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聋者。哑巴看得见，但是不能说；耳聋者能说，但是听不见；盲人听得见，但是看不见。这样一个群体，怎么一起从孤岛中走出来？比如“翻墙逃离”。一座几米高的墙，上下没有任何辅助的东西，12名队员要翻越过去。你会说，可以啊，一个叠一个，不就过去了吗？是啊，上面的人过去了，下面的几个人怎么办？他们靠谁来支撑过去呢？这样的训练说明什么？你们这些老总再能耐、再智慧，如果大家各自为政，那么高墙谁也过不去。没有集体的智慧和齐心协力，你一个人怎么完成上述提到的拓展训练呢？拓展课开始那天，有些学员私自带了高尔夫球杆，想象征性地上上课就溜之大吉。然而两天的训练中，大家自始至终处于兴奋状态，甚至结束后，还意犹未尽。两年后回忆起那次拓展训练，云南来的范勇刚说：“同学们被相互感化了。实际上，拓展训练中有些项目不仅难度高，而且相当危险，作为各个企业中的负责人，在常规情况下，是绝对不会做的。”但是大家已经到了超然忘我的境界，队长认真选，如果队长指挥不当，队员会像小学生一样出来喊：“撤职，换人！”许多训练还是有危险的，怎么办？他们处于一种狂野状态，每支队伍两分钟之内就编出了队名、队歌、队训，之后就大声地喊出来。他们喊出野性的歌词，唱出和谐的节奏，在北京郊外的田野上飘荡。 一个难忘的夜晚有一天大约傍晚10点半，我接到肖萍的电话说，她可以打电话叫她的5个兄弟姐妹来见我。 没过半小时，我从北大赶到香格里拉饭店，身穿便装的6位EMBA的学员已经坐在那里等待。由于是被电话叫出来的，所以没有人带名片。6双眼睛一起盯着初次见面的我，我顿时有点惊慌。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各个企业的头儿。 “一个电话你们就马上过来了吗？”我问。 “是她召来的，一个电话，不来不行。肖萍说你时间少，我们必须配合你，这样的命令谁敢不听啊！”坐在这些已经拖家带口的中年人中间，自己仿佛回到了中学时代的聚会，召之即来，不需要寒暄，不需要解释，有缘来相会，足矣。 我知道肖萍是独生女，从小就希望家里有个兄弟姐妹。小时候没有，人到中年突然在EMBA的学习过程中寻到了一个妹妹、一个弟弟和3个哥哥。他们曾经在一个学习小组，常常要在一起做案例，写报告。就这样，一回生二回熟，两年下来成了生命中的挚友。望着面前的4位男老总、两位女豪杰，我开始直言不讳：“如果读EMBA前你们都没有结婚，班上会有同学谈恋爱吗？”“应该会吧。我们不是无情的人。”肖萍爽快地说。“我们这些人已经进入中年了，中年时代还能得到同学之间的那份真情，不容易。现在谁都不会去破坏这份难得的真情。”张斌这么说，才让我明白了肖萍为何如此珍惜这5位兄弟姐妹，这是纯真的友情啊！我们7个人围坐一起，海阔天空地侃。后来，香格里拉大厅的服务员都下班了，灯黯淡下来，借着窗外的月光和路灯，我们还在聊。再后来，大家开始拍打自己，原来不知从哪里来的蚊子把我们当成了它们的夜宵。就这样，无目的、无功利地谈话。就是因为肖萍、徐洁见了我，谈得投机，然后，一定要其他几位哥们儿也见见我，希望他们能给我更多的答案。我们围坐一起，被称做“大哥”的张斌自然而然地成了焦点，他像一面旗帜。虽然讲话不多，三句，几点，但就跟EMBA课上教授的PowerPoint一样，深刻、到位，有煽动性，震撼力很强。 6个人肝胆相照，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中国部委派到美国顶尖大学进修半年的厅长对我坦诚说的一句话：“在中国，我人不孤独，情孤独；在美国，我人孤独，情更孤独。”只有在武侠小说中才见到的兄弟情谊，让我在那一个晚上，让我在人到中年时，深深感觉到了。我没有要求加入到他们中间，但是我知道，他们6个人会同时存在于我心间。 MBA让我做了中国第一01级的董志民进入BiMBA之后，深深被周围的一切感染。不仅对人，而且对MBA本身，这门学科给中国企业界、给中国大学生、给许多正在成长的人带来了启示。董志民潜心下来，对身边的同学，也就是一位位企业界人士开始观察，开始采访，写下一系列EMBA学习过程中感受的文章，其间得到许多读者的关注与反馈。于是，中国市场上第一本《中国MBA》杂志诞生了，前后仅仅用了3个月。不到一年的创业过程，已经看到显著的市场效应。然而创始人董志民说：“我做这本杂志所需要的战略眼光、市场营销和运作方式，实际上也是对自己EMBA教育成果的最好检验。”整整两年，新生的《公益时报》作为大陆惟一一份以公益事业为自己服务对象的平面媒体，刘京真正扮演了第一个吃螃蟹的角色。 那时北大EMBA开学尚不足半年，刘京当时作为一个民政部部长秘书、机关党委委员、中民企业总裁，为官为商，时运正盛，他为什么突然要改行办报纸？而且不办赚钱的、畅销的，偏偏办起一份一般人连听都没听说过的公益报，这一切都是为什么？作为刘京多年的好友和知己，著名的投资商兼企业家穆军完全明白他此刻的心情。因为此时此刻，他也在思考着同样的问题：赚钱了，成功了，第一桶金子挖到了，原始资本积累完成了，然后该为这社会做些什么？一本名叫《散财之道》的书，专门论述美国基金会或者说是关于美国公益事业的公益历史的书，几乎揭开了美国社会走过风险、走向稳定繁荣的最高机密。作者最后的论断：推动美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的有三种力量：政府改良、公众批判、非政府组织或者叫基金会（也可以叫公益事业）。公益事业是推动美国社会进步的三大动力之一！刘京说，北大EMBA这个平台让他组建、整合起了名字的团队并很快投入运营。他在北大找到了创业的同志、战友和事业伙伴。 。 最好的txt下载网
金钱买不到的财富（3）
第一个进入他视野的是吕朝，20世纪70年代生人，是班上最年轻最有活力的学员。单看外表是一帅哥，细看经历吓人一跳：北大中文系学生、学生会主席、团委书记、一等奖学金获得者、新华社记者、《中国证券期货》杂志主编、一家成功的本土营销咨询公司的创始人兼经营者……“我一直在路上，不是在出走的路上，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到《公益时报》后找到了归宿，有了回家的感觉。”23岁就出任《中国证券期货》杂志主编的吕朝，如今已是《公益时报》总编辑。 和吕朝的一团烈火不同，周建雄是个老成持重、心细如发的人，他曾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并曾出任过著名的美国《商业周刊》中文版的执行总编。接到刘京的邀请，他思考再三，答应了。但当时单位还不太想放人，可他为公益事业所吸引，坚持要走。周建雄说刘总有句话叫他特别感动，刘京说，建雄，来吧，咱们一块儿创业。就这句话，是他们去美国参加毕业典礼的路上说的，特别感人，所以他来了，义无反顾！李犁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曾因成绩优异而留校任教，后在加拿大《北方电讯》供职，然后又去达因海洋制品公司、《江南证券》研究公司发展。在EMBA，他是个沉静好学、善于深入思考问题的学生。刘京经常和他分在一个组里，他们都是相互帮助、默契配合地共同完成课堂作业，虽然同学时间不长，但彼此有了了解和信任，他也加入了刘京创建的团队。 就这样，4个北大EMBA的同学，成了战友。 两年后的今天，当《公益时报》的发行量已经达到18万份的时候，报社全体同仁的力量与智慧又推动了中华公益总会的成立。 目前，全国有社会团体万家，专门从事公益慈善事业的公益组织上千家；其中全国性公益社团数十家，著名的公益性基金会几十家。我国有社区服务志愿者540万人，科普志愿者40万人，还有数不胜数的捐助者和赞助者。 “EMBA刚刚结束，而我们的事业才刚刚起步，路长着呢！”这番话是刘京自北大学成归来后对部属说的。
外企的困惑，私企的茫然（1）
如果要问三类企业中哪一类最困惑？虽然困惑每一种不同程度上都有，但是来自外企的人，特别是最高管理者，是最困惑的。98级MBA袁阳曾经在壳牌公司工作，石油行业每个项目都是大项目。在外企公司工作，最大的挑战是在项目没有开始的时候。前期数年中都在谈合同，其间发生的任何变化都有可能，10 000个环节里9 999个都闯过了，剩下最后的一个关卡没有通过，或者总部一条命令说暂停或者撤回，那么你数年的心血都前功尽弃。当然，你可以说从工作的过程中掌握了知识和经验，但是，人总不希望多年精心培育的产品，不是因为你的能力不够，也不是因为你的工作失误，却又不得不看着它胎死腹中吧。这样的经历，不仅是在外企工作的中方人员如此，从国外调遣来中国工作的外国主管也有相同的命运。他们把这种情形比做“玻璃天花板”，看到了天空在那里，可是“天花板”挡住你的路，你永远上不去。无奈之下的抉择，往往造成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仿佛有难以挣脱的枷锁。 曾在利乐中国公司担任重点客户部经理的周传毅，把自己从外企进入私企的阵痛、冲撞与洗礼总结为“成功的失败”。而他亦成功亦失败的亲身经历，反映出当今一大批在外企打过工、回归中国民企的人所面临的普遍问题，也折射出中国民企发展过程中亟待打破的管理瓶颈。从外企进入私企给周传毅带来的五大冲击，对他人是有借鉴价值的。 1。 放弃犹如戒毒40岁，本该求稳的年龄，任高总经理的周传毅竟然放弃了几十万年薪的优越待遇，毅然决然地从非常熟悉的外企环境进入一个全然陌生、不定性的私人企业。也许他为何做出如此令人费解的壮举，是令大家最好奇的。 他在外企里做到中国职员中最高的职位，有优厚的待遇和出差补贴，对公司的业务了如指掌，这些都是奋斗得来的，该享受的时候他为何要放弃？但周传毅把这种四平八稳的优越环境叫做吸毒…事业高高在上，已经做到最顶端，没有挑战，再无法突破，就好像在吸毒，明眼人看到的是危机，而许多当事人还沉浸其中，享受一时的超脱与刺激。对人生充满使命感的周传毅，开始害怕像个吸毒者那样越陷越深，最后不能自拔。他在近一年的反省过程中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自己：“赶快结束这一切，不然的话你将被毁掉。”问题是，这么一个高薪高职、人人羡慕的职位，怎么能说放就放得下呢？其实周传毅暂时的放弃是为了更高的追求，就仿佛已经站在山上的人，只有站在顶峰上，方能看到另外一座高山。如果他想战胜那座高山，首先要从自己拥有的这座山顶下来，下来的过程不仅艰难而且痛苦，这不仅是挑战你的判断力，还有你承受能力的极限。不知谁说过一句话：“放弃的时候，往往就是离成功最近的时候。”花了一年时间挣扎和思索，周传毅终于离开了外企，他把这毅然决然的放弃称之为“成功”，因为他终于从山顶上下来了，下来后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2。 私企带来的思想冲击诺基亚的肖以斌曾经带着同学来到诺基亚生产基地参观，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同学们看到诺基亚工作人员的敬业和自豪感都深受震撼，这是外企对职工价值欣赏和重视的体现。曾经破过国家记录、当过运动员的周承岗，当初在北京大学本科毕业时，他选择了去外企工作，原因是：运动员习惯靠成绩证实自我价值。不会玩政治的他，希望靠自己的真才实学奋斗出一片天地。几位在外企工作的高级主管在采访中都谈到，西方大公司之所以延续到几十年甚至百年后的今天，完全是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健全的管理制度。学员中，来自外企的人表现出的规范和专业化给私企的老总们带来非常大的启迪。 那么从一家外企大公司进入私企，对周传毅来说是一场思维上的巨大换位思考和碰撞，从进入一家私企到辞职离开，前后不到两个月。并非当初没有做最坏打算，而是进入私企后，发现想像与现实相差甚远，私企带来的五个冲击让他联想到中国的企业在管理和企业文化建立上，要走的路还很长。 冲击一：人才体系缺失中国是最不缺人的国家，但最缺的是才。中国可利用的人才资源仅占总人口的5％，而高级管理人才又仅占上述5％的5％。做成一个好的企业，需要道德人品皆优的人才，找到一群这样的人才不容易。作为一个管理者，即使他的水平再高，能力再强，他一个人发挥的能量也有限。人才的缺失既有主观因素也有客观因素，一个企业如果没有合理使用人才、没有合理的薪酬制度，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人才流失。而在人才培训方面，更是国内许多企业欠缺的，也根本没有有能力的培训者。 外企网罗了许多人才，而外企的管理体系要求的是各司其职，团队按计划作战。大多数延伸到中国的外企已有很好的管理平台和企业文化，而这个平台是中国大多数民企所没有的或还没来得及建立的。从外企跨入私企最大的挑战是要帮助私企建立起一个人尽其才的管理平台，而不是沿用它现有的体制，否则人家请你来也没什么意义了。但一个人要建立起这一平台，孤掌难鸣，没有了原先习惯的强有力的团队支撑，特别是在一个各部门都由直系家族成员掌握的私企，要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现今社会上流传着一种说法，从外企进入私企的职业打工仔有80％是失败的。
外企的困惑，私企的茫然（2）
私企老总最关心的是企业管理层的忠诚与安定，最担心的是企业内部形成帮派，如果他不能控制，那么这个帮派一走企业就垮了。这样的担心有它的合理性，但是如果因为这个因素而不建立团队，没有健全的机制，全部靠老总一人把持，当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