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来日本，听说吴清源受到很好的待遇，甚为宽心。我无意论及在过去的战争中侨居的中国人所受到的麻烦。既然和解了，就要将过去统统忘掉而互相信赖。然而在战争期间所显露出来的根性，却因为已经显露了出来而无法抹掉。由于这所谓的根性容易再一次显露，故而要得到信赖，就有必要作出使其不再一次显露的努力。这一点应时刻记在心里。吵完架握手言和，举杯庆祝，用不了多久再吵，这种做法是要不得的。 。 想看书来
箱根游记——访吴清源（2）
有些离题啦。虽然偏离了科学和艺术的话题，关于爱惜天才的事，还是想说上两句的。
我们享用了老太太精心准备的午餐。山庄里没有孩子，因此两个孩子的到来给老太太和夫人增添了很多乐趣。他们身上兼有在家的顽皮与出门在外的矜持，很是讨人喜欢。对我这样的老者来说，要同老太太唠唠家常以及聊聊中国的事儿，小孩子在旁还是有些碍事的。因此，决定把闲谈往后放一放，今天就哄着孩子们好好玩上一玩。
等候多时的多贺谷先生露面了。他是读卖指日本的《读卖新闻》，此报一直支持围棋活动。——译注的老人儿，是吴清源的经理人。一问比我年长，故为老大哥。这样的人近来不多见。辉川称他为覆面子即隐姓作家。——译注。我因为不看报上的围棋报道，不知道这样的代名词。
我们在初秋的凉爽午后，全体出动去了湖畔。从车内所看到的仙石原令人十分惬意。较之我记忆中的二十年前的景观，树木增加了不少。远处道路通过山腰。我对清源说：
“要是有马就好啦！”
“我也和您有同感啊！”他带着会心的微笑说。我和清源都是南方人，却都很熟悉北方的马。“与您有同感”这个词，我从没用过，感觉在日本似乎也是到了一定年纪的人才用的高雅的语言。肯定是由于从小就置身棋界，所接触的人都比自己年长，所以才使我们清源所用的语言变得老成了。如今在中国，棋也衰落了。因为进入半殖民地状态之后，知识阶层也难以安闲度日了。蔡元培曾经劝慰大家专心于革命，说中国的古董固然重要，但是眼下我们不必顾及这些，散落了将来再拾起来就是。我们希求彻底的革命，故而如今先于日本在亚洲扎下了根。眼下日本正在处心积虑，恨不能摇起自己的岛国之桨前去与西欧合流。我坚信有朝一日，日本一定会回归亚洲的。
多贺谷向我详细讲述了清源的经历。他说：“辉川不赞成吴先生去台湾旅行。”我听了，很赞成他的慎重，说道：“我也这么想。”
到了湖###。这里有一些只有房顶的小房子，房顶涂着油漆。这便是用来烘托登山气氛的露营点。真是有趣。我们成了湖上之人，坐上了乘客稀疏的游艇。对于湖，我感慨颇深。迄今为止我接触过中国众多明净的湖。日本的湖大多比较深，且位于森林之中，因此幽暗神秘。
孩子们对这个轮船感到很新鲜。对大人们来说也很新鲜。老太太给他们穿上了绒线衣。最上层甲板的客人只有我们这一大家。呈现在对面的原箱根宾馆的盛况，使我不禁想起记忆中那只有一个红色牌坊的昔日景观。
所幸，我得以徒步走过旧关口，能够亲眼得见其地形，从而引发了我对破关一事的思考。我想，人类有着争斗之本能，有着掠夺、杀戮之本能。而作为政治，有两种做法，一种是抑制这本能，一种则是煽动这本能。
同孩子们做草叶笛，走累了再坐上汽车，就这样终于回到了山庄。之后，我们抄近路进了名叫俵石阁的温泉旅馆。我体验到了近来时有耳闻的温泉之乐趣。来日本以后一直没有那个闲暇。我对多贺谷先生说：“今天，我也是来日本以后第一次过上了堪称悠闲的日子啦。”他把这个旅馆当作常住之地，好像还在继续编辑清源的棋谱。他对清源的事儿非常上心，着实地道可靠。在中日关系决非完善的眼下时节，或许对清源的爱惜还会让他再一次被卷入时代的激流之中。想必他会慎重从事吧。
我们美美地睡了个懒觉，第二天为了去坐孩子们没坐过的早云山缆车，又出发了。老太太为我们做的饭团子沉甸甸的。
好在所到之处夏客都已退去，很是清静。国立公园很是漂亮。当然不乏显贵们的清幽的别墅，而平民百姓则做了公共汽车与观光业的饵食，税款变成了柏油路吧。或许想这些事情会很扫兴吧。由于不去想这些而一味地工作，所以日本人的勤奋备受嘉许。
缆车漂亮而有趣。孩子们以往只在画本上见到过，这回第一次见到了真的。孩子们的母亲言道，在画本上见到缆车的孩子，有几个真能见到实物呢？母亲们往往能想到一些有趣之事。
清源夫妻俩是一对好夫妇。辉川敦促我们两家相见。他视吾等为“有常识之中国人”而发表中肯之见。他揣测，声名远播的“吴清源”恐已厌倦了与名士之交，故以此贫士相荐。如今日本对国人而言亦为“乐园”，有各类中国人来此。尽管事实上都是“有常识之中国人”，却由于各种力量的作用，成为了形形色色之中国人。我们是在日本容身的“善良的市民”，对民主日本最为善意之人。如果日本国民一如既往地笃信报纸、广播，可能什么也感知不到。费泽斯通先生也对我的妻子讲过，他说，你们对日本做了贡献，对日本来说是可贵之人。然而，一般的日本人却并不欢迎我们。这是军国主义时期教育的结果。
又有些偏离正题了。身着立领麻布衣装的吴清源不管怎么打量，在国人中都属于不知贪污为何物的“忠厚人”类型。如果从他身上除去那一点优雅之气，也就同从前来日本做卖伞生意的福建人没有什么两样。而与之分属不同类型的夫人，则是我们所敬爱的那类日本女性。
我们乘电车下了早川谷。树木更加繁茂，坐飞机时从上空俯瞰大地，就像深海之底。与此类似，沿山谷下行时，就像突进地狱一般。我们在官之下辞别了主人一家。
我们到了小田原，辞别了永田之后，上了火车，与两个精神头十足的孩子分吃了冰激凌，与辉川一路无话，同行至江户川畔。我们两家一家住在河的左边，一家住在河的右边。
1951年1月29日，于千叶大学医院
变异开放的兰花——记一位护士长的故事（1）
初识她是在我所主持的热带医学月会上（所以这里讲的是发生在台湾的事）。台北保健馆的王馆长说自己身边有一位很风趣的女士，说是此人新近由美国归来，在他那里任护士长，培训公共卫生护士，有着一流的见识，并建议邀她到我们的月会来。我们都表示赞成，决定同她座谈一番。
会上我见识了什么叫伶俐。她所讲的是多伦多的护士培训，是我们搞卫生这一行的人所熟知的事儿。不过可惜的是，关于面向美国黑人的恩惠医学与迄今为止在台湾实行的日本式温情医学，她没有发表任何见地，而是以“护士要有效利用医师，尽最大职责护理患者”这一意见结束了讲话。听罢让人觉得仿佛医师成了为女主人修理枝形吊灯的电工。我们这个月会的参加者个顶个都是医疗卫生方面的前沿人士，是做新规划之人，故而听人把在那边学到的东西搬到这边来讲述，都唤不起谈论的兴致。
过了不到半年，听王馆长说，她调到大学医院做领导去了。我负责管理大学的医学研究所，对大学医院的事情不甚了解，特别是上了些年纪后，为预算、人事安排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暇了解年轻人中发生的事情。不过，尽管我在护士之中没有朋友，又并非听她们诉苦的角色，传入耳中的抱怨之声却渐渐多了起来。
她们这些伶俐之人注意不到理论，却善于观察所谓的空气。说得简明扼要些，即校长（指总长）有如此考虑：台湾的医生人数虽在日本殖民时期有所增加，但因大学医院是唯一的大医院，来自内地的官员都集中到那里就医。这样就有必要迎合他们的习惯。大学医院按照以往惯例，实行的是日式教授权威医学模式，因此，医院必须由以病症为本向以患者为本进行转轨。来这里的患者都喜欢原来的欧式医院，不喜欢日式，像什么口叼烟卷、留着学者发型的医生以及一副幼稚平庸之相的圆脸护士们凑到一起嘻嘻哈哈的现象，都必须改革。校长见了女士一谈，两人不谋而合。自古以来，中国的当权者一旦发现能替自己做出成绩的人，都会对之加以重用。于是，校长将原为医学部管辖下的医院，变为大学管辖之下。这样一来，校长直接指挥院长，医院收入也不再拨给研究所以及医学部了。另外还设了个护理部，任命她为部长，并将其薪水提到院长之上。这样一来她自然就可以支配院长了。也许关于这些事情，学部长、院长都没有注意到吧，总之就那么付诸实施了，可见校长还是蛮有政治魄力的。
由于这个缘故，引发了如下所述的各种滑稽事儿。现在，我便把它们作为他山之石讲给大家听。如果大家认为护士们只要像以往那样做医生的好助手就行了，那么我就没必要罗嗦了；可是今后要成为美式的有极高能力的护士，就需要比医生更不凡的智慧。
且说她当上了护士部长，她提出的各种要求都一步步得到了兑现。先是有了部长室。想当年自己在护士学校学习那会儿，护士学院的美国女院长戴着三条杠的帽子在一间又大又漂亮的房间里办公来着。幸好这个医院有个尸位素餐的副院长，就请其把房间给腾了出来。端坐在部长室豪华的办公设备之中，她的品位俱显了出来。以前那个土里土气的护士长被赶到了角落里，新进来的众多女士则个个神采飞扬。院内护士的任免证书也在这里印发，研究部门就连雇个勤杂工都要经过校长室，而且要等两个月之后才能做出决定，而在这里，已经开始自行处理院内的人事安排。医院收入不断汇集到护理部，在院长为教授作研究用的一瓶酒精盖章的工夫，她房间的窗帘、桌布就足以美化一番。临床的教授们向我报告说：身为院长的堂堂儿科教授，只要见她一掏烟，就马上为她点火；见她要出门，便赶紧开门侍候；下班时，要替她开车门，送她上车。我们都笑了，本来不管在哪里，儿科医生大都有一张娃娃脸，喜欢孩子也讨人喜欢，有着天真烂漫的天性，因此谁也不嫌他。由于备品仓库搬到了护理部，一旦下了班，手术过程中急需的东西便拿不出来，破伤风的血清取不出来。医生无奈之下，只好让患者上街去买。过后护理部还要责备其违规。
变异开放的兰花——记一位护士长的故事（2）
护理部的人员一次几十人地不断增加。由于住院费也在提价，一般患者逐渐减少，不过这无所谓。更有甚者，教授早晨到手术台，见一陌生的护士长指手画脚地在指挥人挪来挪去。一打听，才知道，护士长正在向她从前所在的医院模式看齐。问句你是谁，答曰这里的护士长。可不是吗，关于手术台是教授的地盘还是护士长的地盘，并无明文规定啊。无奈之下经过一番讨论达成妥协，为了将来合作愉快，也为了避免拿取器械的护士给调到病房去。没想到相安无事过了几天，突然又换人了，因为其他科的护士长怀孕了。一乡下老太战战兢兢地站在屋外发愣，说是女儿在这里做护士，可是近来不像以往那样往老家寄钱了，希望能帮着训导训导；没想到反过来自己倒被训导了一番，说什么护士自己的生活也需要钱，买衣服和学习都要花钱，没法为你训导。老太太给弄得茫然不知所措。
护理学院搞了个什么纪念游艺会，想向欧美那边看齐。谁知中国人对那类事情压根儿不感兴趣，也没人来。听说准备过剩的食物都均摊卖给护士们了，使得护士们牢骚满腹。由于一下子拿出那么多预算，很是出乎人们意料。见还有这份闲钱，于是助教们集体请愿要研究费，得到的答复却是那笔费用要急用于加高床腿。问曰有那个必要吗，答曰这关系到你等诊察的方便。身强力壮的青年医生们说我们根本用不着，你又不坐诊，用不着来指挥这些事情。别的不说，床加高了，患者上下不便，而且还有可能掉下来。然而对此，女士的答复是，做个脚搭子就是了。这口吻明显是要强行坚持自己的意见。还说，这样做也是为了外国给的床单能拖垂下来。“那把床单剪短不就行了？”“人家外国好容易给的，剪了能对得住人家吗？你们怎么就不能体谅一下呢！”她说。在场的教授在旁说道：“要从患者的需求来考虑，对手术患者以及需要安静的患者来说，可能还是高点儿好些。一般患者可能还是要坐着舒服的好些。对医生来说可能还是比较高一点儿的好，不过花费巨大的款项加木腿也好，做脚搭子也好，都不是一件小事，不如下次新做时再做得高点怎么样？”他试着提出了妥协的意见。可是她还是坚持不让。“那样一来有高有矮就不统一了，”她说，“我不能同意。”结果，迫于大家的气势，院长也没有立即盖章。不过，研究费当然没有增加，而一个月之后她的意见竟然堂而皇之地通过了。据说是校长找了个机会于笑谈之间向院长下达了指示。
在台湾，一点小事也要登报公之于众。一次，有人以医院看守的名义，不顾近来院内禁止做饭的规定，翻栅跳窗地把炭炉带了进来。有人由于没能将其抓获，而陷入被免职的危机。于是报上就登出了务请各位多多合作，别让我们丢了饭碗的字样。这无疑是他们对饱受女士责难的一次发泄。不过，倒是有一点，即对于以往那些无赖承包工，女士经过三次换血，把他们全部成功地清除掉了。以往院长一直对这些人很头疼，换成厉害强硬的女士，他们也都服帖了。
这类事情不胜枚举。此类笑料我们就此打住。担心医生们对医院彻底失望，我身为长者，时不时到她那里坐坐，希望能打开一个突破口，得到她的配合。然而，她总是抱怨别人对她不理解，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