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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西方经济学家的语言比20世纪70年代欧洲几个重要异见人士的语言还要单调，这也是为什么21世纪初美国的学术争鸣并不时常提及“技术专家已经崛起并最终将掌握阶级权力”的原因。但是，尤其在西方发达经济体中，有很多研究涉及“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对收入分布的影响。学界达成了共识，其中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维奥托最有力地提出了观点。他认为，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事实上已经将技术专家送上了通往阶级权力的道路。奥托说，这种技术革命使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顶端的富豪获得了巨大的回报，他们受过专门教育，具备利用新技术的技能；那些做着“卑微”工作的低收入底层人民没有受到多大影响。而两者中间曾经支撑中产阶层的高薪工作逐渐消失了。
当然，到底是什么正在造成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目前学界还在激烈地辩论。研究这一现象的几位最诚实的学者归结出了多个原因。学界普遍认为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是其中一个或可能是唯一的因素。2012年1月，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家、曾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艾伦克鲁格就经济不平等发表演讲，他提到的一件事可以表明以上共识。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群经过挑选的职业经济学家正在纽约美联储参加会议，克鲁格请他们就造成收入两极化现象的主要因素参与投票，结果他们几乎一致地投给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超过40％的人认为它就是罪魁祸首。第二热门的解释是“未知因素”（这体现出了动人的谦逊态度），“全球化”排名第三，最低工资的降低和工会组织的日渐式微等政治转变位列第四。
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笼罩下，受优待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些人已经崛起，并将最终掌握阶级权力。这样的情形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因为并不是所有高级知识分子都会变得同样富有。如果你获得了英语文学博士学位，你可能不会感觉自己属于精英统治阶层。甚至在某些群体中，如银行家、律师或计算机编程员，教育培训使这些人一跃成为前1％富豪群体的一员，但是偏重技能的技术革命产生的影响有所扭曲，这群人因而感觉自己没有那么富有。这就是经济学家所谓的“超级明星”效应——技术革命和全球化往往在许多领域和公司里产生了一个成王败寇的经济竞赛，你若在自己所处的领域内成为最拔尖的人会带来丰厚的回报，但要是得到第二名，经济价值就会大幅缩水，更不用说第五名、第十名了。
直观地看，技术达人在西方发达的后工业经济体中显然是赢家，因为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里，脑力劳动比体力劳动具有更高的价值。但是，在当今的“双生镀金时代”中，知识分子的胜利是一个全球现象。高级知识分子正在引领印度的外包奇迹，中国共产党的掌权者大多是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懂技术的人，甚至在西方人士眼里普遍拥有游艇、乐于娶超级名模为妻的俄罗斯寡头大多也有数学或物理的硕博学位。
在“二战”后时代，规模巨大、在文化上起主导作用的中产阶层的崛起，促进了美国和西欧强劲的经济复苏，中产阶层中的大多数人是蓝领工人，或是做着比较常规中层工作的文秘、行政人员和管理人员。技术极客——尤其是他们当中超级成功人士的崛起，标志着与“二战”后时代的彻底割裂。在这个时代，超级聪明的人正在获取史无前例的巨大财富，而蓝领和中层工作机会逐渐消失，这也是平民主义者厌恶技术达人的原因之一。令人吃惊的是，美国两个党派对此的反应颇为相近：“占领华尔街运动”对自身的定位是99％的百姓表达心声的平台，保守的“茶党”和前者敌视精英阶层的程度一模一样。
具有讽刺意味而又令那些满腹牢骚的中产阶层沮丧的是，左翼和右翼都有人爬上了政治阶梯的最高处——知识分子的阶级权力正体现于此。事实上，在激烈的两党斗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悖论之一是自由派和保守派各自的顶尖人物有太多的共同之处：米特罗姆尼和巴拉克奥巴马都是坚守纪律、坚持不懈的百万富豪，都对比自己更受欢迎的爱妻赞赏有加，都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都偏好有数据支持的论点而不是有感而发的议论，都努力同各自党派中的草根阶层建立联系。他们给人的印象都是冷冰冰的，好像机器人。
第18节。
基于实证的全球观与根植于信念或思想形态的全球观之间存在分歧，你也许可以将它称之为“认知鸿沟”——这是美国最重要的“断层线”之一。来自右翼的奥巴马批评者认为，奥巴马是拥有危险的外来祖先的社会主义者；而左翼批评者认为，奥巴马总是闪烁其词，没有真正的观点，畏畏缩缩，希望讨得别人的好感。但对此最好的解释是，作为崛起的知识分子阶层的一员，总统像这一阶层的其他人一样也是个经验主义者。他想做行之有效的事，而不是为了符合某种特定意识形态或去迎合某个特定选区的品位。他的核心信念就是相信事实。
奥巴马这位经验主义者并不是后来居上赢得2008年总统选举的。当时，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口若悬河，向民众承诺希望和变革，但他也有实用主义者的一面。2008年9月，在总统选举开始的几周前，曾任职于白宫的凯斯桑斯坦当时这样描述这位候选人：“首要的一点是，奥巴马具有务实风格，对经验非常依赖。他想知道什么会行之有效。”咬文嚼字者发现，2009年奥巴马在总统就职演讲史上第一次使用了“数据”一词，而他是史上第二位提到“统计”一词的人。
这种以实际经验为依据的态度是奥巴马获得民众——尤其是华尔街和硅谷年轻一代——大力支持的原因之一。他们对奥巴马的支持不是靠感情用事，而是认可奥巴马是统治当今全球经济的超级精英阶层的完美化身。奥巴马是相信数据的技术专家，交易员和互联网企业家也是这样的。一位对华尔街和华盛顿特区都很熟悉的内部人士对我说：“一些人对事实证据反应迅速，他们关心结果，明白世界充满不确定因素，你当然希望将你的钱交给这些人打理。奥巴马也想从这些人那里得到经济建议。”
从教育、秉性和生活经历上来说，米特罗姆尼也毫不含糊地属于经验主义阵营。他作为商人，如果不充分意识到数据的力量就很难在私募股权中赚得数百万美元。罗姆尼突然掉头转向共和党基础选民，可以认为他是在努力弥合那个认知鸿沟。
超级极客不仅统治了华尔街、硅谷、班加罗尔和北京，他们也在华盛顿掌权——不论哪一党派赢得选举。
伊丽莎白比林顿——第一次“镀金时代”的歌剧女主角
伊丽莎白比林顿是位歌剧女主角、名媛和超级明星。如今，许多音乐学者称她为“英国史上最伟大的”女高音，和她同时代的评论家奉她为“歌唱女神”。她曾接受意大利国王的邀请，在当时世界最有威望的那不勒斯歌剧院演出，担任新歌剧《卡斯特罗的伊内斯》的女主角，这部歌剧是专门为她谱写的。她的意大利之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她在米兰生病康复后，歌剧院连续三个晚上灯火通明。在米兰，她还受到了约瑟芬皇后的热情款待。
比林顿夫人享有盛名时，当时英国最受欢迎的肖像画家乔舒亚雷诺兹将她画成圣则济利亚，画中的她正在聆听4个天使歌唱，还有一位小天使即将为她戴上桂冠。画布上的这个女子长着椭圆的脸蛋，一双大大的眼睛好像会说话，长而密的头发泛着光泽，但是比林顿的歌迷抱怨这幅画并没有展现她的风采。“我真是一筹莫展，”据说，雷诺兹反驳批评者，“我没法儿画出她的声音。”雷诺兹的毕生好友——音乐家海登看到这幅画后对他说：“画得很像，但是你犯了一个不可思议的错误。你应该让4位天使聆听她歌唱，而不是反过来。”
比林顿夫人在黎民百姓中也很有名。当一本未经授权的有关她的传记于1792年1月14日出版时，下午三点前就销售一空。书中引起轰动的材料之一是她写给母亲的亲密书信，信中生动地描绘了她的一群“爱慕者”，传言其中有萨塞克斯公爵和威尔士王子。
比林顿的天才、名望以及全球对她的演出需求赋予了她为自己定价的权力。1801年，比林顿在意大利待了7年后回到英国，伦敦最有声望的两家歌剧院德鲁里街剧院和考文特花园剧院的经理为她的声音打起了竞标战。比林顿夫人用史无前例的妥协方案巧妙地解决了纷争：她轮流在两家歌剧院演出，每个季度的收入高达3000英镑，此外还有600英镑的奖金。剧院还与为她拉小提琴的兄弟签订了500英镑的合同，合同约定他在比林顿每场演出中领导乐团演奏。据说，比林顿当年的总收入超过一万英镑，足够雇用500个农场工人。
将近一个世纪后的1875年，现代经济学之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写道，由于工业革命，英国在19世纪初经历了史无前例的GDP高速增长，而比林顿夫人的财富就是这种增长造就的。马歇尔认为，即便工业革命打压了众多普通手工艺者的收入，国家的日益繁荣仍意味着拥有熟练技术的从业者在每个发薪日能拿到更多的钱。马歇尔正在见证超级明星经济体的诞生。
马歇尔是首位研究工业革命如何影响经济的学者，真正感同身受的他如此描述正在发生的情景：“由于拥有卓越能力的劳动者的收入大幅上升，中等能力劳动者收入的相对下降显得尤为突出。画得还算可以的油画比以往任何时候卖得都要便宜，而一流油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昂贵。”
马歇尔认为，过人的才干产生溢价的一个原因是工业革命引起的“财富整体增长”。国家财富正在涨潮，超级明星这艘船自然也以最快的速度跟着升高。马歇尔谈到，在范围更广的经济转型中，“一些出庭律师能索取非常昂贵的费用，而富有的客户为了保住至关重要的名誉和财富从不在乎花大价钱请最优秀的人为他们服务：这也是为什么具有出众才能的赛马骑师、画家和音乐家能索取到很高的报酬。”
当然，马歇尔笔下的画家、音乐家、赛马骑师和大律师并不是第一批能靠卓越才能索要溢价的艺术家和职业人士。14世纪~17世纪的中国明朝十分崇尚绘画，一位富翁为了给他80岁的母亲祝寿，曾给画家仇英100盎司银子，请他画了一幅长手卷。艺术家也曾是意大利复兴时期的超级明星，他们同比林顿夫人一样从新商业精英的崛起中获利。文化不是超级明星收获巨大回报的唯一竞技场。中世纪的地主和王子竞相开出高价请欧洲顶尖的雇佣骑士团为他们效劳；实行现代化政策的俄国统治者，如彼得大帝和凯瑟琳女王，不惜花大量卢布购买西方的军事技术。
然而，马歇尔和其他学者首次指出，凭借新技术和更广泛适用的技能，工业革命使超级明星闪耀出比以往更耀眼的光芒，因为才能过人者能索要越来越高的报酬，而且相对的，他们压低了许多手工业者和职业人士的工资。
随着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之后的场景成了普通人都会考虑的一个问题：当时的英国社会是什么状况？马歇尔所举的例子之一是文书行业收入的降低：“最引人注目的一例是文书行业当所有人都能写字时，曾比其他任何体力工作能赚更多钱的抄录工作已沦落为不需特殊技能的行当。”当曾经值钱的技术成为累赘时，出现了暴力的一幕——勒德分子发起砸毁机器的暴动，这些纺织工人抗议体型庞大的自动化机器使他们的职业失去了意义。在比林顿夫人成功斩获一万英镑的10年后，勒德分子于1811年开始了他们的抗议。
马歇尔聪明地认识到，以上两个反差明显的过程其实有着相互联系：使纺织工人失业的机械化对于个体而言是悲剧，但是机械化作为更广泛的经济转型的一部分在整体上大大增加了国家的财富。不断增长的国家财富的受益者是比林顿夫人之类的超级明星。
早在19世纪，最成功的超级明星就已经充分利用了——事实上，是培育了——全球市场：比林顿夫人在爱尔兰正式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然后回到伦敦一跃成名。她依靠在伦敦的名望结交了一些英国贵族好友，当她在意大利——当时世界上最有威望的音乐市场——首演时，这些好友帮助她精心编排了整场演出。比林顿夫人随之在意大利大获成功，进一步提高了她的身价，当她再次回到伦敦，就能索取到更多的报酬。
即便比林顿夫人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马歇尔认为，她和别的超级明星利用全球市场的程度受到了物理限制。“毕竟，”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能听到她的歌声的人数极为有限。”
马歇尔认为，人声的传播范围限制了比林顿夫人和她的后继者们所能索取的收入，他的这番言论只不过是他的巨著第728页上的一个脚注。但是，在后世的经济学文献中，这一观点被频繁引用，因为它正是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舍温罗森于1981年撰写的一篇重要论文里令人振奋的总结陈词，在论文中他解释了20世纪的技术革命如何进一步增加了超级明星的收入。罗森引用了马歇尔关于比林顿夫人以及她无法扩大事业规模的例子，并论述道：“即使将比林顿夫人的收入根据1981年的物价水平进行换算，那也比男高音帕瓦罗蒂差了一大截。要是1801年就有无线电和留声机唱片，足可想见她的收入会有多高。”
第19节。
查理卓别林——更好的形势
事实上，人们开始利用新技术的经济潜能的时间，要比帕瓦罗蒂时代早得多。这一转变从将近一个世纪前就已经开始了，那时留声机、无线电——关键还有电影纷纷问世。我们来看一下查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