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唯一保密的就是飞机的高度到现在还不能说。
飞机扔核弹，那个核弹必须得挂着降落伞飘，要是不挂降落伞的话，一扔出来核弹就爆炸，飞机就完蛋了，所以必须得算好降落伞怎么飘，风向是多少，飘到一个爆心再爆。
这次糟糕的就是降落伞没有打开，很多人不理解，说降落伞怎么还打不开？普通人用的降落伞是好打开的。核弹是一吨重，你算算，比平常那个大差不多20倍。神舟六号的降落伞展览过，很大的，从这头到那头，巨大展厅的楼顶整个都是。1979年用的那么一个降落伞没有打开，飞机扔出来这个核弹从高空一直掉下来，直接摔到地面，就给摔碎了。
可是这次的核弹，是邓稼先签的字。邓稼先签字就表明说向国家保证这个弹是成功的，所以他决定自己亲自去找，许多同志都反对他去。陪他一块去的就是当时（二机部）的副部长赵敬璞。他们俩一块坐上吉普车去找。这时候基地的一位领导说‘老邓你不能走，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这位基地的领导叫陈彬，邓稼先听后心中激动不已。他此时被一群生死与共的同志的真挚情感所打动，但他已不可能听这位将军的劝告了。核燃料放射性钚239，在大自然中的半衰期是24000年。如果侵入人体，极易被骨髓吸收。它在人体内的半衰期是200年，亦即进入体内后200年还剩一半。这就是说，它将终生伤害着‘被辐射’的人的身体，永无解除之日。这一切，邓稼先是再清楚不过的了。但他就像不知道这些情况一样，没有听从好心同志的多方劝阻，坐在车上，他心里有一句没有说出来的话‘这事我不去谁去？’
邓稼先当时不可能不去，因为当时不知道这个弹到底哪去了，也不知道这个弹是什么情况，如果这个弹爆炸的话，那就坏了，广岛什么样，长崎是什么样，你可以看到画面是吧，我们不能自己在自己国土上干这么一下，对不对？
戈壁滩上不是沙漠，戈壁滩是大大小小的石头。大石头跟篮球那么大，小石头就是小石头块，吉普车就在满是石头块的戈壁滩上到处跑，那天他和赵敬璞同行，乘坐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在汽车上，他们没有说什么话，这并不是没话可说，而是邓稼先的脑子里在不停地思索。究竟是什么事故？有几种可能性？最坏的结果是什么？他什么都想到了，但就是没有顾得想想钚239对于人体的伤害。
他这时还不知道，因为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核弹从飞机上直摔下来的着地点，偏离预定的爆心处很远。他一门心思地一定得找到核弹，探明原因。车子在大戈壁上到处乱跑。他终于找到了，因为这是他们制造的，他认得。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十三章 “两弹”解密 为什么选择了邓稼先（7）
到了发生事故地区的边缘时，邓稼先镇静地说‘到了；停车’，他要汽车停下来。一下车，邓稼先立即感到了此地对于身体的危险性，这是核科学家的直觉。他坚决阻拦赵副部长和司机等人与他同行。赵敬璞副部长坚决要跟他一起过去，邓稼先就呵斥赵敬璞副部长，他当时也顾不上礼貌了，他说‘你们都给我站住！你们进去没用’。邓稼先把同行的人都呵斥在一边儿，他自己却进去了。
他独自向里面走去。他终于找到了，这是他们九院的宝贝，九院的心血凝成物。”
许鹿希说：“赵敬璞副部长说，大概摔碎的那个范围呀，像半个足球场那么大，就是整个弹都摔碎了。”
听到这里我问，他知道很危险，也阻拦别人进去，自己为什么不注意呢？
许鹿希说：“那时候他已经顾不上了。”
说到这儿，许鹿希轻轻擦了擦流出的泪水继续说：“那时候有人说他是傻子，我也说不出来他是什么人，是傻子还是……反正他一切都根本想不到自己了，他完全懂钚239是怎么个毒性，铀235是怎么个毒性，完全懂，那一次他进去以后，找到了那个摔碎的弹片的时候，最糟糕的是他还双手捧了一下，捧起来一看，他马上就放松了，他们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他拖着疲惫不堪的步子向停在远方的吉普车走去。
邓稼先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就是‘平安无事’。这意味着对全国老百姓来说，没有影响。但就在此时，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身体一定会有问题了，因为他是搞核物理的。当时在上车前，他主动邀请赵副部长与他合影留念。”
许鹿希说：“那是邓稼先已经去世有几年了。有一次赵敬璞副部长打电话说你到我这儿来一下，我有一件东西给你。我跟我儿子去的，我去他们家时，恰好李觉副部长在赵敬璞家里，赵副部长给了我一张照片，这张照片邓稼先生前没有给我，我也不知道有这样一张照片。赵副部长说‘这个照片你应该有’。我把那张照片复制以后，把原件还给他了。”
那张照片是两个头戴白帽子、身穿白色防护服、白口罩遮到眼睛下边、辨不清面貌的人站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上的纪念照。左边的高个子就是邓稼先，右边是赵敬璞副部长。
邓稼先在研制核武器这一紧张的工作中，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他工作起来节奏很快，匆匆忙忙。这次他要特别留下一张纪念照，一定是内心里有另外什么想法。不言而喻，他似乎觉察到自己此后寿命的期限了吧。尽管期限是模糊的，但危险是清楚的。他遭受到极为严重的放射性钚239的辐射伤害，这将是他身体状况的巨大转折。
这次对邓稼先身体的伤害是现代医学水平无法补救的。因为他已经多次受到辐射伤害，再加上这一次，埋下了他死于癌症的恶果。
那是一次当时在内部许多人都知道的事情。
那一天，很多部队的领导都在现场等着观看。据说，试验场地摆上了许多试验品：坦克、铁架、活着的牲畜。但是，那次糟糕的就是在倒数三二一起爆的时候，没有蘑菇云，也没有声音，爆心地方什么也没有，不知道核弹哪儿去了，所以派防化兵找。在戈壁滩上来回找，防化兵不认识，因为这个核弹不是整个摔下来的，而是弹已经摔碎了。核心装置为什么邓稼先去找呢？雷管、外壳不能作数，非要看最核心的部分，到底核心部分是核反应了还是摔碎了。没有核反应表示没有在我们中国国土上放一个核弹，那全体老百姓平安无事，最关键是这个。所以邓稼先自己要去找。
许鹿希说：“邓稼先完全可以不去，防化兵今天找不着明天找，明天找不着后天找，反正总有一天会找着。
但是邓稼先就想找到以后亲眼判断一下，如果当时是一个核反应，等于在中国本土上放了一颗核弹，可了不得的，比广岛大太多了，老百姓要了命了，很多人马上就得撤退，幸亏没有，就是摔碎了，可是邓稼先本人就完了，那次非常惨。
这些事是赵副部长在邓稼先去世后告诉我的，还给了我那张照片。他还说，在回去的车上，邓稼先向他解释‘你们知道放射钚最容易被什么吸收吗？人的骨髓！那玩意儿如果侵入人体；半衰期是多少年？200年！明白吗？200年后还剩一半’。”
那个时候，三机部说二机部九院的臭弹，二机部说你们三机部的伞不好，邓稼先一看降落伞摔在那儿，根本没有打开，这个事情今天说起来没有问题，不泄密，因为这个事情在1989年的时候，国防科工委有一个科技局的局长，他把这件事情写出来了，这本书的名字是*亲笔提的《中国核工业的四十年》。
许鹿希说：“书出来了，我们再说就没有问题了，就不算泄密，过去不许讲那些事故，哪一次事故都不允许说，现在我可以很公开地说，我们中国一共是45次核试验。”
其实，邓稼先一次又一次地主持新的核试验；责任心和纯朴的本质使他不愿经常呆在办公室里指挥；而是经常出入车间及场区，所以，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大量放射性辐射；干这一行的都管这叫“吃剂量”。这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几乎是每天都要“吃剂量”；接触放射物质。有一次他们打开密封罐观看测试结果；原有的防护措施挡不住新材料强劲的辐射； 邓稼先又是首当其冲地超限度地“吃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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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天上人间情未了（1）
如果稼先在，我就不会有这些烦恼忧愁了
许鹿希经过几年的努力，采访了100多人。每当她采访不方便时，就让孩子跟她一起去。采访的过程没有想象得那么顺利。有时候跟人家约好了采访的时间，可是到那儿以后不是临时取消就是要再耐心地等很久。春夏秋冬，即便许鹿希愿意，可是孩子们未必能这样坚持下去。他们还有自己的工作、生活。他们现在正处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时期。
孩子们陪着母亲去采访，有很大一个原因是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母亲再失望，但是时间长了也会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
那是1988年7月的一个夏日，又快到了邓稼先逝世的忌日。那天，许鹿希的儿子又陪着她出去采访一位熟人，那天的气温特别高，人在家里坐着还嫌热呢，更别说出去挤公共汽车了。许鹿希和儿子刚刚走到院子里，就看到一位曾经和邓稼先在一起工作过的老同事的儿子坐着自己父亲的车从他们身边缓缓驶过。看到这一切，孩子的情绪上来了：“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有什么意思，别人谁会理解？看看人家，全家团圆，房子、汽车和名声哪一样都不少。”那一次的采访孩子还是陪她去了，但是孩子的话却在她的心中掀起了涟漪。
那天回来后，许鹿希迷惘的目光始终在屋内邓稼先的塑像前盘桓。许多往事像过电影一样，又一幕幕地出现。邓稼先活着的时候，由于工作纪律的要求，他们没有通过一封信，但那是有希望的等候。邓稼先去世后，许鹿希在心里千遍万遍地给他写过信，有怀念的衷肠，有劳累的诉说。她看着日历，又快到邓稼先的忌日了。他们夫妻因工作28年聚少离多，28年之后邓稼先又很快地离开了人世。她常常想，邓稼先是否知道她一个人有多苦！是否知道孩子们有多想他！难道就因为说过“我支持你”，就因为那至死不渝的爱？
那一天，从黄昏她就那么坐着，一直到天上的月亮开始移动。
月亮代表他的心，也代表她的心。她知道邓稼先是个快乐的人，当然也不愿意看到她这么忧伤。
为了尽量驱散弥漫在心底的忧伤，许鹿希拉开“一头沉”写字台的抽屉，把一张光盘拿了出来。这是一张朋友帮助刻录的贝多芬的“欢乐颂”光盘。邓稼先喜欢听这首曲子，并且会用德文、英文、俄文演唱。现在许鹿希想借这会儿安静的时候，自己也再听一听这首世界名曲。在音乐的旋律中，她不知不觉进入了音乐的意境。她在心里说：“如果稼先在，我就不会有这些烦恼忧愁了。”她仿佛又回到了和邓稼先一起欢乐的日子？？
梦中见到了邓稼先
说来也奇怪，在邓稼先离世的这些年里，他经常在许鹿希的梦中送来他亲切的嘱托。特别是那天晚上，许鹿希在梦中见到了邓稼先。她看见丈夫肩上背了个书包，手里拿着一本书，像是去工作，又像是去学习。邓稼先看到许鹿希后站住了，许鹿希问：“你上哪儿去？”
邓稼先回答：“老地方。”
“老地方在什么地方？我也去吧。”
“你忘了，老地方就是保密。你们要保重啊！”
说着他深情地望了妻子一眼，急匆匆地走了。
人生志业，心无杂念。丈夫的追求也就是她的追求。她的丈夫为了国家的平安，连命都搭进去了，活着的人吃点苦算什么呢？既然心已承诺，就应该坚持！
但是，现实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不是说说就能解决问题的，因为对比太鲜明了。在邓稼先的同事中，很多人也是院士，很多人的学问也很高，而且是很熟很熟的，甚至住得很近。孩子们管那些人叫叔叔、伯伯，是很亲近的。可是孩子的父亲邓稼先却走了另外一条路，那么玩命地干，以至于自己的孩子很早就失去了父亲。
第十五章 天上人间情未了（2）
可以想一下，如果制造完原子弹就换人的话，或许，他们的父亲和那些跟他们父亲一样实干的人，也就不会那么累，也不会接受那么多辐射的影响，他们的健康也不会受到致命的伤害。
可是不干又怎么样呢？中国那个时候科学家不多，研究核武器的就更少。中国不能没有核武器，不能没有原子弹、氢弹，所以这一拨人还是从头练到底。
许鹿希说，我理解邓稼先他们，但是，我也理解孩子们。他们的父辈承受的压力，孩子们不知道，没看见。看到的又是这边被他们叫叔叔、伯伯的长辈有房有车的这一面，看到他们的孩子比自己享受得多的一面，所以心理不平衡。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是解放后出生的，没有见过洋人变成洋鬼子的情景，没有那种再也不受别人欺负的强烈愿望。所以，他们的情绪我理解，我不能责怪他们。孩子的工作要做，他们的情绪也要理解和引导。许鹿希这么说着，笑容中沁出一派清凉。
是的，因为生也有涯，文化和思想的传承是无涯的。
从1986年邓稼先去世到1992年期间，许鹿希用了5年的时间，写成了第一本传记《两弹元勋邓稼先》。书出版后，许鹿希把书寄给了杨振宁先生。杨振宁先生在1993年2月9日给许教授回信说：
鹿希：
稼先的传已看完，写得不是最好，但稼先事迹动人，仍是极好的书。
可否请便中寄五册来美，十册去香港，我可以送朋友与图书馆（香港的，台湾的）。
匆祝
好
振宁
93年2月9日 於石溪
收到这封信之后，许鹿希陷入沉思。杨振宁先生的评价应该说是比较准确的。因为他和邓稼先亲如兄弟，虽然他们也有数十年不在一起了，但还是了解邓稼先的为人、了解他对祖国的那份感情的。
许鹿希记得，邓稼先住院期间，经常念叨和他曾经度过艰苦岁月的还在一线工作的同事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