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工业原料现在变得非常昂贵，而且很难找到。更为严重的是，最大的消费者和最积极的买家不再限于传统的资源需求地区（像美国或者欧洲）；他们几乎出现在所有的角落，包括亚洲、中东、拉丁美洲和非洲。与此同时，很多传统的供应商都清楚地表明他们不再希望按照过去西方主导的规则来玩这个游戏。
这种力量转换的一个原因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对不断扩展的资源中最主要的能源来说，轻松获取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与过去相比，在从现有渠道提取以及寻找新的供应来源方面，人们现在所花费的时间、金钱和努力比过去要多得多。在很多情况下，尽管有了重大的发现，但储备消失的速度似乎更快，人们预期未来获取资源的可能性将逐渐减小直至没有。这样的预期为越来越广为接受的“石油峰顶”的概念设定了底线。这个概念基于地球物理学家M·金·哈勃特（M。 King Hubbert）所提出的一个理论，用来描述全球石油产量达到其最高点后开始下滑的那个点。M·金·哈勃特曾经在1956年成功预言美国石油产量将在10~15年间达到最高峰而负有盛名。这是无法回避的结果：那种曾经是增长和繁荣最主要发动机的商品的价格将会越来越高，而且资源短缺在所难免。
可以肯定，在能源产业的官员和石油峰顶论的怀疑者中，有很多人拥有足够的知识，足以对世界石油和其他碳氢化合物的供应会最终枯竭的说法发起挑战。他们中的很多人相信越来越高的价格，再加上其他的因素总是会刺激那些增加全球总储量以及提升可用产量的努力。比如在2007年年末，巴西的国家石油公司宣布“在里约热内卢海滨地区非常深的地层里发现了高达80亿桶的轻质原油，这一数字足以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世界上主要的石油输出国”。这来自美联社的阿兰·克勒恩邓宁在题为“巴西油田可能储油80亿桶”中的报道。
繁荣的终结（2）
其他人预言说技术进步和各种有效的手段将会让更多的石油从现有的供应源中开采出来。沙特*–美国石油公司前负责资源储量管理的南森·G·萨勒利（Nansen G。 Saleri）2008年3月在《华尔街日报》上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现代的开采方法毫无疑问将”把哈勃特理论假设的拐点延长20年或者更久，萨勒利认为哈勃特的假设是基于“五六十年代的技术”。
有些人甚至根本就质疑石油是否来自生物转化，想从根本上否定广为认同的供应有限的说法。当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一个科学家小组发现土星的卫星太阳神上存在着“比地球上全部已知的石油和天然气总和多出几百倍的液态碳氢化合物”后，这种观点获得了一些认同。这个说法来自2008年2月《世界互联网日报》上杰罗姆·R·科西（Jerome R。 Corsi）的一篇报道。
然而，来自石油与天然气峰顶研究协会（ASPO）的其他研究表明，全世界大型油田的产量形成了一个钟形的产量曲线，这个曲线最初由哈勃特发现。这个结果使对未来的展望更加悲观。在2008年1月，《巴伦》的阿兰·阿贝尔森（Alan Abelson）重点介绍了能源专家、《沙漠上的曙光：即将到来的沙特石油冲击和世界经济》（Twilight in the Desert： The ing Saudi Oil Shock and the World Economy）一书的作者马特·西蒙斯（Matt Simmons）的说法，他认为“2005年全球产量最高为每天74 298 000桶”，而需求是“快速接近8 800万桶”。按照小尼尔·金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白宫制定长期石油战略》的说法，用来应急的超出部分的产能在2008年初每天大约是200万桶，已经比8年以前的310万桶有所下降。
《鲜血与石油：美国不断增长的对进口石油的依赖的危险和后果》（Blood and Oil： The Dangers and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Growing Dependence on Imported Petroleum）一书的作者麦克尔·T·克莱尔（Michael T。 Klare）在2006年《外交政策热点》上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写道：“自从20世纪60年代这个世界上新油田发现成果最为丰硕的那10年之后，按照……美国陆军工程兵团的说法，新的储油带的发现已经稳步下降。更令人担忧的是，20世纪80年代，油田开发的比率远低于全球石油消费的比率，而且自此以后，约跌落到了消耗比率的一半。这就意味着我们越来越多地依赖在过去几十年中发现的油田来满足我们那欲壑难填的对石油的饥渴。”
甚至那些挑战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化石燃料注定会枯竭这一理念的人也承认，给市场带来新的资源供应存在着一些限制。比如，发表在2007年11月《华尔街日报》上由罗素·苟尔德（Russel Gold）和安·戴维斯（Ann D*is）所写的名为“石油官员看到产量见底迹象”的文章，揭示“越来越多的石油界大亨认可了从长期看（石油供应）注定收缩的观点，世界已经开始接近每天可以产出原油桶数的产量极限”。在所列举的原因中，包括“对获得油田的限制、螺旋式上升的成本以及越来越复杂的油田开发技术”。基于同样的原因，其他分析师也提到了由于对质量较差的低品质石油的供应已经超过了轻质的高品质种类的基准线，炼油设施和系统需要进行大规模改造来适应新产品所需的工艺，这表明给后勤体系带来了成本巨大而且耗时的改造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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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供应无法满足需求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真正的关切并不是石油峰顶论的支持者正确与否。无论你是同意全球碳氢化合物储备会全面枯竭，或者只认为现有的产量无法保证跟上需求的步伐，很显然的问题是，一个造成不稳定因素的缺口已经在生产和消费之间打开。事实上，很多专家可能会说，需求方的发展，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受到了前面引述过的那些变化的驱使，代表了全球能源方程式中那些问题的最主要部分。在过去的40年中，全球石油消耗急剧上扬。基于《BP世界能源统计评论2007》的那些数据，需求量从1965年的每天3 120万桶提高到了2006年的8 370万桶，上涨了大约170％。在此期间，印度和中国大陆总的复合份额增长了8倍，从涨到了12％，而美国的份额从37％下跌到了不足世界消耗的1/4。
在2007年11月份《金融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欢迎来到一个能源需求失控的世界》中，马丁·沃尔夫引用了来自国际能源局（IEA）发布的《世界能源展望》的数据，强调了生活水平提高对总体能源消耗的巨大影响。按照国际能源局的说法：“中国在2002~2005年能源需求的增长量相当于日本目前的年度能源使用量。”更为严重的是，沃尔夫补充道，“如果政府坚持目前的政策……世界能源需求到2030年将会在今天的基础上提高50％，在增量中，发展中国家将占74％，而中国和印度两国就将占45％”。他也提到能源局预测化石燃料将“占2005~2030年全球能源消耗增量部分的84％”。
在人口大国例如中国和印度出现的爆炸性经济增长，已经促成从农业为基础的轻量级经济体向现代工业和商业巨无霸的转型，这进一步加大了它们对能源的似乎永无止境的需求。按照雷拉·阿布德和约翰·比尔斯发表在《华尔街日报》上的文章《商业在能源不足的条件下成长》中的说法，商业活动是“世界上能源消耗最大的活动之一。人们需要大量的电能来保证工厂运转，为商店提供空调，同时还有无数汽油用于运货卡车……光生产部门就几乎占用了世界全球能源消耗的1/3。”
关切之外是这样的事实：很大比例的产油国最近几年在它们的消费习惯上已经出现了剧烈的转变，能源消费的公共补贴以及不断发展的工业化对此更是火上浇油。2007年一份《纽约时报》上由克利福德·克劳斯报道的《富油国使用更多能源，降低出口》中说：“很多大型石油出口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它们自己国家能源的需求正在大量地削减它们在海外销售的数量，给全球石油市场的紧张局面增加了新的因素。专家说如果继续保持强劲增长这种势头，也就意味着有几个世界最重要的供应国可能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将会开始进口石油，来为它们用石油财富购买的新车、新房子和新的业务提供动力。”同样，2008年5月《时报》（伦敦）上一篇由卡尔·莫提歇德写的文章中提出，某些中东国家可能会“很快需要进口煤炭来保证点亮它们的灯”。
可以肯定，某些新的进步让人们对能源饥渴可能在最近几年以令人眼花缭乱的速度持续加大的说法产生怀疑。首先是影响深远的美国以及各地出现的经济减速、美国在世界舞台地位的滑落、杂乱无章的全球经济失衡以及保护主义势力抬头等各种因素搅和在一起，将会破坏全球化所带来的繁荣。另外，近年的价格上涨模式表明，对于石油的结构性价格限制水平似乎已经上移，完全排除了原油回到每桶10美元的可能性。然而，由于两个方面的需求都将在一个水平上调和，这种影响力将会部分或者全部被那些人口众多的新兴经济国家的边际消费增长所抵消，而这些国家一直在试图追赶发达国家。
变化的消费模式也将会激化现有的资源紧张矛盾，这种情况已经受到了历史学家兼作家尼尔·弗格森和其他人的高度重视：可利用资源供应的不均衡地理分布以及在富国和缺乏资源的穷国之间的分歧日趋严重，这些资源既包括能源也包括其他关键的商品。比如，按照来自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EIA）的“国家能源分布”数据，2006年最大的5个石油净出口国是沙特*、俄罗斯、*联合酋长国、挪威和伊朗，而主要的进口国是美国、日本、中国、德国和韩国，石油进口国进口的石油量大致占了石油净出口国出口的一半。毋庸讳言，这种不对称已经激起了大量的口角和冲突。
然而，当各种利益体都强势地竞争地缘政治话语权的时候，这种麻烦将会更加引人注目。只要石油市场一直受关注，产量将主要集中在一个正在变得越来越小的生产国集团，这样一个预期只可能意味着对所有相关方来说，未来将会充斥着更浓的火药味。《金融时报》的马丁·沃尔夫在其《2007年世界能源展望》一文中报道说，国际能源局预测“来自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世界供应的份额将从42％上升到（2030年时的）52％。另外，‘在2015年前的这段时间内，供应方可能采取的使石油价格忽然飙升的突然行动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有意思的是，能源消费方并不是让人感觉到危险的唯一方面。各种新闻报道详细描述了俄罗斯这个世界上主要的天然气生产国（欧洲天然气需求的25％均由它提供）最近几年致力于把它的客户基础进行多元化安排，并且减少对其国内产能销售的依赖。这位美国长期以来的竞争对手与各种不同类型的中亚生产国签署了合同，与相关方达成了协议，为新增加的天然气的销售建立通向欧洲以及进入日本、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新管道。这些做法已经部分减少了可能存在的欧洲客户联合施压的威胁，过去威胁之所以可能出现，是因为它们的总需求占了俄罗斯碳氢化合物出口的巨大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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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破坏
随着情况的进一步发展，供需的不匹配还不是令人担心的唯一问题。长期以来的能源依赖型增长和对化石燃料的过度依赖也引发了各种各样的附带破坏，特别是环境方面的破坏。这种情况在未来只会更加严重。例如，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曾经预测，煤炭这种在空气中碳排放量更大的燃料在全球能源消耗中所占的比重将在随后30年中从26％上升到28％，而煤炭的每个能源单位中所排放的其他有害副产品比石油和其他碳氢化合物都要多。它还预测：“从2004~2030年，中国和印度合并（将）占全球煤炭消耗计划增量的72％。强劲的经济增长……使两个国家显得很突出，而它们对能源需求的增长，特别是工业和电力部门的增长，预计主要靠煤炭来满足。”当然，美国能源信息管理局的假设可能最终会被证明过度乐观了，特别是在最近这种经济灾难的情况下，但是其他方面的限制可能仍然让这些国家在面临燃料选择方面的问题时很难有更多的回旋余地。
事实上，当石油峰顶的副作用之一是带来了商品的高价格，而很多人把降低对以石油为基础的能源产品的需求看成是值得欢迎的情况时，在发展中国家的消耗模式中出现的结构性增长，则引发了更加令人不容乐观的后果。按照欧洲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European Policy Studies）主任丹尼尔·格罗斯（Daniel Gros）的说法：“煤炭的供应弹性远高于石油，因此，需求的上升鼓励用肮脏的煤炭来代替清洁的石油——而在这个转换过程中，转入容易转出难。”他在为《沃克斯》所写的一篇专栏文章中认为：“在随后的10年中，中国新增的发电装机总量将超过欧洲目前的水平。如果都是燃煤型的，排放量问题在今后几十年中都很难减下来。”
有毒废气的排放已经在发展中国家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引起了严重的问题。在2006年一篇题为“来自中国的燃煤污染造成了全球阴影”的文章中，《纽约时报》的科斯·布雷德希尔和戴维·巴波扎认为：“在煤炭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硫对中国公民的健康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同时引起的酸雨污染了湖泊、江河，损害了森林和农作物。”
然而，对于很多专家来说，来自燃烧肮脏的煤炭以及其他化石燃料的那些污染物的排放，以及由于没有任何限制的那些发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所导致的环境恶化，与对地球气候所造成的损害比起来可能根本不值一提。在对这些发展是否值得的考量中，《金融时报》的沃尔夫引用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如下报告：
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以每年个单位的比率持续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