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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醒了吗？”一个声音穿过了我沉睡的大脑。
“正要醒过来。”我回应着。
“几点钟啦？”蒂喃喃低语。
“四点十五分。我们起晚了。”夜色依旧沉沉，帆布帐篷被一阵干燥的微风吹得快速抖动起来。我抓起包，用力拉起拉链，和蒂一起出了门。在被一片惨白月光照亮的干硬的灌木丛中，我们穿过一条小路，将东西扔进吉普车，几分钟之内便绝尘而去。吉普车仅有一个前照灯还能使用，偶然间，在灯光光束的边缘，一双发红的眼睛在黑暗中隐隐地放着光。
我们在泥巴路上一路颠簸着，半个钟头后，开到了一扇锁住的大门前。夜色中，有人不知从何处现身，过来打开了大门，我们驶入了切腾戈大围场。几只无精打采的日光灯微微照亮了一大片平地。一个矮小的年轻人抓起我们的包裹，扔进一辆老旧的面包车尾端——这种面包车在非洲可算是命根子了。他从车轮后方跳上车，我们也跟着爬进了后座。
“我叫乔纳森。”司机自我介绍着——这是他会讲的全部英文。
我们在另一扇门前等着熟睡的门卫被司机叫醒。离开戈龙戈萨国家公园时，我们已经晚了四十五分钟，还要开上四个多小时的路程，我们才能赶上北去的飞机。
如果说国家公园里的路坑坑洼洼、千疮百孔，门外的这一条可算是更加糟糕了。我紧咬牙关，免得车子颠簸时咬到自己的舌头。突然之间，风猛烈地刮了起来，车里扬满了尘土。
“停车！”蒂高声叫了起来，“车子的后箱盖打开了。”面包车的后门没有关严实，大包小包全部掉落在了路上。“哦，天哪，我的电脑。”蒂轻声低语。
我那旅行包的拉链崩开了，黑暗中，衣服在尘土飞扬的路上撒了一地。我们尽可能抱起满地的衣服，重新塞回到面包车里。
“你想要检查一下电脑吗？”我问蒂。
“算了，还是快点走吧。”她无奈地回答。
等到天色变得稍稍和缓一些时，我们正穿过一片浓密的灌木林。稠密、低矮的树丛挤满在小路上，这些树大约不可能长得更糟糕了。我们继续向前行驶着。在车子爬上一片小山丘时，蒂又开了腔。
“有东西烧起来了。”
我们停在路中央，一个个挤出车门。右侧的后轮胎瘪了气。蒂和我面面相觑着。赶上飞机的可能性完全没有了。被众人忽略了的面包车悄悄地沿着倾斜的山坡向后滑了下去。乔纳森赶忙跳到车轮后面挡住了车，才没有让它完全冲下去。原来，这辆面包车根本没有刹车闸。蒂和我捡起几块碎木头，垫在轮胎前面稳住车子。乔纳森翻出了千斤顶，却不知道如何使用。其实，就是知道也没用了，因为连车上唯一的备胎也是瘪了气的。
我们站在面包车后面，上上下下地打量着道路。一直到那个时刻，路上不见任何一辆车从我们身旁经过。我们身上没有任何食物，却又偏偏饥肠辘辘了起来。太阳冲出了地平线，突然间，蒂笑了起来。她笑得全身都在颤抖，笑声狂放恣肆，像是用尽了她的全部气力一般。那是一种让我觉得自己做对了什么的笑声——我庆幸，自己最终和这样一个会大笑的女人走到了一起。
“怎么啦？”我还是忍不住问她。
就在此时，我也听见了一种声音——遥远却又清晰，鼓声敲击的节奏遍布在清晨的莫桑比克大地上。
“我可不希望这是战鼓。”我说。
新婚不满一周的此时，我才明白自己做对了“结婚”这一件事。但也在这时候，我又看见某种巨大的恐惧正变得真实起来，那便是——我可能没有办法去照料好眼前这个女人。
当鼓声渐弱下来时，我们依旧停在路边等待。在非洲的天空上，太阳爬得越来越高，气温也越来越高。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我们的饥饿感更加强烈，而最令人不安的，是蒂变得沉默下来。当我总算再次听到她的声音时，却觉得这个声音仿佛来自一口低陷、遥远而浑浊的深井。她向前直视着尘土飞扬的路面，轻柔又缓慢地说：“你欠了我一个蜜月，哥们儿。”
一个安静却又热爱表演的男孩儿（1）
其实，我们仅仅向西面迁移了19英里——但我的童年时代却就此被抛在了身后。逝去的不仅如此，还有我和我的兄弟们在自家后院玩威孚球的记忆。那种游戏曾经占据了当年我整个夏日午后的时光。此外，还有前院那棵小小的枫树，在我八岁那一年，我差一点成功地用一把橡胶斧子劈倒了它。
那些夜晚，我躺在床上，趁着困意袭来之前，在黑暗中与房间对面的我哥彼得聊天。那时候，我们还住在一个小山丘的顶上，家在城郊外安全的中心地带，那是一栋有三间卧室并且挂着绿色百叶窗的殖民式楼房；搬迁后，我们却要住在沼泽地带中某条街上的一栋长形、低洼的房子里，相隔了半个小时的路程，也相隔着一整个世界。
“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一间汽车旅馆。”
我记得自己在第一次看到新家时曾经这么说过。无意中，我其实也一语道破了我们生活中那种即将开始的动荡不定。我大哥斯蒂芬那时刚刚进了大学，他和我爸之间那场旷日持久的拉锯战终于宣告落幕——我爸再也不用满含怒气地一路追着斯蒂芬冲出门外，直到穿过整个院落。彼得曾经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体育明星，突然之间，他也长大了，并且暂时失去了所有的光彩——驾车和跟女孩子们交往侵占了他对于体育运动的热衷，而体育曾经占据了他早年生活的全部日子。然而，他还是带着一种强烈的保护欲，继续照顾着我。我们的小弟贾斯汀，比我又小了八岁，那时刚插班进了一所学校，亦步亦趋地踏着我们的生活足迹。
搬进大房子后，我父母并没有因此而增添几分自信，相反，他们的关系却变得紧张起来。有一件事情发生得越来越频繁了，每当电话铃声响起，我总能听到我爸的声音在又黑又深的房子里的某个角落来回飘荡：“我不在！我不在！”不管是谁找他，他都不想被人找到。在同一时间里，我妈因为某种疾病而变得令人越来越有距离感，我们孩子对那种疾病了解甚少——父母从来不跟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在这个空间的每一处，一家人都像是在渐行渐远地生活着。那一年，我十四岁。
作为一个安静的孩子，我曾经轮流跟别人交朋友，在我的旧邻舍之间循环重复着这些把戏。搬家之后，我失去了这样的乐趣，就像是从一条绳索上被解了下来。我家门前的路上，有一片树林穿过，我开始花上越来越多的时间，独自从树上折下枝条，或是在小溪流中堆一个小水坝。因为一直活在我哥彼得那所谓运动天赋的阴影之中，我对于体育的热情也渐渐冷淡了。
我从来也都不曾是一个勤奋的学生，在学校的功课开始堆积如山时，我的学习兴趣更是开始消退。我妈注意到了我日益严重的忧郁症倾向，建议我去试一试参与学校的音乐剧《雾都孤儿》的表演。开始时，我十分勉强地去了。但是到最后要挑选扮演“鬼灵精”这一角色时，连我自己都为多么想要得到这个角色而感到吃惊。另一个备选的学生很明显的有着更好的声音特质，也对这部音乐剧怀抱着更大的热情。他逼得我在表演中把自己完全豁了出去，直到评委们再无挑选的余地，只有把这个角色交给了我。
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在描述初恋时，曾经写下这样的话：“正像你突然将探照灯转向某些一直处于半黑暗中的物体。”我在那第一个角色中，经历了一种非常类似的、如同探寻到什么似的奇异感觉。我感觉到了自己一直在寻找着的力量和归属感，虽然完全不明白自己究竟在寻找些什么。我知道自己在舞台上的经验对我而言意义深远，但却从来不曾告诉任何人它对于我生命的影响力。
一个安静却又热爱表演的男孩儿（2）
几年之后，到我申请大学的时候了，因为成绩差，我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那一天，我一声不响地坐火车到霍博肯，再搭哈得孙河下的捷运，来到格林威治村华盛顿广场旁的一栋大楼里。在二楼一间无窗的房间里，面对着一个举止弱不禁风、颈上系着领结、胡须还上了腊的细瘦男子，我朗读了一段台词。那台词出自一篇我只读过一部分的剧本。
“你坐下吧。”在我念完后，他简短地说。
他想要弄清楚，为什么我的成绩会如此糟糕，又是为了什么缘由想要来上表演学校。随后，他又问我是否预备了另外一段独白，可以表演给他看一下。我说，我可以试一试“鬼灵精”的几段台词。表演完后，他盯着我看了好久好久。｜米｜花｜书｜库｜ ；www。7mihua。com
“好吧，”最终，他开了腔，“我们这样吧，如果可以的话，我会让你进到这所大学里来。可以肯定的是，在课业上，他们只能让你先在此试读。所以，你一定要拿到好分数，然后，一辈子都要记得感激我。”
“听起来不错。”我答应着，脸上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随意，以此来掩盖自己内心中的狂喜。
“我的儿子绝不能去当什么操蛋戏子。”听说了我的应试后，我爸厉声训斥——只是，当他确定没有其他一所学校愿意录取我时，他也无从选择了。
同样也是他，在学校拒绝了我的住宿申请之后，开着车带我进城，一家接着一家地敲门，直到在华盛顿广场公园近旁为我找到安顿下来的公寓。
我们眉飞色舞地开回了新泽西。路途中，他一遍遍地放着他那盘约翰丹佛的卡带上的一首歌《谢天谢地，我是个乡村男孩》。我假装拉着无形的小提琴琴弦，他则摇下车窗。风从车里穿过，我们扯着嗓子高声对唱着，唯有在那一刻，两颗心才对着彼此完全打开了。
在我收拾行李准备离家时，我妈把一幅我一直心仪的画给了我。那是一幅巨大的帆布画像，画着一只鹰隼，金色的眼睛像是在直瞪着每一个观赏者。可是，当我爸看到它斜靠在门前的墙角，而不是悬挂在客厅的墙壁上时，又变得怒气冲冲起来。
“那幅画绝不能离开这个家！”他狂吠起来，“那是我最喜欢的作品。”
我妈在我爸脾气发作时很少跟他顶撞，但这一回，她顶了回去。
“我就是要给他，”她发出了自己的声明，“他就要离开这个家出去上学了，我就是想要他带上这个。”
接着，一阵狂暴的冲突便发生了。在彼此的怒骂声中，我心里非常明白，它跟这幅画其实并没有什么关系，一切都缘于一个对儿子过度投资的母亲眼看着要失去他了，而那个妒火中烧的父亲却又恼怒于母子间如此的亲近。
我在公寓安顿下来的几个月之后，我爸一如往常地没有事先告知便前来造访，这一次他居然还带着那幅画。他把画拿给我，仿佛这完全是一个刚想出来的主意似的。我想要拒绝，但根本没有用。他走了以后，我把画丢在了壁橱的最里端。等到我后来搬出那间公寓时，随手便把它送给了别人。
踏入演艺圈的生活（1）
那个冒着风险把我招进纽约大学的男人叫做弗莱德高力克。我后来每次在学校碰到他时，他都几乎认不出我来。在我进校之后不久，他便离开了。我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他。我的确一生都对他心存感激，但我只履行一半自己的诺言。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太愿意去上那些非表演的课程，两年之后，学校的管理者们便要求我离开了。
不过，就在事情发生的几个月之后，另一个转瞬即逝的天使又飞掠过我的人生之路。
先是报纸上登出了一条题为“我们需要：十八岁，脆弱且敏感者”的广告。我并没有注意到，是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将面试的消息告诉了我。我就这样搭上了一号地铁去了上西城。坐在73街安索尼亚饭店走廊的地板上，我和几百个同样自认为具有“敏感而脆弱”这一特质的十八岁的少年们一起等待了三个小时。之前，我从未参加过类似的“公开招选”，或者说，从未参加过电影演员的面试。
当最终被叫入了屋内以后，我将自己的大头照递给一个面部线条柔和的男人。他立即翻过照片，跳到我的简历上。我只在一个周末，参与过一次正式的表演，那部剧作的名字正孤零零地悬在这张白纸之上。
“你把作者的名字拼错了。”面部线条柔和的男人开了口。
“噢，”我谦恭地回应，“很抱歉。”
我转过头望向一个满头乱发的女人，那女人正忙着做她自己的事情。她抬起眼，飞快地扫视了我一眼，点了点头。那个面庞柔和的男人于是转回身来又说：“明天到我们的办公室来吧。”他在一张纸上写下地址和时间。
第二天，我如约去了那间办公室。
有人从一叠貌似电影剧本的文档中抽出一幕戏并递给了我。我对着那个名叫大卫的男人读了这一段台词，之后便离开了。接下来的一周之内，我又被叫去见了这部电影的导演路易斯卡利诺，见面安排在他位于中城的饭店套房之内。这是个温文尔雅、说话轻声细语的男人，留着修剪过的灰色胡须。在和他闲聊了一阵子后，我便走出了房间。在等电梯时，大卫走了过来，要我第二天再回办公室一趟。
这一次，我们又对读了一遍先前我已读过的那段场景对话。路易斯也在场，他们把我的表演录在录像带上。我很紧张，心里明白自己并没有照着导演的意思演，整场戏都给演砸了。更糟的是，我的眼睛还不由自主地圆睁着，很明显，这副表情让我看起来像是带着满脸呆滞的惊恐。
“眼神要放轻松一些。”路易斯和蔼地说。
只是，我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
我垂头丧气地离开了那里，心里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