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社会工作”造成了一种紧张关系——施舍的接受者感到他在拿的时候被藐视了。施舍者在施舍的时候是不是也感到被蔑视了——这是一个问题。慈善从不会使一桩事能彻底了结。慈善机构的目的如果不是使它自身变得不必要的话，它就不是在提供服务，它只是在为它自己制造工作，是不生产的记录上添加的又一项。
当那些似乎无法谋生的人摆脱这种不能进行生产的状况，能够投入生产时，慈善便可有可无了。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讲述的我们工厂的经验证明，在进行完全分工的企业中，有很多工作可以由缺手、断足和瞎眼的人来做。科学的企业并不是怪物，所有靠近它的人都会被它吞掉。如果它是这样的怪物的话，那么它就没有站在它在生活中应站的位置上。在企业之外、之内都肯定会有需要强壮的人运用全部力气进行的工作，当然也会有其他的工作，这样的工作很多，需要比中世纪工匠的技术更高的技术。产业分工使得一个身强力壮的人或一个有技术的人总是能使用他的力气或技能。在以前的手工工业中，一个技术人员要把他的相当多的一部分时间用于不需要技能的工作上。那是一种浪费。因为在那时候，每一件既需要技术劳动又需要非技术劳动的工作都是由一个人完成，因此几乎没有余地留给那些由于太笨学不会技术的人们或那些由于没有机会学一门手艺的人们。
没有机器，只靠手工劳动的人只能挣得温饱生活，他不可能有积余。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人到年老之后，他必须由他的孩子们来赡养，如果他没有孩子的话，他就应该能得到公众赡养。所有这些其实都是很不必要的。产业分工实际上能为任何人提供合适的工作。在很多高度分工的工厂里盲人能干的活比非盲人的还多。在每一个这样的工作岗位上，那些可能被当作慈善救济对象的视力不佳者，能够挣得和那些最灵巧、身体最棒的人完全一样的舒适的生活。让一个身体健全的人去做一份可以由残疾人做得一样好的工作是一种浪费，让盲人去编织篮子是一种可怕的浪费，让囚犯去锤石头或捻麻绳或做任何琐屑没用的工作都是浪费。
一座管理良好的监狱不仅应该自给自足，而且一个坐牢的人应该能够养活他的家庭。如果他没有家的话，他应该能够积攒一笔钱，在他出狱的时候能带走。我并不是在提倡囚犯劳动或实际上像奴隶一样使役人。这样的想法是羞于出口的。不管怎么说，监狱的事我们已经做得过分了，我们的出发点就是错误的。但是，只要有监狱，它们就能被恰当地纳入整个生产计划中，这样一座监狱便可以成为一个生产单位，这可以减轻公众的负担，同时也使囚犯受益。我知道有法律——由没有头脑的人通过的愚蠢的法律——限制监狱的工业活动。这些法律大多数是听从所谓的劳工命令通过的。它们其实不是为了劳动者的利益。增加一个社会的负担不会对这个社会的任何人有好处。如果头脑里牢记着服务的念头的话，那么每个社会中要做的工作比能做工作的人都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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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为什么要有慈善业？（2）
为服务而组织的工业消除了对慈善家的需要。慈善事业，不管其动机是多么高尚，都不是为自强而存在的。我们必须自强。一个对现状表示不满意不满足的社会是更好的社会——我不是指那种琐屑的、日常的、斤斤计较、没完没了的不满，而是一种高瞻远瞩似的不满，它相信在现有的基础上能够并且应该在最后干得更好。为服务而组织的产业——员工和领导一样必须进行服务——能够提供优厚的工资使得每一个家庭都可以自我依靠和自我养活。一个把时间和金钱用来帮助这世界而为自己做得更多的慈善家比那种只是施舍并因此鼓励懒散的慈善家要好得多。慈善，像别的一切一样，应该变得有生产能力，我也相信它能够这样。我个人对一所中等职业学校和一所医院进行了一些实验，想发现这些通常被认为是慈善的机构能不能靠自己而维持下去。结果，我发现它们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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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一些人事及看法（1）
没有人在广阔的洞察力和理解力方面能超过托马斯·A·爱迪生（Thomas A。 Edison）。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很多年以前的事了，那是我在底特律爱迪生公司工作时——也许是1887年或稍晚一点。当时电力方面的相关人员在亚特兰大市举行一次会议，爱迪生作为电力科学的领导者，在会上作了一次演讲。我那时正忙于我的汽油发动机，大多数人，包括我在电力公司的所有同事，都苦口婆心地劝我说把时间花在汽油发动机上纯属浪费，因为未来的动力将是电力。这些劝阻对我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我只是全心全力地继续工作。但由于此时和爱迪生同在一个屋子里，这使我想起，要是知道电力大师是否认为电力将成为未来惟一的动力，这倒是一件有意思的事。因此，在爱迪生先生作完演讲之后，我设法和他单独呆了一会儿，我告诉他我正在干什么。
他马上就表示感兴趣，他对每一种知识的每一种探索都有兴趣。然后我问他是否认为内燃发动机会有前途，他用他特有的方式做出了回答：
“会有的。任何重量轻、能发动大马力并能自动补给的发动机，都会有极光明的前途。没有任何一种动力能把全国的所有工作都干好。其实我们并不知道电力能做什么，但我自认为它并不是万能的。继续做你的发动机吧。如果你能做到你想做的，我看会有远大前途的。”
这就是爱迪生的特点。他是电力工业的中心人物，而当时的电力工业正当年轻、充满激情，那些电力工作人员的眼睛看不到任何别的，只看得到电力，但他们的领导者清晰地看到，没有任何一种动力能做得了这个国家的所有工作。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爱迪生能作为领导者的原因吧。
这就是我第一次和爱迪生相见的情景。一直到很多年之后我再次见到他，那时我们的汽车已被制造出来并且投入了生产。他仍然清晰地记得我们的第一次会面。从那之后我们经常见面，他是我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我们在一起对很多看法交换过意见。
他的知识面几乎是无所不包的，他对每一个有想象力的问题都有兴趣。他不受任何限制，相信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与此同时他又总是脚踏实地，总是一步一步地向前进。他认为“不可能”是对我们当时还没有取得的知识的描述。他知道随着我们的知识的积累，我们在积蓄着力量克服不可能。这是干“不可能”的事的理性方式。不合理性的方式是不付出积累知识的劳苦而盲目乱干。爱迪生真正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此外他还具有建设和管理才能。他不仅有设想，而且还能把它们变成现实，他有着一个发明家身上罕见的管理人和事的能力。他几乎总被认为是有想象力的、好幻想的人。虽然他首先不是一个商人，但出于特别的需要，他还是使自己成了一个商人。爱迪生能做好任何一件他用脑筋去做的事情，他能看穿事物，而今天，最为缺乏的就是看透事物的能力。
回到约翰·巴罗夫来。当然，我知道他是谁，我几乎读过了他所写的每一本书，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去见他，直到好些年之前，他提出了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抨击。他厌恶金钱，他特别憎恨金钱给予那些粗鄙的人的权力，让他们毁坏美丽的乡间。他变得对金钱和由之产生的工业很讨厌了，他不喜欢工厂和铁路的噪音，他批评工业进步，并且他宣称汽车将会扼杀人们对自然的欣赏。我根本不同意他的观点，我想他的情绪把他带上了一条错误的路线，所以我送了他一辆汽车并请求他试一试，让他自己去发现汽车会不会帮助他更好地了解大自然。那辆汽车——他花了不少时间才学会自己驾驶——完全改变了他的看法。他发现汽车能帮助他看得更多。自从他有了汽车之后，几乎所有的追寻鸟儿的探索都是在方向盘后面进行的。他认识到他不再被局限于斯拉布赛德（Slabsides）周围的数英里之内，而是整个乡间都向他敞开了。
我们的友谊因那辆车而建立起来。这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友谊。他不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他也不是为着伤感的情绪而进行他艰苦的研究。在户外，他是很容易变得感情用事的一个人，因为追寻关于鸟的真理很难像追寻机器原理一样不动感情，但约翰·巴罗夫做到了这点，其结果是他所做出的观察都是非常准确的。他对那些不会准确地观察自然生活的人很不耐烦。约翰·巴罗夫爱自然首先是因为自然本身而爱，自然不只是他作为职业作家的写作素材，他在写自然之前就已爱上了自然。
在他生命的晚年，巴罗夫转向了哲学。他的哲学并不只是关于自然的哲学，而更多的是自然哲学——一个一直居住在林间安宁氛围中的人的悠长、静穆的思索。他并不是一个异端，也不是泛神论者，他并没有在自然和人的本性之间作出什么区分，也没有在人性和神性之间作出什么区分。约翰·巴罗夫过着健康的生活，他很幸运，他的家就是他出生时所在的农场，漫长的岁月里，他的周围的一切都是能使头脑安宁的。他热爱树林，并且让满脑子尘土的城市人也热爱树林——他帮助他们看到他自己所看到的一切。他并没有挣到多钱，也许，他本来是可以挣到很多钱的，但那不是他的目标。像其他的美国自然主义者一样，他的工作可以被描述为对鸟窝和山间小道的巡视。当然，这个工作是拿不到美元和美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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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一些人事及看法（2）
当了解到事情真相之后，巴罗夫改变了对工业的看法。也许我在这方面起过一些作用，让他能够了解到整个世界不能依靠寻找鸟窝来生活。在他生命中的一个时期，他反对所有的现代文明，特别是与煤炭和与交通噪音的出现有关的工业进步。也许这是随他对文学的喜好而来的，因为华兹华斯（Wordsworth）也讨厌铁路，而梭罗（Thoreau）说他靠步行可以看到更多的自然景象。也许是诸如此类的影响使约翰·巴罗夫有一段时间一直反对工业发展。但也只是一段时间而已，他后来终于明白，对他来说，别人的趣味在别的方面——就好像他的趣味在自己的方面一样，是这世界的一大幸事。自从有观察记录以来，在鸟巢的营造方式上似乎没有发现能观察得出来的变化，但这几乎难以成为人类不选择现代的卫生住房而仍保持穴居的理由，这就是令约翰·巴罗夫头脑清醒的一个例子。他是自然的热爱者，但他不是自然的奴仆。在时间的流逝中，他终于能够看到现代工具的价值并赞同这些工具，虽然这事本身就很令人感兴趣，但更有意思的是，他作出这些改变是在他年过七旬之后。约翰·巴罗夫决不会因太老而无法改变自己的观点，一直在生命的最后，他仍在成长。那些由于太老而不能改变观点的人是虽生犹死的，葬礼只不过是一个形式而已。
约翰·巴罗夫的死没有丝毫悲哀可言。当稻谷在丰收的阳光下变成成熟的金黄色，收获者便忙着把它捆成束，这时谷粒没有丝毫悲哀可言。它已熟透了，它已完满地走过了自己的一生。约翰·巴罗夫便是如此，对于他，这是完全的成熟和收获，而没有腐烂。他几乎一直工作到最后时刻，他超额完成了他的人生计划。他们把他安葬在他所喜爱的风景之中，那是在他的84岁生日之时。那些风景将永远保持着他所热爱的模样。
今天，我比以前任何时候更反对战争，并且我相信全世界人民都知道——即使政客们并不知道——战争决不会解决任何问题。正是战争使得这个世界秩序良好的集体成为它们今天这幅样子——一个松散、混乱的大杂烩。当然，有人从战争中发了大财，另一些人则因为战争变穷了，然而那些发财的人并不是参战的人或那些真正在战线后面帮忙的人。没有一个爱国者会从战争中捞钱，一个有着真正的爱国主义的人不可能从战争中捞钱——踩在别人的尸体上，捞取一大把沾满鲜血的钞票。直到战士们能因为战斗而挣到钱，直到母亲们能因为把她们的儿子交给死亡而挣到钱——只有在这之后，任何公民才可能从那些为保卫祖国而献出生命的人的战争中挣钱。
如果战争还将继续的话，正直的商人们会越来越难以相信战争是获得高额、快速利润的合法手段。战争每天都在丧失它的号召力，在压倒性的不认可和对战争谋利者的反对面前，甚至贪婪都会止步不前了。企业将会站在和平一边，因为和平是企业的最好财富，否则，为什么在战争期间，发明天才会如此稀少呢？
对上一次战争、战争之前的情况和战争之后的结果进行一次公正的调查的话，得到的结果将会毫无疑问地表明，这个世界上有一群人掌握着巨大的权力，他们更愿呆在不为人知的幕后，并不寻求公职或任何权力的表征，他们不属于某个国家而是属于整个国际社会——这支力量利用每一个政府，利用每一个广泛分布的企业组织，利用每一个公共机构，利用每一个民族心理的触发点，把整个世界扔进恐慌之中，这样他们便能攫取对世界的更大的权力。赌徒玩的一个赌场老把戏是，当桌上有很多钱的时候大喊一声：“警察！”然后趁着随之而来的众人的恐慌把钱拿起来就跑。在这个世界也有一股势力在大叫：“战争！”在各国陷入混乱、人们为安全与和平作出无可估量的牺牲时，这股势力就带着从中捞取的好处逃之夭夭。
我们脑子里应该记住的一点是，虽然我们赢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这场战争却是那群趁火打劫的战争贩子们的胜利。我们不应该忘记，战争是一个纯属制造出来的恶魔，并且是根据精确的技术制造出来的。为战争而开展的运动和为其他任何目的而开展的运动完全一样，首先，把人们鼓动起来，通过一些狡猾的故事使人们对那些希望与之交战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