都感谢他；邓稼先回国为中国制造出了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