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收入的工作没什么变化；而曾经向美国中产阶层支付薪水的中层工作正逐渐消减，形成中空。马尔腾戈斯和艾伦曼宁描述了在英国发生的相同现象，并指出劳动力市场正“两极分化成美好的和劣等的工作”。
最近有一项调查是关于iPod（苹果公司音乐播放器）对于直接就业产生的影响，其专门研究了这些“美好的”和“劣等的”工作，揭示出曾经的一些中层工作已经消失。三名学者格雷格林登、贾森戴德里克和肯尼思克雷默完成了此项研究。他们在最近的两篇论文中研究了iPod是如何在全球创造工作机会和利润的。他们发现：2006年，iPod在美国境外雇用的人数几乎是在美国国内的两倍——在美国的人数是13920人，在美国境外多达27250人。
也许你不会对这一数据感到惊讶，但如果你是美国人，就会有点儿担忧了。因为从奥巴马总统到2012年总统候选人里克桑特拉姆都曾力挺苹果公司，作为一家展现美国魅力的典型公司，苹果公司将解救美国的就业危机，它也是美国极其善于培养创新家和企业家的一大明证。可是，这些思想超前、勇于探索的公司在美国境外比在国内更有效地促进了就业。
你不必阅读这份关于iPod的研究也能想到有许多海外工人是在中国。在美国看来，如今中国仿佛是一个超级庞大的亚洲巨人，值得一提的是iPod在海外的员工将近一半在中国——12270人。另外，有4750人在菲律宾，相较于中国的13亿人口、菲律宾的9500万人口，菲律宾比中国更得益于史蒂夫乔布斯的天才经营。这一点值得强调，是因为一些美国学者和政治家喜欢将美国的经济困难归罪于估值偏低的人民币和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在苹果公司的例子中，这两项只是次要原因。
下面的事实可能会令你惊讶。即使大部分iPod岗位在美国境外，其大部分工资仍留在美国国内。那13920名美国工人的总收入接近7。5亿美元。相比之下，27250名非苹果美国公司雇员的总收入不到3。2亿美元。
当你观察美国国内iPod劳动力的构成时，这一差别更为显著。iPod超过一半的美国员工（7789人）是零售以及非专业性员工（办公室支持人员、运输和分销工人，等等），他们的总收入仅为2。2亿美元。
苹果创新的大赢家是美国的6101名工程师和其他一些专业员工，他们的总收入超过5。25亿美元，是本土非专业员工收入的两倍多，大大超过了所有在美国境外工人的总收入。这才是“美好的”高薪工作，而其他工作则是“劣等的”。
为什么美国对于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的心态如此矛盾，苹果公司的例子就是一个缩影。美国平民主义者担心美国最卓越的创新产品会在国外创造比国内更多的工作岗位，这样的担心显然是对的。事实上，现实可能比这些平民主义批评者们所认识到的更加灰暗：iPod超过一半的美国国内工作岗位都是低薪资、低技术的。
但是美国也有赢家：苹果的工程师和其他专业员工，他们漂亮的工资单中含有公司扣除廉价的海外劳动力成本收获的最终利润。苹果公司的股东收益更好。在200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林登、戴德里克和克雷默发现iPod创造的金融价值的最大一部分归苹果公司所有。虽然iPod是在中国制造的，但制造方的金融附加值“非常低”。
富裕的国家可以继续保留一些制造类岗位，当然这么做意味着这些工作将更加“劣等”。例如，2012年，美国卡特彼勒公司与加拿大安大略省伦敦市的一家机车装配厂的工人发生了劳资纠纷，我们来看一下卡特彼勒当时的做法。卡特彼勒公司在美加边境的南面——美国伊利诺伊州的拉格兰奇也有一家工厂，里面的工人生产钢轨器械，但他们的工资和福利不到那些加拿大工人的一半。你可以说那是加拿大工会的胜利，表明这个国家的政治文化更好地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但是，卡特彼勒对此的回应是关闭机车装配工厂，让薪资更高的加拿大工人停工，并将一些生产线迁移至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曼西。通用电气也采取了类似的策略，大张旗鼓地将一些制造岗位迁返美国。2011年开张的北卡罗来纳州工厂，其工人平均小时工资是18美元，仅为老工厂里工会工人所挣的一半。
经济学家米拉诺维奇认为，这显现了西方国家工人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杰出成就背后的阴暗面。米拉诺维奇预测，西方国家工人与发展中国家工人的收入差距意味着巨大的移民压力，因为人们会迁移到收入更高的国家。但是，在这个全球商品和资本比人的流动更为自由的时代，其结果更可能是工作岗位转移，而非移民。
第二次“镀金时代”中出现的这种紧张局面，在安德鲁卡内基所经历的第一次“镀金时代”里也出现过。当时，卡内基也觉察到了社会正向贫富两极分化。“在竞争法则下，雇用几千名员工的雇主不得不在经济上精打细算到极致，付给劳工的工资经过了精密地计算，因此雇主和雇员、资本和劳动力，以及富人和穷人之间经常会有摩擦。人类社会的同质性消失了。”卡内基认为，资本主义要求雇主同工人进行最艰难的讨价还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长期以来一直是强调全球化负面影响的卡珊德拉。当我向他提及此事时，他几乎欢呼起来，并立即拿出了论据。“经济理论阐示得十分清楚，”他说，“当你将完全不同的国家放在一起比较——比如中国和美国——就会发现高收入国家的工资被压低了。这一结果是可预见的。彻底的全球化其实意味着美国和中国的工资水平相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完美市场，但我们不喜欢那样。”
事实上，我们不再生活于“上帝庇护下的美国”，而是“上帝庇护下的世界”。全球化正在发生——整个世界正变得富有。这场转型产生的很多代价正由西方发达国家中某些特定的工人群体承担。
我们习惯认为左派具有全球主义的视角，比如自由主义者会担心非洲贫困问题或者印度女子的教育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不再是心怀仁慈的自由主义者，而是残酷无情的资本巨人。
保险巨头AIG（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史蒂夫米勒是底特律一位传奇的绩效大师（其著有一部畅销的回忆录《扭转乾坤》）。他在参加达沃斯论坛时，同我谈到全球化和就业问题：“首先，作为一名世界公民，我认为全球的每个人，不论在什么国家，都应该享有我们在美国已经习以为常的那些机会。全球化真实存在，是不容争辩且长期存在的事实。全球化意味着如果产品可以流动，不同水平的技术工资级差将遭到某种程度的消除，尤其是对于那些自由流动的工作岗位而言。”
如果你运营或拥有一家全球公司，那么至于你是什么国籍，真的无关紧要。但是，欧特、多恩和汉森表示，如果你是美国工人，那么“工资级差的消除”则实在令人苦恼。
范雷南教授说，这种紧张关系已经积累了多年，只是在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了。他认为，金融危机激起了一波平民主义的抗议——从右派的“茶党”到“占领华尔街运动”。
“过去的二三十年，这类事情并不罕见，”他说，“而现在的情况是，随着金融危机的恶化，所有这些问题都变得尖锐突显。”
“双生镀金时代”正在相互促进：新兴经济体的工业化正在为西方国家创建新市场和新供应链——苹果手机在中国生产，并在中国销售；西方国家第二次“镀金时代”的新技术加速了发展中国家的第一次“镀金时代”——与19世纪相比，在这个计算机和即时通信的时代，建造铁路或者钢铁厂变得容易多了——发达国家同时也为工业化中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肥沃的市场。
美国布朗大学政治学教授阿舒托西瓦尔希尼生于印度，他在南部城市班加罗尔度过了人生一半的光阴，他的妻儿也在那里定居。2011年11月，世界经济论坛在孟买召开，他在出席会议时告诉我：“印度的镀金时代将是美国第一次和第二次镀金时代的结合，且这种现象正出现在21世纪的印度19世纪的信息传播速度无法同今天相比。如今，8亿印度人民用手机互相联系着。”
“双生镀金时代”也会互相阻碍。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一个解释就是：中国“镀金时代”和西方“镀金时代”间的冲突造成了危机——财政失衡作为中国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的重要部分，也在信贷泡沫扩张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而正是2008年的泡沫破裂才引发了灾难性的后果。
两个“镀金时代”有许多共同点，并在互相强化。两场转型都在创造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压力，一部分原因是变革通常是艰难的，另一部分原因是这种猛烈的转变带来的回报是非常不平等的。
此外，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整个世界不会再拥有释放压力的“逃生阀”——第一次工业革命时北美和南美的边疆。当城镇化的负担太大，或不公平现象过于严重时，欧洲的民众会抱团移居国外。但即便存在这样的选择，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制造的冲突和不平等，也通过了半个世纪的革命和战争才得以解决。
“从长远来看，我们会状况良好，”范雷南教授说，“但这取决于你选取的时间范围。毕竟，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损失。最终，人类将繁荣昌盛，资本主义会起作用。但是从中等时间长度来看——如三四十年——可能会出现难以置信的混乱状况。我很担心接下来几年会发生什么。”
第7节。
若以超世脱俗的全球眼光来审视超级精英，短期的“混乱”在“双生镀金时代”的转型力量面前相形见绌。
对未来悲观的人强调了社会收入的不平等以及由于西方中产阶层的逐渐消减而形成的中空，但奥尼尔先生总结全书时，用真挚的话语反驳了那些悲观的人：
这是一段激动人心的历史。这段历史所关系到的远远不止商业和经济。我们正经历着可能是有史以来财富和收入差距的最大转变之一，这种转变才刚刚开始。有些人认为一小撮人从全球化的成果中受益并增加了财富，此说法伤害了处于社会边缘的群体。每当我听到和读到这些数不尽的不实报道时，我都感到恼怒。全球化可能会在某些国家境内加剧不平等，但从全球角度来看，全球化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在空前的范围内缩小着人类的不平等。“金砖四国”和其他类似国家的数千万人民正由于本国的经济增长而脱离贫困。虽然我们容易关注到中国产生了许许多多亿万富豪这一事实，但我们不应该忘记在过去的15年，超过3亿中国人脱离了贫困高盛预计，随着“金砖四国”和“新钻十一国”的发展，2012~2030年，全球将有2亿人迈入中产阶层的行列我们不应对这样的发展前景忧心忡忡，而应该充满期待，憧憬未来。广大人类正有机会享有财富创造出的果实。这是一个伟大的场景。
奥尼尔先生对中国和印度富裕起来的人们所持有的同理心，并不是我们对“双生镀金时代”抱以乐观的唯一原因。另一个原因是过去两个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必然会整体提升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水平。
圣菲研究所的布瑞恩阿瑟教授写了一篇关于计算机革命和“第二经济”兴起的论文。在“第二经济”中，大部分工作通过机器与机器间的“对话”完成，人类几乎不干涉其中。而总部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灰狗巴士”公司会计和运营总经理约翰巴兰诺斯基如此回应这篇论文：“财富可能以我们无法想象的某种方式被创造，以及被消耗。”巴兰诺斯基先生写道：“在过去，生产力消灭了数百万个岗位，又创造了数百万个岗位。虽然这具有强大的破坏性，但从来没有对总体就业产生负面影响的先例，我们也没有理由预测未来（以及第二经济的影响）会有所不同。”
阿瑟教授的回应是，他希望巴兰诺斯基是对的，但是他提醒道，我们没有证据证明今天的技术革命最终真的会让我们所有人变富。
“你认为新的财富繁荣会创造新的工作，我希望你说的是对的，”阿瑟教授写道，“有种观点认为这种情况经常出现，经济学家称之为萨伊定律。但现在许多经济学家都认为这只是理想中的信条，而在真实情况下并不正确。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第二经济出现以来，我们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裁员，现在我们面临着持续的结构性失业。我希望社会能创造出工作岗位，也许真的会。但更有可能的是——同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情况一样——我们将不得不彻底重新调整整个体系。我们需要找到分配新财富的新方式。”
快乐的农民和沮丧的百万富豪
在西方，全球化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往往有一个共识：新兴市场——尤其是新兴市场中崛起的中产阶层，是全球化的大赢家。只要GDP在上升，这一点就毋庸置疑。然而，正如西方国家的第一次“镀金时代”并非能使每个人都受益，发展中国家的“创造性破坏”时代同样面临重重困难。
举例而言，有关收入和幸福关联性的国际研究最近揭示了一些与直觉相悖的发现。直到几年前，关于金钱和幸福的主流理论还是“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Paradox）。1974年，理查德伊斯特林发现，越过了一个相对较低的阈值，更多的钱不会使你更快乐。但是经济学家得到更完善的国际数据后，发现“伊斯特林悖论”仅适用于单一国家内的跨代情形——即使你可能比你的父母更富裕，但你可能不会比他们过得更幸福。在跨国的情形下，数百万的海外移民认为：富裕国家的人民通常比贫穷国家的人民更加幸福。
然而，最新的发现显示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即移民到更富有、幸福度更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