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MBA与美国MBA不同？为何不能全盘照搬西方教育？MBA教育与中国整体教育的关系如何？为何MBA教育不是贵族教育，而是大众教育？我能给读者带来什么启迪？00级徐滔说他手下有一群MBA主管，各个部门曾经就项目开发问题分别给他交来报告。过目之后，徐滔在主管会议上讲：“你们这些报告，是按照MBA的模式和语言写的，它的特点是‘总结，意思是，报告交了，作业就算完成了，下面我没有事情做了’。而企业需要的是一个鲜活的报告，它是一个生命的开始，后面还需要大量的补充，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把它实施下去。”经历了MBA、EMBA学习的学员，不要因为掌握了MBA、EMBA的语言和分析模式，而离开了最基本的企业的根基。 当今美国商学院的问题尽管商学院在美国已经存在百年，同是西方世界的许多欧洲国家很长一段时间拒绝在欧洲大学里设置商学院。换句话来讲，拒绝MBA走入校门。某位欧洲教育界的大师曾经这样评价美国商学院：“没有什么教育制度像美国人搞出来的MBA，不伦不类，急功近利，商学院的教育之所以流行，就是因为它是地道的美国货。”安然事件并非突发事件，有位美国数学大师在一年前聊天时对我说：“美国目前经济每况愈下，与以哈佛为代表的商学院所传授的规范理念不无关系。市场经济发展犹如科学研究，一定会有它的不确定性。世界在变化，不可能万事的前因后果全部通过公式被量化、系统化。如果企业缺少它自身的个性和特点，每一家企业都按照商学院的理念标准人为地克隆出来，这不就成了现代机械化大工厂了？当千万家企业一起盲目地制造泡沫，无限膨胀后，怎么会不破裂呢？”安然最顶尖的几位管理者都毕业于哈佛商学院，人们不禁问：多年来美国商学院的教育缺少了什么？以安然事件为导火索，越来越多的公司被放到法律规章的显微镜下。仅仅在安然事件发生的两年时间里，许多有良知的人就进行了公开或者非公开的调查。2003年11月美国媒体揭露了安然之所以在经营中出现了如此的漏洞，还被掩蔽得如此严密，是因为许多家有信誉、有地位的华尔街合作伙伴合作的结果。几个名气最大的财团一一被列在与安然事件有关的黑名单中。 美国一所顶尖商学院2003年拒绝了几名学业与阅历非常优异的学员，就是因为他们谎报了其中几个细节。校方说：“实际上他们的条件已经足够资格被录取，他们却要添枝加叶。这不是简单的小事，而是严肃的原则问题：不诚实。”事件发生后，美国其他数所商学院纷纷效仿。现在申请者申请时还需要多交一份由第三方证明他们经历属实的手续费用。 直到安然事件发生，美国的商学院才如梦初醒。在一切以金钱利润为衡量标准的股票市场里，伦理道德已经远远被人们淡忘，连课堂上本应传授的基本道德理念，也被急功近利的浮躁所吞没。直到这时，人们才发现，多年来美国商学院缺少了“伦理道德”的教育，直到此时伦理道德的课程才被重视，并且被商学院排入必修课中。 采访中我问02级的刘光：“做生意的诀窍是什么？”他答道：“十多年前大家都守规矩、讲信誉，那时不守规矩、不讲信誉的人反而先赚了大钱。十多年后，越来越少的人再守规矩、讲信誉，这时的赢家却是最讲信誉守规矩的人。”当今中国商学院面临的问题每一种教育方式，都会在你身上打上一个标记。在北大读过经济学院本科的周伟峰说：“对北大和清华的学生，大家会评价：北大本科培养出来的学生散漫、自由、思想很活跃；清华的学生呢，他们务实、仔细、认真，一步一步地做事。这是个很典型的教育例子。但是对于当今中国新兴起来的商学院，我还看不到这种教育的影子，至少没有那么明显。”可以说教育是以一种已经被承认了的模式来影响一个人，希望把他塑造成一个社会公认的成功样板，或者拥有某种学识上的基础，这是教育的力量。像北大清华，还有很多老牌的院校，你会很清楚地看到这种校园文化对人的深刻影响。如果说中国商学院存在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历史。现在有很多关于排名的东西，01级周伟峰认为这里边夹杂了相当多的商业操作成分。对于自己所在商学院的BiMBA没有积极参加当今中国的排名，周伟峰认为：“这是明智的。”作为一个真正明白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应该明白，在目前整个中国商学院大环境还不成熟的情况下，排名没有什么意义。既然历史都很短，那么你认为哪种是标准的成功模式呢？在文化和内容基本上没有定型，还没有经过历史验证的时候，说谁好谁差，合适吗？其实问到现在同学们的共性是什么，都还很难找到。把一个BiMBA的学生跟另外一所名校的学生摆在一起，区别很小，而不是截然不同。成立没有几年的中国商学院还需要相当的时间，实事求是地、脚踏实地地做事。更具体来说，惟有未来的历史方能公正客观地来评判。
西方MBA能带给中国什么（2）
当然不是新的就不好，历史长的就好。比如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有时候也是在毒害我们，为什么？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会按照一些既定的模式去做事，不再去思考为什么，只是默认那种方法，因为我们已经受这种影响太深了。美国历史如此短暂，他们反而没有很多束缚，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创造。 BiMBA项目的开创人就是一批全部在西方接受过严格高等教育、获得了博士学位，又在中国当过农民、工人，亲身参与了中国改革开放、积极接受新思想新文化，在中国学术界屈指可数的教授。从BiMBA这个项目来讲，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BiMBA能否成功，不在于它的方向和方法是否正确，而在于它能否坚持下去，并在目前这种混乱的竞争环境中脱颖而出。这是所有商学院面临的最大挑战。 从事商业的人都知道，其实没有一个产品可以对所有的消费者都有用，消费者是需要细分的。BiMBA能不能成为中国将来最尖端的MBA，成为一些对自己特别有信心、特别有要求提高的人的首选，这是要去考虑去做的事情。因为你不能针对所有人，更不是所有人都适合接受这种教育，那么你的特点是什么？如果BiMBA的核心竞争力不是通过扩大招生而提高，它是否是所有尖端人才的共同选择？多少年后整个中国会有无数个商学院，也许同样要面临自身的重新整合、竞争，有些商学院会越办越好，而有些商学院会被慢慢地淘汰掉。 美国教育全盘复制行不通如果拿中国学生与美国学生比较，人们往往认为美国学生的个性一定比中国学生更鲜明。在00级第一周的课堂上，教授与学生在教学理念上的冲突，至今令人难忘。 在美国商学院已经任教十几年的杨壮教授首先谈到美国学生的状况：上MBA的学生，首先要通过GMAT考试。美国自身200多年来有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让人们从小到大在伦理道德上有许多的认同感。各个家庭本身也相对稳定，相对独立。在这样多少年下来都是大同小异的背景下成长的人，你对他们走进MBA课堂上所期待的内容也能有所预测，而且长此以往都大同小异。 “如果有人说美国MBA学生差异大，那么我要说，走进中国MBA课堂，你会感到中国学生的差异更大。”那些各不相同的个人阅历、中国不同时代留给不同年龄人的烙印，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价值和伦理道德观念…而且随着中国经济近十年来的腾飞，来自国企、外企、私企不同的管理制度下的精英们彼此性格上的差异，更是令人震惊。比如前面提到杨教授更改教学大纲而受到学生的诘难，当时刚刚开始给这批中国企业老总班教学，杨教授仿佛被狠狠打了一棍子，他不禁感叹：“这是压力，是挑战，更是学习的开始。学生给我们拓展了新的思路。”从海外进入BiMBA教书的外国教授，同样的课程要比在美国多付出两倍以上的精力。因为学生的问题太多，太出其不意，比如人力资源的课程，在美国并不是一个主修课，而是选修课，原因在于美国企业管理在相当成熟的基础上进行，没有怪圈，各大企业的老板许多都有MBA学历。在中国教学，学生来自不同的企业甚至不同体制的企业，不像美国的学生对社会的认同感和默认程度大同小异：教学就是单纯的教学，MBA学院成了大型专业管理人才的制造工厂，在几十年不变的结构上教授和吸取知识。美国的课程安排更多是学生自己选定。学生选课分散，第一堂课下来几十人各奔东西，第二堂课开始又是另外几十人。上课来，下课走，一个学期下来学生不固定，老师与同学的交流也很少。但是中国的学生上的基本是必修课。学生是固定的，两年下来要共同学习、讨论、研究，小组做案例，大组一起活动，课内课外成了一家人。MBA为同学们建立了一个社交的平台，MBA的灵魂是案例分析而不是简单的授课，所以BiMBA不可能集中几天教完一本课本，也就是要在学生充分理解和活用的基础上，到现实中完成案例。做案例是要花时间的，而且案例独立做和与小组一起做，然后再拿到课堂上讲评、分析，效果是不一样的。美国的MBA课程与中国的大环境不一样，比如种族歧视问题，在美国是非常现实、敏感的问题，如果把美国发生的案例，照搬到中国课堂上就会有很大的距离。 叶公好龙情节西方国家的MBA学院已经存在了百年以上，而中国的MBA学院还很年轻，所以问题必然存在。有的问题浮在表面，一经提醒就会发现，就可以改进。但是对于扎在深层的问题，不仅发现需要时间，承认它是问题也需要时间，等到改进完善的时候，就需要更多的时间了。与BiMBA中方院长胡大源教授聊天，最深的感触是，他像剥洋葱一样打开当今中国教育界对MBA的质疑，即使刺痛眼睛，他也坚持要看到真相。 胡大源教授曾经到南方的一所大学参加由美国哈佛商学院资深教授为中国商学院教师举办的“案例分析”研讨班，也就是“workshop”（英文的workshop直译为车间、车房，里面有设计、有操作、有产品），顾名思义就是一堂实践课，听起来很诱人。胡大源教授当初决定去时有两个目的：其一，看看哈佛是怎样进行案例教学的。其二，如何应用到自己的课程里。结果呢？胡教授直言不讳地说，研讨班的效果“并不理想”。
西方MBA能带给中国什么（3）
就像当今中国其他的“急功近利”现象一样，许多中国老师来到研讨班课堂上抱着一个非常明确的目的：你告诉我案例如何教：1，2，3，4，5……地写下来，然后给一个什么1，2，3……的答案。按照常规的讲课方式，你教我学，然后立竿见影。研讨班并不符合这样的逻辑，于是一些教师便“用脚投票”…溜之大吉。 哈佛案例教学的核心是启发和调动教和学两个方面的积极性，从而克服单纯讲授式教学的弱点。比如市场营销课程，许多学员本身就是来自各个不同的行业，他们共同积累的经验远远超越一位教授的个人经历。如果一个教授能在课堂上激发学生的热情，让大家各抒己见，就要比一位教授从头至尾地说教重要得多。互动得来的收获，是多方向多元的；而单纯讲授式的课堂，是单方单问被动的。 为何当初哈佛教授的案例在中国的研讨班上效果不理想呢？许多哈佛案例涉及不同的文化背景，案例只是一个工具，把问题展开，在学生与教授之间的交流中产生火花，引起联想，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但是案例产生于哪里、什么背景、什么时代，对讨论的效果都有很微妙的影响。最最重要的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同一个案例产生的共鸣常常迥然不同。比如当时在研讨班上听课的学员来自各个大学，有的没有出过国，有的从西方留学回来，也有的是到中国来教学的纯粹西方人，大家的感受是各不相同的。胡教授回忆起课堂上的气氛时说，偶尔有的“中外通”发言后，班上会发出零零散散的掌声，顺着掌声看去，竟是几位西方人。有时西方人说得幽默，只有几位在西方留过学的人会笑，那种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激励，是教授在中国课堂上无法解释的。 有个案例是关于一位非洲学生的。他在美国大学学习时因为种种原因最后一门课的成绩是“C”，然而按学校的规定，至少要达到“B”才能毕业。他找到任课教师，希望对他高抬贵手。这位教师进退两难，因为学生确实有一些特殊理由；而学校本身有明确章程，大家都要照章行事；教师有他的职业规范，从职业道德上来说，破例意味着对其他学生的不公平。 这样一个案例刻意描述了这位新教师的心理变化过程，整个过程又分为A情形、B情形和C情形。提出各种场景，让学生分析讨论基于什么心理，什么背景，矛盾会如何展开，又如何步步深入……然而对于参加研讨班的多数国内教师，大家很自然地联想到在中国的非洲留学生。考虑到国际关系，让这位非洲留学生毕业好了。中国大学教师是不能理解这样的事情在美国大学里为什么会变得这么难的。因为在美国，学校对任何外国学生没有特殊待遇。既然你来上学，就要遵照学校的规定办事，无论你的政治背景如何，来自什么家庭。你的特权与美国学校无关，既然来这里上学，就要遵守这里的法则。 另一个案例讲到一位哈佛教授在给一群军官讲课时用语较为随便，于是一位听课的军官站出来强烈抗议。然而这种英语用法的细微之处对于多数参加研讨班的中国教授来说是很难看出来的。因此，要采用哈佛案例教学，首先要弄清案例是否涉及文化背景。绝大部分哈佛案例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上整理出来的，对于中国MBA学生而言，或多或少总会有些难以理解的地方。因此一些中国教授整理出许多中国自己的案例，以期能引发学生的兴趣。 一些不熟悉案例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