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个时期，即使不靠政府，也还有自己留学这一条路。特别是去日本，又经济又便利。因此，当科举的大门关闭之时，读书的青年人因为没了出路，非常多的学生就东渡来了日本。不仅学生，很多革命家也来到这里。革命党“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推翻清朝政府是当时中国人所持有的心理，革命是“必到”之事。在东京的学生和革命家都感到体内蕴藏着某种兴奋。
在东京都电的神保町与骏河台下之间，朝北向有一家书店。店名我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书店有一面陈列窗，陈列窗内摆放着《民约论》啦、《无政府主义》啦之类的书，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非常之畅销。书架上放着林琴南将西洋小说按照中国口味改写而成的作品以及古老的《水浒传》、《红楼梦》之类的小说。当时的日本人正沉浸在几次胜利的喜悦之中，对中国人的举动亦没有特别干涉。学生们由于那附近两家中国餐馆的存在，总算平复了对公寓膳食之不满。在这一学生界的幕后，革命组织正在不断发展壮大。顺便交代一下，所谓的革命没有丝毫英雄主义色彩，抓到了就要被杀头。孙文、黄兴不时地在东京露面，学生都欢迎他们。
另一方面，渐渐地学生多起来，也不知对日本有何妨碍，总之警察当局制定了所谓的学生取缔规则。因是公安局的立法，很像近来的出入境管理法。对象是外国人，本国国民不大注意这个，故而无需考虑什么民主、立宪、人权之类的，可以随意进行逮捕、驱逐、查抄。对此，留学生们以全体回国来进行了回应。
不过另一方面，为革命家提供帮助的人也为数不少。而且还有“###浪人”。这个在当时——当然任何时候都一样——可能是出于这样一种普遍的想法，即认为对于外国的反政府派，若为他们提供保护，日后会用得着。可当中华民国成立时，最晚一个表示承认的也是日本。据说当时认为“中华民国”一名对帝制日本有不良影响，而发明了“###共和国”这个名字的是外务省的官僚。中国人对待外国，出于礼貌，都使用好字，如英、美之类，可是日本的汉学界，却对别国不用好字相称。
孙文和黄兴进行了多次革命尝试，终于于1911年10月取得了成功，即辛亥革命。然而新兴知识分子以及同盟会却没能维持此次革命的成果。不久孙文也将总统之位拱手让于袁世凯，自己很快站在了反对党的立场上，被迫从头再来。一切旧官僚都不希望自己的地位被动摇，因此革命党无法发动他们。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革命与文学——记同日本有关的人和事（2）
回顾辛亥革命以前，情况大抵如上所述。科举制的存在，导致中国自古以来政治与文艺关系密切，因为人们以文章来书写政治。这文艺之中已经不包括卑俗的小说。那些科举落第、衣食无忧但却庸庸碌碌或者是衣食不足、卖文稿写小说的人才搞我们所言的文艺。林琴南自己读不懂英文，就让别人给读，之后取其情节，人名处随便编几个中文名字。《老残游记》列举了官场的种种腐败现象。清末时期的作品，像严复、章炳麟、黄遵宪、李宝嘉等人的著作，都是将欧洲的作品、政治、文艺、文明等各种东西杂烩而成的。与日本有着很深渊源的苏曼殊也生活于这一时期。
据说在日本，直到德川末期，都有说书人讲《西游记》。可是那些清朝末期的文学，尽管很多甚至就创作于东京市内，在日本也不过是知道的人偶尔拿出来翻翻，很快又忘到脑后了。明治开化以后的日本与中国作别，对待留学生一直采取取缔政策。看来这就是日本政治家的传统。
我不知道中国文学史家如何阐述清朝末期的文学。当时的文人卖力地学习外国文学，时而摆弄两下自己的古典文学，对革命虽然热心却未必参加。如鲁迅翻译《月界旅行》等也是那个时候的事。
就在这样一种时候，辛亥革命把我们从皇帝统治下解放出来，这一刺激非同小可。说是要写辛亥革命以后的事，现在却写了很多清末的事情，这是因为这一文明开化时代先于新文###动，对此充分了解一下为好。
革命后，虽然仍有梁启超的《庸言》以及《甲寅》之类的由清末人士主办的杂志发行，不过都微不足道。重要的一件事是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另外还有《新青年》的创刊，它成为北大及其周围学者的论坛。
当时的政局很糟糕。又是袁世凯妄图称帝，又是张勋企图搞复辟。日本给袁世凯送去“二十一条”，留日学生全体回国，那以后赴日留学的人减少了。
尽管政治混乱，北大却在成长，《新青年》也涉及各个方面，探讨了文字、注音、白话、礼教等问题。
其中对白话文的讨论最为热烈，这一点很多人都知道。本来的白话，官府时常用来向百姓发布通俗易懂的口语告示。不过这里所提倡的白话文学，指的不是这个，而是主张将一切文章都改成白话文体，倡导摒弃古典所持有的种种弊习，如对偶句等。这一讨论始于五四运动的两三年之前，总括起来可以称之为五四新文化运动。
创刊之初的《新青年》，我只看过一两本，因为当时身在日本留学。我还记得当时的两个感受：一个是看了卷尾的小说，感觉“很糟糕，还欠一些火候”；再一个就是发现自己也一直在思考的白话文问题给对方抢先了。《新青年》的同人大多本身不是小说家，也难怪拿不出好的范本来。不过没过多久，渐渐地就出了作家。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就属于这一类。
关于鲁迅已经有很多介绍，在这里就省略不谈了。辛亥革命之前，清末文学有这样一种类型，包括苏曼殊等也属于此类：他们不问政治，看到新奇的东西就学，并译成旧式文章，若有朋友要出版东西，求到头上便写，若是商业出版社就谈妥稿酬，哪怕章回小说也来者不拒。留学日本时期的鲁迅写《月界旅行》也是在那个时候，苏曼殊翻译拜伦的诗也是在那个时期。因此在中国，较之日本明治时代的名著翻译或者大部头的创作，难免有几分杂乱。《小说月报》这一历史悠久的商业性杂志，那个时候已经出版，服务于有着读书趣味的群体。如果没记错，茅盾应该在其中。鲁迅也不是直接参加辛亥革命的人，说到底还是个文笔之人。
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讨论几近尾声之时，以往的清朝风格的文艺已经消失殆尽。报纸更是使用现代文体。在北京，除了《新青年》之外，又出现了《新潮》等杂志，再后来《语丝》问世了。在上海，由欧洲留学生组织的文学研究会，以《小说月报》为根据地；在日本，郭先生指郭沫若。——译者注成立了创造社。这一时期，革命虽然暂时取得了成功，政治前景还很不乐观，虽然已经发生了五四运动，那期间新文学所倡导的一些主张还处于逐渐付诸实践的阶段。鲁迅在北京任教，同时写小说。郭先生虽然身在日本，不过同上海保持着联系，他在酝酿着出杂志，于是游说留日的友人网罗材料。郭先生的诗很美，在文艺批评方面有好帮手成仿吾，此外郁达夫式的浪漫文章也与时代方针很是吻合。还有何畏等的诗作。我也写过一些浪漫风格的习作。在众多友人的支持下，《创造》开始现身上海，不久开始了其评论活动，胡适首当其冲受到了攻击，并且还指出街头上旅欧归来人员之欧文误译，以示留日学生在欧洲文学方面亦略胜一筹。这一时期可以称之为新文学的实践期，而创造社正可谓从旁抢过接力棒的短跑运动员。 。。
革命与文学——记同日本有关的人和事（3）
五四新文###动承接清末文学，诚然是进步的。为之写作的作家也逐渐产生。然而，知识分子阶层逐渐走向潦倒，因而难有日本人那般的闲情雅致，工作之闲暇还可以看看书。随着国内外形势愈趋严峻，他们逐渐将精力放在寻求自己的“出路”上来，只有《小说月报》及巴金的小说还读一读，希望能有所裨益。《创造》虽然提出了浪漫主义，也没有什么大成就。倒是看了那上面的论战，觉得蛮有趣味。不久《创造》同鲁迅也开始了交锋，而且同《语丝》也打起了笔仗。
就在人们为此瞠目结舌的时候，创造社一改以往的文学革命工作，开始推行起革命文学来。那是因为在京都河上博士门下的彭康和王学文等五六人归国而来，这些人都是学有所成之人。他们受到了郭先生的欢迎。于是一段时间之后，《创造》便开始倡导革命文学，并在这一时期影响了诸多青年。在最恰当的时候崛起的创造社不久关闭，同时将接力棒交给了以鲁迅为统帅的“左联”。
这一时期，孙文已由广东开始北伐。队伍之中有保罗金在内。然而一进入南京，左翼便全部遭到驱逐。就像屡次的革命屡次由于旧势力的干扰而失败一样，南京政府一成立，便将在北京候命的小官吏们装满一船运到南京来，财阀们则立刻着手敛财聚宝。那之前，孙文在北京无奈地在遗嘱中写下了“革命尚未成功”的字句。郭先生这一时期针砭政府的文章很有名。我在东京看到了。我那时还在东京的研究室。
我回国时已是1930年，创造社关闭，好的理论家已去。鲁迅虽坚持办着自己主编的《奔流》，却戛然止住了与《创造》的论战，待“左联”一出现便调头成了其统帅。郁达夫当时在编辑《大众文艺》，我回来便甩给了我，不久也关闭了。
这一时期胡也频他们惨遭杀害。丁玲办了几期《北斗》，后来又有《文艺新闻》等问世，最终只有鲁迅留在上海。
这一时期，在江西省举办了大规模的延安之旅活动。上海、北京等地的文学活动则陷入了停滞状态。在这个空当，良友等书店汇集了左倾之前的新文学成绩，由于作家大多不在上海，不必付版税，从而完成了“新文学大系”这一遗产整理事业。
没过多久，开始有书店出版消遣性杂志。林语堂的《人间世》、《论语》等开始面世，还载有一些小品文。林语堂先生以美国人喜闻乐见的书写方式传播中国文化。为此他罗列了自己所知道的中国典故，为与对方格格不入的风俗进行辩护。竹内氏所说的尝了他所做的“美国口味中国菜”，令人作呕，指的便是这个。这种风格也为国人所厌弃。看来，作家由于久居外国便迎合该国口味去写作一事须三思而行。
在白色恐怖下，鲁迅辞世而去。转年，由卢沟桥揭开了日本正式入侵的序幕。随即便是抗战。知识分子大多去往了重庆等地。
由于篇幅所限不能再多写了，幸好以这一抗战时期为题材的作品已由诸位先生陆续译了出来，它们是：
黄谷柳的《虾球传》（岛田氏等译）
周而复的《白求恩大夫》（岛田氏译）
李广田的《引力》（冈崎氏译）
老舍的《四世同堂》（铃木氏等译）
丁玲的《我在霞村的时候》（冈崎氏译）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坂井氏译）
草明的《原动力》（三好氏译）
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岛田氏等译）
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饭塚氏译）
林语堂的《暴风雨中的树叶》（竹内氏译）
周而复的《八路军》（春日氏译）
可能会有二三遗漏。据说鹿地亘氏译了《暴风骤雨》，斋藤氏写过几篇陶行知的事迹。
将如此众多的材料通通变成译本，诸位先生的热忱令人感佩。通过这些文献，足以看出抗战期间的文学进展情况。丁玲以及赵树理对人民文学所做出的贡献也见于其中。
抗战结束，几年之后成立了人民政府。当然，人民的文学并非在一日之间取得了成功。如果说在辛亥革命中，孙文将整个民族浓缩于接力棒之中交了出去，那么在历时三十八年之后，当年那个接力棒变成了一个鲜艳的五彩之棒，重又回到了人民手上。今后会出现何等作品，我们唯有拭目以待。
这三十八年又似乎相当漫长。革命屡次受挫，尽管每每都有预见，却又无法阻止这种打击。文艺与政局并行，但与日本不同，多数都是冲锋在前。究其原因，即在于文人之文弱。郁达夫写日记而没有尝试革命文学的创作，然而却丢了身家性命。误入歧途而与侵略者往来者有之，因身为文学家看破红尘而弃笔者有之。然而，他们中无人不相信中国革命的成功。
清末的文学大可以自成一章。新文学，从辛亥革命之初起于北京的五四新文学倡导，紧接其后的鲁迅等人的作品，接下来的革命文学的提倡，无不是理论与创作交互进行；经过后来的延安转移及停滞与抗战，现如今，随着识字的普及，不出几年可能就会实现向人民文学的转化。这就是说，文学接力棒历时三十八年，终于完成了由清末文人向人民的交接。
倘若篇幅允许，我真想对这三十八年革命期间的作家、作品逐一做一番考察，考察一下作家的成长、其不足之处。考察一下作品的产出、读者的情况，特别是其与日本文学界的迥异之处，无论如何不能为日本人理解之处。而这只能待像林语堂先生那样用美国人能够接受的方式讲解中国的天才诞生，要么就是日本人再主动一些来认识中国。
原载日本《文学界》杂志1952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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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
我到了上海，除了创造社别无所知，只好去了那里。创造社同鲁迅、郁达夫关系都很糟，因此谁都不肯带我去见他们。
不久我见到了郁达夫。去了他那里。郁达夫很健谈，喝酒，出自己的全集。我孤陋寡闻，不解其争论与感情的原委，总之同郁达夫是老朋友，不时见面。
在郁达夫的周旋下，我译了辛克莱的《密探》，聊以谋生。
那日，郁达夫带我去了鲁迅寓所。我心想，同鲁迅见面免不了要被年轻人说三道四吧。郁达夫夸夸其谈，鲁迅一味地吸着烟，我一声不响地听。
创造社关闭。郑伯奇创建艺术社，决定上演《西线无战事》。我去农村写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