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的极端分比等等，人们随心欲地改变生活态度。社会时尚常在一代之间就改头换面。然而，这种可塑性不是没有限度的，它掩盖着一些普遍特性，后者与进化论的有关预见密切相符。因此，让我们暂不考虑非常重要的文化塑性，集中讨论那些有生物学意义的普遍特性。
首先，人有一定程度多妻倾向。通常，性对象的改变都是男性造成的。约3／4的社会允许多妻行为，大多数还得到法律和习俗的认可。相反，多夫现象仅见于不到1％的社会中，现存的一夫一妻制社会一般只有法律上的意义，而通过纳妾制或婚外关系维系着实际的多妻制。
女性一般被男性视作有限的资源或重要的财产，因而成为攀附婚姻的受益者，这种婚姻能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多妻制和攀附婚姻本质上是互补的策略，在各种社会中，男性追求和获取，女性被保护和交易，男儿们放荡不羁，女儿们则蒙受糟踏的风险。在有性买卖的地方，男性通常就是顾主。妓女当然要被社会歧视，因为她们将宝贵的生育投资轻意抛给了陌生入。麦孟尼底在十二世纪简洁地表达过这一生物学逻辑：
只有来自共同祖先的人，彼此才可能产生完美的兄弟情谊和互爱互助。缔造部族的祖先哪怕早已年代久远，后代成员也会互爱互助、互相怜悯；这样的境界就是律法的最高目的。因此，妓女是犯禁的，她们破坏祖先的血缘。她们生的孩子对人们来说是陌生的，谁也不知道属于哪个家族，连亲人也不知道。这对孩子及其父亲是最大的不幸。
性的分工也体现在解剖学上，男性体重平均比女性高出20～30％。按单位体重来说，他们在大多数体育运动中都表现得更有力迅速。四肢比例、骨胳扭力和肌肉密度都特别适于奔跑和投掷－这是远古狩猎－采集社会男性祖先的专长。世界田径赛的计录反映了差异。优胜者中，男性速度总要比女性快5～20％。1974年，100米赛快8％，400米快11％，一英里长跑快15％，万米长跑快10％等等，甚至在与体魄大小、力量关系不大的马拉松赛中也要快13％，马拉松赛女选手较有耐力，但男选手跑得更快，用5分钟一英里的速度可连续奔跑26英里，这不能仅仅归因于刺激不够和训练欠佳，著名的东德和苏联女选手是从全国范围挑选、按科学程序训练的，她们的冠军可以连续刷新奥林匹克和世界纪录，但仍然达不到区域性比赛中男运动员的平均水平，当然，将全部男女运动员作一比较，事情也不尽如此，最优秀的女运动员比大多数男运动员出色，女子田径本身也是激动人心的角逐，但是平均水平和最高水平有着本质的不同，1975年美国女子马拉松冠军在男子全国名次中只能排到752位，身材也不是决定因素。体重在125到130磅的小个头男运动员，可以取得和身材更高大的女选手一样好的成绩。
同样重要的是，在少数几种运动中，女性能与男性匹敌甚至略胜一等，如：长距离游泳、艺术体操、精确射箭（短距离）、小口径步枪射击等等，这些运动跟原始性的狩猎和袭击技巧关系很小，由于竞技和体育活动将涉及越来越多的技巧性和灵活性，男女运动员的总成绩有可能越来越接近。
人类两性的平均性情差异，与哺乳动物的生物特性一样，也是普遍一致的，女性总的来说不那么武断，攻击较性小。性别差异的程度取决于文化——从仅仅在统计水平表现出性别差异的平均主义社会，到女性实际上处于奴隶地位的极端多妻制社会。但几乎比这更重要的事实是，尽管如此，女性仍然在质上一致表现出与男性的差异，即使在不同的社会中，平均性格特征只有程度上的不同。
两性的生理和性情差异，被文化放大为普遍的男性特权。历史上未曾有过女性掌握男子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社会。即使在女王或皇后统治的时期，她们手下的人物仍基本是男性。在写本书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的领袖是女性担任的，尽管不久前，以色列的戈达·梅厄和印度的英迪拉·甘地曾是她们国家有决断、有个性的领导人，人类学家研究的社会中，75％流行妻入夫家的习俗，相反的社会只有10％，计算父系家谱要比相反的情况高出5倍，历史上的部落首领、巫师、法官、武士等都是男性，现代的男性专家们则管理着工业国家，领导着公司和教会。
差异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它门对于未来的意义何在呢？要改变它们又是否容易？
很明显，遗传和环境共同决定着性角色差异，对两方面的贡献分别作出公正的、不带价值观念的评价，具有极为重大的社会意义，我认为现有的证据指出：两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遗传差异，决定行为的基因与具体环境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在早期心理发展中造成明显的分化；在此后的心理发展中，由于文化的制约和训练，这种分化几乎总是得到扩张和强化。或许，社会可以通过缜密的计划和训练完全消除遗传差异，但这种同化需要在充分而精确的知识基础上作出自觉的决定，而这样的知识我们目前暂时还不具备。
关于行为的基因差异有许多具体的证据，一般说来，女孩子生性喜欢社会交往，而不偏好冒险。例如，她们生来就比男孩子爱笑。这一特点可能有着待别的意义，因为我已经指出过，婴儿的微笑是最有先天性的遗传行为，它具有确定不变的功能和形式。一些独立的研究指出，新生女婴双眼闭合时的反射性微笑反应，比新生男婴更为频繁。不久，这一反应被有意识的、交际性的微笑取代，一直持续到两岁。此后在整个青春期和成熟期，经常微笑就成为更有持续性的女性特点之一。六个月时，女婴对交际信号的注意胜于对机械刺激的注意，同龄的男婴却没有这一特点。个体发生过程到一岁时，女婴更容易被假面具惊吓和抑制，在陌生环境中更不愿离开母亲，再大一点，女孩子比男孩子表现出更多的交往倾向和较少的冒险行为。
帕特丽夏·德雷珀在对昆桑人的研究中发现，尽管人对男孩和女孩一视同仁，都给予严格而有分寸的看管，也不让他们干什么活儿，男孩子仍要活跃一些，也不那么遵守限制。再大一点，男孩子似乎比较乐于参加成年狩猎者的行列，而女孩子不那么积极参加成年妇女的采集活动。N·G·琼斯和M·J·康纳在更细致的研究中发现，男孩子喜欢粗野危险的活动和公开的侵犯，与成人的交往不如女孩子。昆桑人显著的性分工特征，就是从这些细微差异逐渐发展而成的。
在西方文化中，一般来说，男孩子比女孩子更富于冒险，更倾向于身体攻击。E·麦柯比和C·杰克林在他们的《性差异心理学》中总经说，上述男性特征的深刻根源，可能就存在于遗传之中。从2岁到2岁半，是开始社会性活动的最初几个月，男孩子从语言到行动都更有攻击性，如：频繁发动模仿性战斗、公开恐吓以及生理攻击等等，这些行为特别针对其他的男孩子，目的是取得主宰地位．由D·P·罗纳总结的另一些研究指出，这种差异见于各种文化。
对上述观点持怀疑态度的唯环境论会提出：早期角色扮演中的分化并不含生物学因素，而只是对婴儿期不平衡训练的反应。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实际发生的这种训练必然是相当微妙的，运用时至少某种程度上是无意识的。而且由全世界的父母普遍实施的，然而，这不太可能，最近关于两性人的生物学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不利于唯环境论者的证据。两性人在胎儿发育初期就程度不同地具有男性解剖结构，但遗传上却是女性，这方面的研究指出了畸性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为不常见的遗传病，称为肾上腺生殖综合症，是由一种基因变化引起的。如具一个人有两个这种变异基因，他的体细胞中就不会有正常基因，致使肾上腺不能正常生产激素和皮质醇，这时肾上腺会分泌一种先兆物质，其功能相当于男性激素，如果个体遗传上是男性，激素的增高并不会对性发育产生显著影响。如果胎儿是女性，反常的男性激素就会使外生殖器男性化。阴蒂有时扩大成为小型的阴茎，大阴唇闭合，极端情况下还会长出完整的阴茎和中空的阴囊。
第二种情况是人造激素引起的，为了预防流产，50年代的妇女常常服用人造孕激素，后来发现，这种药物有时会使胎儿男性化而变成两性人，后果跟女性肾上腺生殖综合症一样。
纯粹偶然地，因激素引起两性人疾病的有关情况，与一个适当控制的科学实验结果相契合。实验目的是估计遗传对性别差异的影响；虽不完善，但也达到了一般水平，两性人在遗传上是女性。内生殖器也完全是女性的，美国国内处理这种病例，大多数是在婴儿期用手术把外生殖器完全女性化，此后就作为女孩子哺养，她们在胎儿发育阶段被男性激素或其他物质男性化，但后来一直到成年都作为普通女孩子来加以“训练”，在这样的情况中，根据更深层的、有时直接由已知基因变异引起的生物性变化，可以对学习效果作出细致的分析。行为的男性化几乎必然只能归因于激素对大脑发展的作用。
在上述情况中，女孩子们是否表现了与激素和解剖上的男性化相联系的行为变化呢？约翰·莫尼和安克·埃拉特发现，行为变化相当明显，而且与生理变化密切相关，与社会环境相似的正常女孩子相比较，因激素引起变化的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容易表现出“假小子”的特点，对体育兴趣较大，更愿意和男孩子一道活动，喜欢随便穿着而不是精心打扮，要玩具枪不要洋娃娃。肾上腺生殖综合症的女孩子更倾向于表露出对女性角色的不满，不过这一组成员为消除遗传缺陷服用了肾上腺皮质素，对评价质量有所影响，有可能单是服用激素就能引起不同程度的行为男性化，这种结果尽管不如先天性男性化深刻，本质上仍然是生物性的，当然，在被孕激素改变了的女孩子身上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因此，有些人在出生时就好象是被扭曲的嫩芽，意味着什么呢？这一事实指出，普遍存在的性分工并不仅仅是文化进化中的偶然事件。然而指出这一点并没有否定通常的观点：各种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性分工的程度必须归因于文化进化，证明期中存在着一点生物学因素，不过是给未来社会揭示了一些选择的可能。在这里，人类无性的第二个困境显露出来，如果充分考虑到目前遍及世界女权运动，每一个社会就必须在下面三者中选择其一：
训练社会成员以扩大性行为差异，这几乎是一切社会所遵循的模式，它常常导致男性对女性更多的优势，把女性排斥在许多职业活动之外，不过。结果并非一定如此，至少在理论上，一个性分工严格但是精心设计的社会，与相反的情况相比较，精神方面可能更富有，更多样化，甚至更有创造性，扩大性分工的同时，人权却可能受到保障，当然一定的社会不平等将不可避免，而且容易发展到灾难性的地步。
训练社会成员以消除性行为差异，通过控制和性偏倚的教育，一个社会的男性和女性可能在一切职业、文化活动，甚至极而言之在体育竞赛中，都属于平等地位，决定性别特征的早期倾向必须加以钝化，有关的生物学差异不至于大到不可克服的程度。这样的控制极有利于整体（和个人）水平上的性偏见，它可能产生更为和谐和富有创造性的社会，然而由此需要的各种法规当然会危及个人自由，至少一小部分个体不可能充分发展他们的潜能。
仅仅提供平等的机会和门径，对于任何文化来说，当然还可以不作任何选择而听其自然，自由放任似乎最有利于个人自由和发展。然而，事情并非必然如此，即使有男女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男性也更倾向于选择政治、企业、科学等职业，而且多半不能正常参与同样重要的儿童抚育工作，其结果自然会限制个体复杂的情感发展，以色列的集体农庄是现代平权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实验之一，其中就发生了这样的分化和限制。
在40和50年代集体农庄运动的高潮中，它的领导人提出了一项完全的性平等政策，鼓励女性进入过去属于男性的角色，这项政策在最初几年差不多得到了实现，第一代女性由于意识形态的训练，纷纷改行从事政治、管理及体力劳动，她们的女儿一生下来就受到新文化的熏陶，然而后来，母亲和女儿都不同程度地退到传统的角色上去，女儿比母亲退得更远，她们现在要求每天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子女身上，这样的时间被特意称为“爱的时刻”，最有天赋的女性拒绝进入高层次的商业和政治领导集团，因而同时代人中，这些领域的女性角色人数远远低于男性，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反映了以色列社会成员强烈的宗族传统，这种观点尚未令人信服，尽管今天集体农庄内部的角色分工比外界更高。以色列的实验表明。要预测遗传或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行为变化结果和评价它们的意义，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关于性角色的这种困惑使人坚信，生物学因素并不能独立地描绘出理想的行为过程，然而，了解这些因素却有助于我们的选择，并对各种选择的代价作出估量，教育和强化所需要的额外能量投资，以及个人自由和潜能的冲突，提供了测量代价的标准。我们应该正视下面实质性的问题：由于选择必须付出代价，具体的伦理原则又很难得到普遍的承认，因而选择是困难的，这时我们应该仔细掂量汉斯·摩根索的明智建议：“政治眼光、道德勇气和道德判断的结合，可以使人达到政治本性和道德命运的和谐，这种和谐不过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舒适，不安全，甚至荒谬难言。这样的生活方式会使一些人感到失望，他们宁愿用表面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