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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重重地蹲了下来。我的那根步行手杖被丢在了20英尺以外，我是在大发雷霆时将它用力抛出去的；就连背包也被这样丢出去了。我用手指在坚硬的地面上扒拉着，面对自己，我感觉到窘迫万分。抬头仰望万里无云的天空，我又看到乌鸦盘旋而回。它在我头顶上方盘旋了两圈，又冲出了地平线。我立起身来，重新找回自己的手杖和背包，跟在它的身后蹒跚前行。
在令人厌倦的卡斯特罗赫里斯村，我找到了一间空房，一头栽进长达十二小时的无梦之眠。等到醒来时，我终于能胃口十足地大吃一餐，接着又继续上路。几天来一直相伴我行进的枯干麦田已经被抛在了身后，生命的迹象又开始回归到了卡米诺。一个小时后，我无来由地在一间谷仓旁停了下来，坐在一块树立起来的木板之上。事实上，现在就开始上午过半时分才有的休息还为时太早，但我还是坐了下来。自从早餐之后，我一直有种遗忘了什么的感觉，这种感觉让我觉得，连自己的背包也变轻了。我远远地望向地平线，遥远处那座教堂的尖顶，昭示着下一个村庄还不在视野之内。我喝了一大口水，开始感到两肩之间的隐隐刺痛。突然之间，我笑了起来。这是我记忆中离开纽约之后的第一次笑。瞬即，我意识到什么东西不见了，什么东西在那天清早没有被我带上旅途，那种东西便是恐惧。突然之间，两肩之间甚至渗透到骨头里的恐惧不翼而飞了——直到那一刻，我才觉察到，曾经是我生命重心的恐惧感，曾经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的人生中但我却全然不知的恐惧感，已经远离了我。
两肩之间的刺痛持续并增加着。很快，我的全身都感觉到它了，就像是振动的传播一样。我觉得自己有形的身体在膨胀，似乎像是长大了——或是正在成长之中。我深深地呼吸着，张开手臂。我将头向后倾斜，开始唱起歌来。“谁人”乐团的歌《别跑调》就这么滑出了我的嘴唇。我根本不记得自己以前曾经唱过这首歌，但我居然记得所有的歌词，并且唱起来一点都不觉得勉强。
在西班牙中部的一座谷仓旁，我经历了同样的自在和欢欣，仿佛是当年抢到了“鬼灵精”的角色，又像是身处在芝加哥的旅馆里，只是这一次，我不需要靠着某种工作来隐藏自己了。我可以自由自在地去做回我自己。
接下来的两周仿佛迸发着光芒，每一步都带领我更深地进入到自己的版图中，我似乎跟整个宇宙合了拍。恰巧在一场倾盆大雨降下之前，我终于到达了自己选定的目的地。而选择在客栈里住宿，也让我刚巧避过了一大群野狗的包围，这群野狗将先行到达的旅人们吓得魂飞魄散。我遇见了极有吸引力的人们。他们过去都躲在哪里呀？每一天我的身体都变得更加强壮，当我在七月末昂首阔步走入圣地亚哥时，我有了一种一直想要拥有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从未有过的感觉。我不需要什么确认了，也不需要外在的认可——我就是我自己，完完全全地活着，并且对于眼前这简简单单的一切满意极了。
等我回到家中时，一路上的经历已经改变了我。旅程中那强烈的欣悦感虽然渐渐淡去了，但是我对于自我的感觉却留存着并且愈加深化。就这样，我开始了旅行，不是为了工作，就只是为了旅行本身。
我回到欧洲，遍访那些以前曾去过的城市，重写我酒醉后的旅行史，将一份锐利、清晰的回忆留存给自己。我开始更长途的旅行，到过东南亚，也到过非洲。但我总是独来独往，常常在没有任何计划的情况下，到达某个地点，既无落脚处，也不认识任何人。我想要看看自己如何来掌控这一切局面，看看自己是否有能力照顾好自己，我总是会明确地发现自己走过了一次次恐惧，每次旅行完毕回到家中时，便觉得自己能够更好地去面对它了。过去，表演上的成功曾赋予我一种假象，给我披上一层自信的躯壳，但我的旅行却帮助我真正认识了那个面具后的自己，并以信念来填满那个躯壳。通过旅行，我开始成长了。
旅行的意义
每一次当我告诉别人自己要外出旅行时，总是会听到诸如“哦，那日子可真是难熬啊”或是“太苦了吧”这样的评论。甚至连我的好朋友们，都常在与我的交谈中带着完全充满敌意的妒意——“一定是棒极了”，他们常会这么说。我曾经试着向他们解释并证明自己旅行的正当性，只是根本没有用。
旅行——尤其是对于很少旅行的人来说——常被当成是一种奢华或放纵，许多人会觉得，旅行会使个人时间无法得到合理的支配，他们因此而对旅行持否定的态度。他们总是会抱怨：“我真希望自己可以走得开。”即使我在精密计算之后得出了“在路上其实比在家里更省钱”这样的结论，他们还是会以怀疑的眼光来看我。不要外出旅行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也是错综复杂的，就像对于任何一种行为，人们总是能找出可以支持自己想法的正当理由一样。
也许，人们之所以对于旅行会有这样的体会，正是因为它常常被这样理解和表达了。他们已经预料到自己的逃避，所以也就盼望着逃避。他们从工作和焦虑中，也从日常生活和家庭里寻找逃避的理由，但是最多的，我想还是从他们自身当中——他们需要的，仅仅是能够将所有生活的烦恼都抛在脑后的阳光海滩。
对我而言，旅行已经很少意味着逃避了；它甚至常常与一个特别的目的地无关。我的动机就是要走出去——沿着道路一直向前，去和生活，也和自己撞一个满怀。在动身启程的行动中，总有一些东西不断使我更新，让我感觉到，一切都充满了可能性。
在路上，我被迫要指望自己的本能和直觉，指望陌生人的善意，我需要清楚地表明自己是谁，清楚地照亮自我的动机和恐惧。因为在旅行中，我花了那么多时间孤身一人而行，所以，那些恐惧，那些我生命中最初的伙伴，已经变得无所遁形了，而结果是，我却因此得到了一种自由。
我可以确定，如果没有外出冒险，这一切都不会发生。常常是，当我走得越远时，越觉得自己像在家中一般的自由自在。那不是因为哈拉雷（津巴布韦首都）的大道对我而言比纽约的街道更令我熟悉，而是因为我内心的那根弦放松了，它找到了一种在家中时很少能够找到的轻松节奏。
在旅行的某些节点上，我开始草草记下一些笔记。我曾试图坚持写日记，但我发现，自己对于往事的回忆是漫漶而荒唐的。我找不到写日记的乐趣，重读时也因此觉得难堪。
有一天，我记下了自己在某段经历中的某个场景。那是我和一个年轻人在西贡的邂逅。他主动带上了我，一同乘着他的摩托车同行。这片段的场面截取了我整段旅行中的精华。还有一个老挝妇女，我觉得她的行为粗鲁乖张，但正是她，却给我在那个静僻的城市中的经历投射了亮光。在马拉维的新年时分，一个小姑娘在阳光下撑起一把太阳伞的画面，也久久地定格在我脑海里。我把它们全部都写下来了。
等到回到家中，我把笔记本丢在了抽屉的最里侧，并没有立刻去阅读自己写下来的东西。但是，某些思想却在我的脑海中萌芽、成长。
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又再认识其他一些人。我遇到过一个名叫基思贝洛斯的人，他是《国家地理旅行者》杂志的编辑。基思是一个胸肌发达、有着浓密银白色头发的男人——这种男人其实在我还是个孩子时最令我感到恐惧。他答应和我在东村的酒吧碰面喝酒，就是在那里，我将自己想要为他的杂志写一些旅行感受的念头告诉了他。
他很滑稽地望着我说：“可你是个演员。”
“我知道我的本行是表演，”我回应他的疑惑，“但我也知道如何旅行，并且更加知道，它曾经在我的身上改变了什么。”直接了当的表达，在我以前谈论自己的表演时从未有过。
“你能写吗？”他还是不把我们的对话当作一回事，目光只停留在吧台另一侧一个年轻姑娘的身上。
“我会讲故事。”这一点引起了他的注意力，“这其实就是我当演员二十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我耸了耸肩膀。
我又花了一年的时间对他哄骗利诱，在电邮里对他说，在电话中对他说，共进晚餐时也这样对他说。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成了朋友。最终，在SOHO区一家餐厅里共进晚餐之后，基思望着我说：“我还是不明白你为什么想要干这个。你赚不到什么钱，并且一点好处也没有。”
我还是耸着肩，把话讲得含混不清：“这么做很有趣。”在高中时代我扮演第一个角色时，就有些什么东西在召唤着我，我一直把这种召唤藏在自己心里。我不知道它会把我领向何处，但我知道，它对我有一种意义。
“你对哪里比较了解？什么地方会跟你产生内心的交流？”
“爱尔兰，”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他，“在爱尔兰的西部。有一个叫克莱尔郡的地方——”
“那么，我就把你送到那里去吧。”
就这样，我的第二职业开始了。从此，我不仅旅行，也书写着旅行。
也就是在那时，为了完成我的第一组写作任务，我回到了爱尔兰，并且第二次遇见了蒂，从此，我们决定要牵手共度此生。
与蒂的第一次邂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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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见到蒂时，是在爱尔兰西部戈尔韦郡大南方酒店的大堂里。她的身材高挑纤长，引人侧目，在我正等候着出租车将我送去机场时，她迈着自信的步伐，向我走了过来。
“我昨天真的很喜欢你的电影。”她说话时，也同时伸出了手。（我那时编导了一部改编自弗兰克奥康纳小说的短片，就在当地的电影节上放映。）我敏锐地意识到，她的手指包裹住了我的——她紧握的力量和一种存在感也激发了我的能量。我仿佛觉得，她似乎是我从前就遇见过的某人——在双手紧握的瞬间，蒂走进了我的世界里，从此将我从自我的隔绝中拉了出来。
她也有一部片子在电影节上展映——只是我还未去观赏。
“先生，你的出租车到了。”门僮提醒我。
我转身向蒂告别，我们快速交换了彼此的名字，之后我便离开了。
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子，明晰而直截了当的举止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但她并不是我以前曾经约会过的那一类女人。她握手的方式一直存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几周之后，我给电影节的主任发去了一封电子邮件，提到我曾遇到过一位“电影制作人同行”。我撒了一个谎，宣称自己丢了这位同行的电子邮件地址，询问她是否可以将之转告给我。在那一刻，我意识到，对我来说，这么做是多么不符合我的性格。
在得到她的电邮地址后，我坐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一间酒店底层的会议中心里，写出了一封探寻可否再度联络的邮件，当时我正在那里出外景。我记得很清楚，自己靠在椅背上，对着空荡荡的屋子大声问过自己：“你到底在干些什么？”
之后，我还是按下了发送键。
两三周过去了，回信姗姗来迟。是的，蒂不仅记得我，也对我们短暂的邂逅存留着好感。她的电邮内容和我礼貌性的正式口吻恰恰相合。在信的末尾，她甚至还署了名。
我再将电脑屏幕向下滚动。在一大段空白段落之后，她敲下了一个虽然简单却又不近人情的问题——“你是谁？”
我回了信，告诉她自己将在一个月后去爱尔兰西部做一次写作旅行，或许，我们可以见上一面，一起喝杯咖啡。
“我住在巴黎。”她的回答却是颇为隐晦。
“那么，请见谅吧。”我如此回复，是希望这玩闹式的挖苦语气可以借由电邮再传送回去。
她回了信：“其实，我离你在那个周末要去写作旅行的地方只有几英里远，我正要赶去那里和一些亲戚们重聚。到时候，一起喝咖啡应该没有问题。”
原先的计划是在恩尼斯的旧地酒店见上一个小时的面，我的朋友塞夫可能也会一起参加。在柏拉图式的、也是情绪紧绷的四天之后——我的朋友在无心之间当了我们的监护人——我们还是走到了一起。当我最终将她送上东去的火车，走在浓雾弥漫、寒风凛冽的拉辛奇海滩上时，我很清楚，自己以后的日子将要变得复杂起来。
我那时与前妻还维持着婚姻关系。只是，我们的关系已经变得疏远，好似随波逐流一般。我知道她非常沮丧。为了走入这次婚姻的大门，我觉得自己应该花上20％的时间在外面。我们是在大学里认识的，当初谈的是那种年轻人的恋爱，也在一起分分合合了很多年。在相遇二十年以后，我们结婚了。但似乎是，婚姻非但不是我们共同生活的起点，反而成了一个结局。随之而来的，是我儿子的出生，那应该是我们婚姻中最美好的时刻了吧。我们虽然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