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07年12月合众国际社的一篇报道《沙特*、印度尼西亚从俄罗斯购买武器》强调了很多观察家认为特别令人惊诧的新情况：“沙特*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美国整整一代人的盟友，竟然自顾自地在数周之内各自与克里姆林宫达成了超过10亿美元的武器交易。”尽管部分原因是由于俄罗斯所报出的很吸引人的融资条款（这主要是得益于这个国家连续几年增加的石油和天然气收益），但是武器协定似乎也反映了一种对长期伙伴关系的安排更为现实的态度。
变革之风不只是吹进了东方世界，也开始在美国的后院吹起。2006年5月巴巴拉·斯拉文在《今日美国》上的一篇文章《北京与拉美国家构建友好关系》中指出，“在拉丁美洲出现的反美的总统候选人当选的浪潮，以及美国对十几个拉丁美洲国家采取军事培训和援助禁令的时候，中国在不失时机地加强与拉美的关系，在整个拉丁美洲地区扩展军事和经济关系……‘中国在拉美地区的形象已经急剧上升。’”美联社的史蒂夫·加特曼（Steve Gutterman）在2008年9月的一篇报道《普京说与拉美关系占有最优先地位》中，也着重谈到了俄罗斯在这个地区类似的扩张。
因此，无数预兆都显示出国际秩序即将出现变化，有很多证据都显示各种利益团体已经采取切实的步骤准备迎接它的到来。他们并不是在坐等真相自己大白于天下，他们现在就已经开始演练怎样利用未来可能出现的巨大真空。尽管某些人也许会辩称时机尚不确定，然而真正的问题是随着美国统治的衰败，事情将会怎样展开。会有另一个国家站出来接过领导的权柄吗？就像美国当年从与它有相似文化传统的前任那里接手领导权一样。考虑到语言、政治、经济和其他综合因素，分析家们很难找出任何一名候选者，至少在短时间内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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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多极化转变
有些观察家提出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是相对有序地向良性多极化转变，或许，这个转变要在美国的协助下才能促成。在他们看来，美国令人生畏的核武器以及常规武器将继续对那些最不安分的利益集团产生威慑作用，就算美国失去了它高高在上的第一把交椅的位置，这种威慑力依然有效。而且，因为如此众多的国家都已经深深融入了现在这个国际框架内，因此很少国家会有想改朝换代或惹是生非的真正动机。用牛顿第一运动定律解释，乐观的人相信在现在的体系中各种规则和体制拥有其自身的动力，而且很可能将继续保持其目前的形式，除非某些其他外在的影响作用于它。
然而美国不稳定的金融条件就是一个这样的作用力。那些曾经把美国看成是经济活力跳板以及可靠的金融伙伴的国家，将被迫重新评估它们的看法，并且在面对日趋严重、持续很久和实质上无法停止的经济困难，以及重塑平衡的过程中重新考虑它们的支撑。那些长期依赖于美国援助——甚至对其*的领导人明目张胆地进行贿赂——的国家将把眼光转向其他地方，因为美元的流入很快就会干涸。不断增加的孤立主义者在华盛顿和整个国家所发起的活动，将被外面人看成是过去的规则和关系不再适用的明显信号。
与此同时，降低失控的公共支出——2008年针对金融领域所进行的花费异常巨大的救市行动使公共支出进一步恶化——的无情压力，以及在快速恶化的经济条件之下将资源分配调整得更加有利于民生项目，将会进一步激起要求美国大量的海内外军事存在进行缩减和撤销的呼声。当帝国的光辉不再像过去那样耀眼之后，强硬的美国干预所产生的后果将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比如说在像日本和中东这样的地方，长期存在的对美国基地的抗议将加快美国撤离的步伐，同时，那些鼓动者将反复考验美国不断收缩的广袤帝国责任的底线。
从更为广泛的角度看，在美国出现一次深层次的而且持续时间更长的紧缩，同时伴随着令人惊讶但又不可持续的一些地方出现的投资繁荣，将会为一次世界范围内长期性的灾难埋下祸根。这将会自然而然地产生很多以有利于经济条件持续改善为前提的各种关系、协定、体系以及结构之间的问题。发达和成熟的国家将会专注于确保自己不要输掉，这会迫使别的国家也这样做。代替这个已经建立起来的旧的世界秩序的，将是一个自由混战的环境。与这些争斗如影随形的是一个即将出现的领导真空，这个真空将会煽动起一场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出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盟的大混战。
从很多方面看，前苏联在一系列经济灾难和对领导中心缺乏合法性的广泛认识所激发的骚乱中的解体，将可能会成为我们可能面临的剧变的蓝本。就像各加盟共和国很生硬地拒绝莫斯科权威的回应，美国的盟友和对手也一样将变得不受任何约束。它们将会在很多战场上发起对美国霸权的挑战。新兴的全球性大国，包括中国和俄罗斯，将会与已有的区域性对手一起，共同主张它们的影响力，而且通过为其大规模的人口寻找经济馅饼，将会使它们走得更远。还有一些国家将会以一种长期积怨终于有了突破口的方式加入进来，发出要求美国血债血还的呼声。
多年的傲慢和自以为是地干预他国事务的做法，将会让美国付出代价。比如在中东，风云变幻的世界秩序将会毫无疑问地煽动起个人、团体和国家把美国在这个地区的义务置于考验之下，希望彻底打破那些长期以来所建立起来的关系，并且在平衡这个地区的权力过程中强制性地做出剧烈的改变。美国的长期盟友包括以色列和沙特*，几乎将肯定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由于现有框架被打破，以及美国入侵的威胁已不复存在，民族主义情绪和武装斗争的倾向将会在所有地方出现反弹，似乎到处都是暗流涌动。互联网和近年出现的国家支持的新闻社以及其他替代西方媒体渠道的思想传播，将会组合起来激发出革命的热情。在全世界，都将拒绝那些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体制、标准及文化典范。很多地方、很多国家以及很多地区都将被分离、改革甚至起义的呼喊所动摇。那些不坚定而且胆小的国家将会寻找能够保护它们利益的途径，那些坚定而且刚刚脱颖而出的国家则会试图把它们的想法变成行动。
第二章引言
如果没有灾难和罪恶，人生不经历难以忍受的痛苦，人口将自然、持续地增长，人口增长的无穷威力就会显现。
——托马斯·马尔萨斯
在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发表于两个世纪前的《论人口原则》的论文中，这位英国的人口统计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建立了这样的理论：人类的数量倾向于以一个远大于可利用能源增长的速度增长，最终导致很突然地重新返回到贫困的生活状态。然而，随着人口数量的指数性增长，多种因素也激发了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供应方面类似的急剧增长，从而防止了那种很多人曾经描绘的“马尔萨斯灾难”的发生。
那些据认为推动了产量增长的发展因素，主要包括长期的全球经济繁荣、投机技术创新、生产力提高，以及低成本能源的自由流入渠道，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时间。《底之上：灾难、创新以及文明的复兴》（The Upside of Down： Catastrophe； Creativity； and the Renewal of Civilization）一书的作者托马斯·霍默–迪克森（Thomas Homer…Dixon）在2007年特伦斯·麦克奈利进行的一次AlterNet采访中声称，由于获得了似乎是取之不尽的石油和其他化石能源的供应，“让我们在过去100年间把在食品生产系统中使用的能源数量增加了80倍”，导致农业生产力显著提升——尽管应该强调的是提升的幅度远没有达到同样的水平。
然而，现在有证据表明，世界上66亿人口——按照美国统计局的说法，这个数字约是20世纪初人口数量的4倍，是1960年的两倍以上——已经开始对资源的供应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从食物、水到很多其他重要资源。有意思的是，尽管快速的增长在过去两个世纪中就已经发生了，人口增长率并不是今天我们所关心的问题中的主要问题。事实上，许多专家认为，这个增长过程实际的高峰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
对能源供需等式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区域消费模式的结构性转变，因为像中国和印度这样人口快速增长的国家正希望达到美国和其他经济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崩溃：社会怎样选择失败或者成功》（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一书的作者杰雷德·戴梦德（Jared Diamond）在2008年《纽约时报》上一篇名为“你的消费因子是多少？”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据预计，生活在发达国家的10亿人的人均消耗率是32；而世界上另外55亿中的大多数处于发展中国家，相应的人均消耗率低于32，其中多半趋近于1。”如果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达到了与美国同等的水平，总的消耗率将会是现在的两倍；如果印度达到这个水平，总的消耗率将会是现在的三倍还多。“如果整个世界突然都赶上来了，” 戴梦德警告说，“这个世界的消耗率就会增长11倍，相当于是全世界的总人口飙升到720亿（按照现在的消耗率计）。”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人口统计学的变动因素
其他的人口统计学趋势也并不能说没有表现出威胁，尽管原因各异。当很多人把人口总增长率的趋缓看成是一种受欢迎的变化的时候，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情况则相当不同。这种差异以不同的方式引发出各种问题。例如，联合国和美国统计局的数据表明，在俄罗斯、日本、韩国以及一些西欧国家，生育率——育龄妇女所生育后代的平均数字——已经远低于的均衡水平，这对人口的总体规模产生了下行的压力。这样的下降趋势带来了经济方面的压力，包括社会需求和生产性资源不匹配，以及对未来的需求预计很难令人乐观。另外的担心来自在美国和其他国家所出现的所谓人口统计学海啸，在这些地方，快速老龄化的人口加重了数量正在减少的工人们的负担。这样一个短缺为将来的代沟冲突埋下了隐患，而人们长期以来对生命预期的持续增长只会使问题更加雪上加霜。
与此同时，在很多贫穷的国家里，大幅度的人口增长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的生育率超过了均衡生育率的3倍还多。按照专栏作家马克·斯丹（Mark Steyn）在《华尔街日报》观点版所发表的评论，这就是人口统计学所说的问题所在，索马里每个妇女生育个孩子，尼日尔个，阿富汗个，而也门是个。相比较一下西班牙的个——这使得这个国家的人口有效地在一代人中下降了一半，所有其他方面的配置也都合理，意大利和俄罗斯是个。这些区域性出生率差异已经导致了很多动荡的趋势，包括大量进入西欧的非法移民所造成的移民潮。这些移民的大量流入使公共资源变得紧张，并且激发了西欧国家的仇外情绪，其中的大多数国家对那些开支巨大的福利项目已经难以为继。贫困和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的增加也加剧了国内外的不稳定因素，为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征募兵员提供了更多的条件。
与此同时，在世界上两个人口最多的国家里，由于长期的社会偏见等原因，已经出现了性别比例失衡。在中国，政府30年前采取了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而印度也出现了人口统计学上非典型意义的男性比例上升，这种情况据称受到了性别选择性堕胎以及溺婴习俗的推波助澜。很多分析家相信，单身男性的过剩将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以及一种好斗的倾向。事实上，2007年一项由勒娜·爱德兰德等人所进行的研究——“更多的男人意味着更多的犯罪”发现，从1988~2004年，“年轻成年人口中男性比例的上升可能在犯罪现象上升的所有原因中排第三位”。但问题还不仅于此。按照彭博社的威廉姆·佩瑟克的说法，这种情况下“对在未来没有希望找到配偶的担心已经超出了年轻男人忧虑的正常范围。经济学家说这个缺口可能破坏亚洲的增长和生产力的发展，并引发更大的预算赤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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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荣的终结（1）
把所有这些问题都汇总起来，这些人口统计学上的暗礁再加上其他问题，将很有可能在一个地缘政治、经济和社会秩序已经面临剧烈变化的时候把威胁引向了我们康宁和稳定的生活。在相对容易地获得那些看起来似乎可以无限量供应的资源（比如能源和淡水，以及新鲜空气和阳光）几十年——或者是1 000年或更长时间之后，人类不得不向新的现实妥协：结束这个繁荣的年代。
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世纪”，正如前《时报》发行人亨利·鲁斯（Henry Luce）曾经描绘的，全球经济已经快速增长，提高了整个世界范围内的生活水平。尽管美国在人均收入方面已经连续几十年独占鳌头，其他国家也没有停下脚步。最近，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已经超过了美国以及其他成熟国家过去的水平，已经使中国能够取代日本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除了在全球范围内创造经济财富，几十年的经济起飞也增加了对无数种资源的需求，自然也提升了这些资源的价格，包括石油以及其他碳基的化石燃料，同时也包括与食物有关的产品、饮用水以及各种工业产品。
长期以来，这种需求通过同步快速增长的资源供应得到了满足，而资源供应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技术的进步以及那些有钱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搜寻。然而，在过去10年间，已经出现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压力的累积和瓶颈，发出了在供应与需求之间似乎无法调和的信号。那些曾经以一个相对低廉的成本唾手可得的基础性资源和工业原料现在变得非常昂贵，而且很难找到。更为严重的是，最大的消费者和最积极的买家不再限于传统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