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说的好，‘杨振宁得诺贝尔奖给我们争了气，我们中国人都感谢他；邓稼先回国为中国制造出了原子弹、氢弹，中国人也都感激他；如果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也就没有现在的大国地位，再过一百年，中华民族会有更多人记住邓稼先。杨振宁先生怀念邓稼先的文章是非常有说服力的，实际上把他们两人所走的路做了总结’。”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六章 邓稼先和杨振宁（6）
杨振宁访华，救了邓稼先
杨振宁总是在关键的时候帮助邓稼先，无论是他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
就说1971年他第一次回中国访问的时候吧，在上海一到飞机场，接待他的外事人员问他要会见什么人，他就开了个名单，在北京要见的第一个就是邓稼先，这个名单很快就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了，周总理就说赶紧把邓稼先找着，让邓稼先在北京接待杨振宁，可邓稼先当时正好是在青海的221基地，那些造反派和军管人员正在批判他们，给他们办学习班呢。
……科学家也办学习班？
“嗯，办学习班，有邓稼先、于敏、陈能宽，两弹一星的科学家就有3个，另外还有十几个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都是骨干，办学习班，捏造事实，非说他们是有意搞破坏，这是非常冤枉的事。当时情况非常危险，正好这时赶上杨振宁回来，要见邓稼先，局面改变了，邓稼先得到解救。邓稼先一走，那个所谓的学习班就垮了，所以把陈能宽、于敏等受批判的科学家也救了。另外十几个人，也都是我们国家非常宝贵的人才，他们也都得救了。这个事情非常巧合。
所以他们俩的关系不一般。这就是我为什么在那本《邓稼先传》里写他们虽然是同学但是他们的友情比兄弟的情义还要深的原因了。
1985年，邓稼先被确诊为癌症并住院治疗。在他住院的一年间，杨振宁曾两次前往探视。第一次探望时，邓稼先精神还不错，还可以站起来迎接杨振宁。两人谈兴很浓，他们一起回忆往事，互相询问熟识朋友的近况，杨振宁还兴致勃勃地介绍当时国际学术界的研究状况，随手写出一些公式和示意图。
1986年6月13日，杨振宁回美国前又来看望邓稼先。那个时候邓稼先开始大出血，医生已无法控制病情的恶化。杨振宁站在病床前，深情地望着卧床不起的邓稼先，杨振宁送上一束极大的鲜花，他知道，这次可能是与老友的诀别了。当时，邓稼先的神智还很清醒，杨振宁走后，他对许鹿希说：“振宁知道我不行了，所以送来特大的一束鲜花？？”分别前，两人在病房里合影留念，稼先执意送至病房门口，两双手，写物理公式的手，握在一起。他们都知道，这一次是真正的告别了。
邓稼先要许鹿希代他送杨振宁下楼。杨振宁上车前，许鹿希告诉他说，稼先病情已非常危险，几乎无治愈的希望了。这消息给杨振宁很大打击，他为老朋友的病情焦虑不安。回到美国以后，他找到当时还没有上市的治癌新药，请韩叙大使通过信使迅速送往北京。可惜药送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一个多月后，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病逝。远在美国的杨振宁教授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给许鹿希发来唁电：
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许鹿希在给杨振宁的信中写道：“如果人生能有轮回，稼先还会选择这条路的。”
杨振宁先生在1986年9月23日的信中说：“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选择他的途径的话，他仍会走他已走过的道路，这是他的性格与品质。能这样估价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们应为稼先庆幸！”
两位着名科学家的友情不仅在科学界在民间也被传为佳话。他们身上体现出的理想、骨气、学识、为人等优秀知识分子的品德无不令人动容。
第十六章 邓稼先和杨振宁（7）
在邓稼先逝世一年后，1987年10月23日，深秋的北京，瑟瑟冷风给人们带来寒意。杨振宁在宋健、周光召、伍绍祖和九院领导及邓稼先的大姐邓仲先和夫人许鹿希等陪同下来到八宝山公墓鲜花丛中的灵台前，灵台上邓稼先的遗像前摆着杨振宁送的花篮，缎带上写着“邓稼先千古……杨振宁敬挽”。杨振宁眼含热泪面对邓稼先的遗像肃立默哀，鞠躬悼念，祭奠与他有着半个世纪深情厚谊的挚友邓稼先。
祭奠仪式结束后，许鹿希按照邓稼先生前嘱托，向杨振宁赠送一套安徽出产的石刻文房用具，盒面写的上款是“振宁，致礼存念”，下款是“稼先嘱咐，鹿希赠一九八七·十”。 杨振宁的目光停留在“稼先嘱咐”四个字上。
这一天，站在墓前的许鹿希思绪万千。她想起稼先逝世后杨振宁先生写来的亲笔信，信中说：“稼先去世的消息使我想起了他和我半个世纪的友情。我知道我将永远珍惜这些记忆？？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里，多从长远的历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恒的才是有价值的。”
在扫墓现场，许鹿希当即写了一首谢杨振宁先生为邓稼先扫墓的诗赠送给杨振宁先生：
谢杨振宁先生为稼先扫墓
许鹿希
去年谈笑病房间，
谢君送别花束鲜。
稼先逝去劳悬念，
深情凭吊八宝山。
重洋万里隔不断，
互敬之心逐日添。
同窗友情胜兄弟，
杨振宁与邓稼先。
1987年10月23日
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许鹿希将此诗赠送给了杨振宁先生。杨先生和许鹿希有一段对话，引起了双方的回忆，昔日的情谊、历历往事又涌上心头。许鹿希当晚将这一过程做了简单的记录：
许：去年，您曾两次到病房探望身患重病的稼先，他见到您很高兴。你们两人有说有笑，他连病痛都忘了。（去年谈笑病房间）
杨：（点头，目光缓缓转向它处）
许：您在临别时，送给稼先一大束鲜花，这束花放在他病房的窗台上。他常常凝视着鲜花，在剧痛中得到支持和安慰。他很平静地对我说：“外国人的习惯是在朋友的墓前送上一束鲜花，振宁他知道我不行了。” （谢君送别花束鲜）
杨：（热泪夺眶而出，不能控制情感，连忙掏出手绢擦拭）
许：稼先在1986年7月29日逝去后至今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您给我寄来9封信，并找出了40多年前你们合拍的一些照片和许多国外报纸的复印件以及新出版的书籍托人带给我，表明了您对稼先的怀念，今天又亲自来八宝山扫墓。（稼先逝去劳悬念，深情凭吊八宝山）
杨：（不断地用手帕擦拭眼泪，点头，哽咽难语）
许：太平洋的海水虽有万里之遥，您和稼先分居两岸，但是它隔不断两人的友情。这么多年以来，稼先对您十分钦佩，而且敬佩的心情与日俱增。（重洋万里隔不断，互敬之心逐日添）
杨：（泪止，放好手帕）
许：您和稼先之间的友情，若从1936年在中学时算起，到1986年是五十年，半个世纪。（同窗友情胜兄弟，杨振宁与邓稼先）
此时许鹿希将写好的这首七言律诗赠给杨先生。
杨：（收下写有此诗的纸）谢谢。我看看稼先的骨灰盒放在哪里（杨振宁进入八宝山革命公墓第1…3室灵堂。杨先生仰视安放在上排的邓稼先骨灰盒）。
从灵堂出来以后，杨振宁先生在最前面，大家排成单行沿着灵台绕行一圈。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六章 邓稼先和杨振宁（8）
许鹿希记
1987年10月23日深夜，许鹿希彻夜难眠。几十年过去了，在邓稼先走了一年后，杨振宁先生还回来为他扫墓。她为邓稼先有杨振宁这样的朋友而感动。
第二天，1987年10月24日的《人民日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刊登了“新华社北京23日电：重洋万里隔不断，同窗友情胜兄弟……杨振宁到八宝山为邓稼先扫墓”。
中国“两弹元勋”和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对比
那一次扫墓之后6年，即1993年6月杨振宁先生又饱含深情地写下《邓稼先》一文，文章发表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二十一世纪》双月刊上，文中字里行间让人感受到邓稼先的人格魅力。特别是杨振宁先生在文中把邓稼先与美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奥本海默做了对比的介绍，读来令人深思。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海内外极大的反响。
《人民日报》在1993年8月21日全文转载，并加了编者按：
此文珍贵处是杨先生从科技发展史的高度，将同他有长期交往、所知甚深的中国、美国两位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做了对比评述，既高且深，又亲切可读。从杨振宁教授的回忆文章，可以进一步了解邓稼先同志的才能、风格、思想和为人。
现摘录文中“邓稼先与奥本海默”一节中的内容：
奥本海默和邓稼先分别是美国和中国原子弹设计的领导人，各是两国的功臣，可是他们的性格和为人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他们走了两个相反的极端。
奥本海默是一个拔尖的人物，锋芒毕露。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在德国哥廷根镇做波恩的研究生。波恩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说研究生奥本海默常常在别人作学术报告时（包括波恩做学术报告时），打断报告，走上讲台拿起粉笔说“这可以用底下的办法做得更好？？”我认识奥本海默时他已40多岁了，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了，打断别人的报告，使演讲者难堪的事仍然不时出现，不过比起以前要较少出现一些。
他的文章不可以速读。它们包容了优雅的风格和节奏。它们描述了近世科学时代人类所面临的多种复杂的问题，详尽而奥妙。
像他的文章一样，奥本海默是一个复杂的人。佩服他、仰慕他的人很多。不喜欢他的人也不少。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真诚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做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杨振宇先生写的这篇《邓稼先》现在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
“以前听说这件事情，觉得是传说。”
许鹿希说，邓稼先和杨振宁两人的父亲都曾经是清华大学的教授，邓稼先和杨振宁两个人半个世纪的友谊情深似海。
邓稼先逝世以后，为了让他们之间的友谊能够继续下去，许鹿希在1990年到美国去的时候，拜访了杨振宁先生。
那是一个晴空万里的日子，中午时分，在首都机场领取飞往美国的登机牌的时候，许鹿希刚好拿到了一个靠窗的座位，她开心地笑了。她要在这十几小时的飞行中，认真地思考一些未来的事情。
巨大的波音飞机平稳地飞行在云层上。她想到了邓稼先刚刚要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她那颗少女的心是多么惆怅，邓稼先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时候，她又是多么喜悦。那个时候她的情绪变化只有她自己知道。 。。
第十六章 邓稼先和杨振宁（9）
如今，邓稼先已经离世四年了，当初他在美国读博士的许多事情，邓稼先都给她讲过。他们曾经约定，有机会一定一起来美国。如今只有她一个追梦人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许鹿希从昏昏沉沉的睡眠中醒来。她从机舱窗户的挡板缝隙中，瞥见了太平洋耀眼的晨光。在一片水天一色的美景中，她睡意全无。她知道，在经历了十几小时的飞行之后，即将到达目的地。她感到自己的心跳得厉害，她虽然只来过一次美国，但对这个国家却有着特殊的情感。这情感从邓稼先留学那天就开始影响并感染着她。此时，她那颗等待的心更加迫切了。
十几小时的空中飞行之后，她首先要去拜访的就是自己丈夫的好友杨振宁先生。这是她期待很久的会面。巨大的波音飞机落地，机翼覆盖在地面上的阴影，同她急切的心情一样迅速前移。那种重回过往岁月的感受难以描述。她要在这次的拜访中了解更多有关邓稼先的事情。
她来到纽约州立大学杨振宁先生的办公室。
许鹿希说：“那天，我和杨振宁先生好好地聊了一通。有些问题我不懂，借这次拜访，详细地问了他一下。第一，我不懂为什么杨振宁和邓稼先都是搞核物理研究的，为什么在20世纪40年代，核物理发展那么快，那么吸引年轻人去做研究。那一次，杨振宁给我讲了物理是怎么发展的，并且告诉我，在1948年那个时候，现在所谓的基本粒子还只是刚刚开始。核物理已经是比较大的一支了，它起源于1930年左右，到1948年核物理已经快有20年的历史了。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搞核物理研究的人非常多，很热门。邓稼先到了普渡大学物理系，他的导师是荷兰人，叫做德尔哈尔，是搞核物理研究的，所以邓稼先很自然地也做了核物理方面的研究。当然，还有一点就是，邓稼先学习核物理，是为了他多年压在心底的想让国家富强的愿望。他的论文题目《氘核的光致蜕变》，在当时是一个很时髦的题目，要细分的话，属于理论核物理范围。”
那一次去美国，许鹿希攒了很多问题希望在杨振宁先生那里找到答案，杨先生也仔细地回答了她许多问题。很多问题就是在那一次弄清楚的，这对她后来筹备、撰写《邓稼先传》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在那一次的会面中，杨振宁先生对有些问题做了再一次的核对。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杨振宁先生以前听说过的，这次他又非常认真地向许鹿希再次询问。
“主要是在1971年，杨振宁先生第一次回国探亲的时候，我曾经告诉杨先生，他那次回来的时候，邓稼先正在青海221基地被造反派办学习班，邓稼先几次提出要研究业务，被造反派说成是反革命的修正主义，是杨先生回来后，提出要见邓稼先，这才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