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敢在南京皇宫内号令天下；第三是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北京定为首都，所需钱粮，还得仰仗江南，以当时的运输条件，这也是个不易克服的困难。
不过，朱棣委实不喜欢南京，从永乐七年开始，他让太子留在南京监国，自己时时跑到北京住下来。当时的情况是南京仍作为首都，而北京则成为行在。实际上，早在永乐四年，朱棣就开始了北京的建都工作。
据传，明北京城及皇宫的设计者是姚广孝。这个姚广孝同元朝的刘秉忠一样，也是和尚出身。所不同的是，姚广孝到死也没有还俗。
姚广孝在元大都的基础上，扩建和改建北京城。他没有保持“哪吒城”，而是按儒家的观点，把北京建成一座方城。而皇城（紫禁城）则在方城的正中央。
北京城的建设，整整进行了十五年。这期间，为配合迁都，朱棣做了两件事，一是从江南各地向北京大量移民；二是疏浚运河，打通南北的运输干线。据记载，洪武三十年，通过海运由南输往北方的粮赋只有七万石，永乐六年，就增至六十五万石。永乐十二年，由运河输往北京的粮赋增至五十万石，另还有四十万石由海运输入。到了十六年，由运河输往北京的粮赋就已高达四百六十万石。
当北京的财赋供给与人口都不成问题时，朱棣就发出迁都的诏令。北京不再是“行在”而变成了首都，南京则变成了留都。
迁都的正式实施是在永乐十九年（1421）正月。此前，朱棣封赏所有参与都城兴建的人员，其中有一个苏州匠人蒯祥，封为工部侍郎。如果说姚广孝是明北京城的总设计师，这个蒯祥就是总工程师了，所以功劳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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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的短命成就了北京城
迁都最初的几年，围绕该不该迁都的问题，一直争论不断。朱棣为了压制反对派意见，杀过几个人，包括前面提到的萧仪。
自从萧仪死后，朱棣再没有为迁都的事杀过人了。这是因为那一次雨中跪辩，所有的部院大臣与科道言官都看清了朱棣的决心：迁都不容置疑，哪怕老天爷震怒，再雷劈十座奉天殿，朱棣也决不会把金銮殿搬回到南京去。
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朱棣死。他的儿子仁宗继位。次年改元洪熙。仁宗同他的爷爷朱元璋一样，喜欢南京，登基之后，他决定把首都再搬回南京。但刚有这个想法，他就死了，在位还不到一年。仁宗的儿子宣宗继位，他是朱棣生前最喜欢的皇太孙。宣宗同朱棣一样喜欢北京，于是更改父皇的旨意，作出了暂不迁都的决定。这个“暂”字是为了给父皇一个面子，其实宣宗压根儿就不想迁都。
所以说，某一个地方的兴衰，的确与政治家的决策有很大的关系。如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该城是张居正执政期间，为开放边境贸易而倡议修建的“板升”城；再说今天的深圳市，如果不是邓小平倡导的改革，恐怕至今还是保安县的一个小渔村。北京城的运气非常好，一是碰到了忽必烈和朱棣这样两个皇帝，对它情有独钟；二是负责修城的刘秉忠与姚广孝，都是非常有见地的设计师，没有他们，北京城不可能有令世界瞩目的帝京气象。当然，仁宗的短命也是北京城作为首都得以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他再活十年，北京城会是怎样的命运，就很难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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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孝子，一场悲剧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开篇引用的《临江仙》，想必所有的三国迷耳熟能详。我十一岁时读这首词，内心便受到感染，产生难以排遣的惆怅。后来，当我第一次坐上渡船行驶在长江上，便禁不住吟诵“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读到词的结尾“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时，年少的我，虽不大理解这词中的苍凉，仍然觉得这种感伤既让人亲近，又让人害怕。
等到成年后，我才知道这首词的作者并非罗贯中，而是明嘉靖年间的杨慎。罗先生创作出不朽名著，但非杨慎之词，不足以表达他小说的主旨，可见这首词所含蕴的人世沧桑，具有多大的震撼力。
但是现在，我却想让读者读杨慎的另外一首诗：
七十余生已白头，明明律例许归休。
归休已作巴江叟，重到翻为滇海囚。
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
故园先垄痴儿女，泉下伤心也泪流。
这首诗名为《六月十四日病中感怀》，是杨慎死前二十多天写下的，语极凄伤，可谓字字血泪。这首诗的背后，隐藏的是杨慎一生巨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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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一家是怎样结怨于皇帝的（1）
杨慎，字用修，别号升庵，出生于四川新都一个官宦世家。祖父杨春，成化十七年进士，官至湖广提学佥事；父亲杨廷和，成化十四年进士，先于其父一届，时年十九岁。杨慎是杨家入仕的第三代，正德六年二十四岁时参加会试，殿试第一成为本科状元。一门三代进士，还出了一个状元。这样的家族不仅仅在新都，就是在全国，亦属罕见。
杨家三代官员中，官当得最大的当数杨廷和。他入仕四十六年，除正德十年丁父忧回家守制三年外，余下四十三年全在京城为官。成化十年，从翰林院庶吉士干起，历任翰林院检讨、修撰、侍读等。弘治二年，改任左春坊左中允，这一职务是太子的老师，这太子即后来的武宗皇帝。三年后，又迁升左春坊大学士。正德二年，由詹事府詹事超升东阁大学士，入阁主管诰敕。担任内阁辅臣不久，因得罪臭名昭著的大太监刘瑾而被驱逐出京，改任南京吏部左侍郎，后升任户部尚书。半年后，刘瑾劣行败露被武宗“忍痛割爱”，诛除了，杨廷和又得以回到京城，入阁当了辅臣。到武宗皇帝驾崩时，杨廷和已是首辅。
武宗一生胡闹，亲近过的女人难以计数，大概也是因为这个用情不专的原因，这位风流皇帝竟然没有生下任何儿女。因此，他这一死，便没有法定的子嗣来承继皇祚。按规定，必须在武宗近支的宗藩中寻找一位“皇子”来承祧，主持这项工作的便是杨廷和。
当时有三个人都有条件继承皇位。经过一番考虑，杨廷和选中了朱厚熜。这个朱厚熜的父亲名叫朱祐杬，是孝宗的弟弟。武宗皇帝是孝宗皇帝的独子，朱祐杬是他的叔叔，朱厚熜是他的堂弟。
孝宗的父亲宪宗，是明朝第一个搞“姐弟恋”的皇帝。宪宗十八岁即位，就将年已三十五岁的宫女万某立为贵妃。这位万贵妃一直侍候宪宗长大，两人年龄相差十七岁，论辈份应该是母子，但两人更像姐弟，少年时的宪宗从万贵妃那里知道了情事的快乐。奇怪的是，宪宗对万贵妃的宠爱二十年不衰，这种“海枯石烂不变心”的爱情观，搁在一位皇帝身上，实属难得。万贵妃三十六岁时为宪宗生过一个儿子，但未满周岁就死了。此后，万贵妃一切的怀孕努力都是瞎耽误功夫，她因此很伤心，也变得很歹毒。她只要听说别的嫔妃怀孕了，就一定会将这嫔妃弄死或致其堕胎。因此，宪宗尽管嫔妃成群，却没有谁给他养出儿子来。他当了十一年皇帝后，有一次在剃头的太监面前感叹自己老之将至，却膝下空虚。太监这时斗胆告诉他：有一个来自广西的宫女，姓纪，生下了一个儿子，为免遭万贵妃的毒手，宫里头的人都替纪氏隐瞒，放在隐蔽的安乐堂中偷养，如今这孩子已长到六岁。宪宗喜出望外，立即宣旨将孩子从安乐堂中领出来，交给周太后扶养。据说万贵妃得信，没有一个月就将纪氏毒死。但对孩子她却没有办法，因为周太后那儿防范严密，她无从下手。
既然宪宗有了儿子，万贵妃便改变略图，由对其他嫔妃的“计划禁育”变成“鼓励超生”。这样，短短几年，宪宗便又有了十一个儿子。
但因纪氏所生的儿子是老大，便理所当然成了太子。这个太子朱祐樘，就是武宗皇帝的父亲孝宗皇帝。
孝宗是个好皇帝，但养了一个坏儿子，武宗不似父亲正派，勤勉政事，却像祖父宪宗皇帝那样风流、昏庸。他喜欢和那些比自己年龄大的女人上床，大约也是承继了祖父“姐弟恋”的传统。
介绍了这么多背景资料，话题还是回到武宗的接班人上头。按道理，孝宗皇帝的十一个弟弟的后代，武宗皇帝的堂兄弟，都有资格承祧。但杨廷和从综合条件考虑，选中了朱厚熜。
杨慎一家是怎样结怨于皇帝的（2）
朱厚熜的父亲朱祐杬，在孝宗即位之后，被封为兴王，藩邸在湖北安陆。朱祐杬就藩之后，朱厚熜在安陆出生。正德十四年，朱祐杬病死，谥号为献，朱厚熜十三岁袭封兴王。
武宗皇帝死时，朱厚熜十五岁。在杨廷和主持下，朱厚熜来到北京继位。
杨廷和谙熟朝廷掌故，在朱厚熜来京后，便找这位即将登基的皇帝谈了一次话：他要朱厚熜办一个法律手续，过继给他的伯父孝宗皇帝。这样，他将以孝宗的儿子而不是侄子的身份来嗣位。这种做法叫承祧。朱厚熜满口答应，因为他知道，如果不答应，这个皇帝就轮不到他做了。
但是，当朱厚熜登基成了名符其实的皇帝后，他立刻就变卦了。他登基后的第六天，就下诏群臣讨论如何尊崇他的亲生父母。当杨廷和以“承祧”的原则提醒他时，这位十五岁的皇帝恼下脸来狡辩说：“孝宗本是伯父，如何变成了父亲？兴献王本是朕生父，如何又变成了叔父？这样绕来绕去不妥当。”
从此之后，围绕这个问题，世宗与以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进行了不屈不挠无休无止的斗争，一直斗到嘉靖三年的正月，世宗如愿以偿，尊称自己的亲生父亲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
杨廷和眼看无法挽回，愤而致仕回到四川新都颐养天年。这件事，是明史嘉靖朝中有名的“大礼案”。
然而，大礼案并未因杨廷和的去职而停止，反而更加激烈。
桂萼与张璁：不得不说的两个人物
谈到大礼案，不能不说说桂萼与张璁这两个人。张璁是嘉靖皇帝登基前不久的新科进士，考中进士时已年满四十七岁。若要按明代官员的考成法，他就是勤勤恳恳干到六十岁，能当到七品县令就很不错了。大礼争议兴起时，张璁观政于礼部。所谓观政，并非实职，只是正式任职前的一种锻炼，若安排在刑部，就叫刑部观政；安排在礼部，就叫礼部观政，以此类推。吏部根据该人在观政期间的能力和表现，再授以实职。桂萼是正德六年的进士，嘉靖初，由成安知县迁南京刑部主事。
若考察明朝的官场众生相，分为大类，当然只有君子与小人两种。但君子中有的以精明练达著称，有的以道德文章行世；有的立下扭转乾坤的事功，有的保持廉洁奉公的操守。论及小人，有屈己媚上者，有哗众取宠者，有贪赃枉法者，有冒功邀赏者，品类众多，不一而足。如果说，君子行列中还能找得出赝品，那么小人堆里则个个都是正宗。成祖一生阅人无数，他评价手下大臣，说：“某某是君子中的君子，某某是小人中的小人。”用其意，桂萼、张璁则可称为“小人中的小人”了。
大礼争议初起，由杨廷和领导的文官集团几乎是一边倒，坚持世宗应该将孝宗认作“皇考”。初登大位的世宗虽心有不甘，但还没有力量战胜内阁。因为，尽管皇帝的权力至高无上，但必须一呼百应方能奏效。让世宗憋气的是，其时一呼百应的是杨廷和而不是他这个理当一言九鼎的皇帝。
历史上关于“承祧”的游戏规则，在杨廷和看来是不可更改的。这是文人政治家可爱的一面，亦是可悲的一面。在今天看来，世宗认孝宗与兴献王谁为正宗，纯粹是皇帝家事，大臣们如此认真地争论，真可谓“秀才多事”。但在明朝，这一类的争执，往往酿成巨大的政治灾难，如英宗复辟、宪宗废后、神宗尊母、熹宗朝的三大案等等，莫不都制造出轰动朝野的惨案与冤狱。
就在大礼争执陷入僵局，皇帝与首辅处于对峙的阶段，有两个人站出来打破了平衡，他们就是桂萼与张璁。
两人看出世宗的焦躁与不满，立即意识到这是他们出人头地的绝佳机会，于是各自写出反驳杨廷和的奏章上呈。大意是：凡大孝之人，未有不敬重亲生父母者。敬父母就是敬祖宗，敬社稷。皇上为亲生父母正名，是天底下第一等的孝子，是苍生百姓的楷模。
世宗收到奏章后，大喜过望。相权对皇权的制约本来就很脆弱，桂、张二人的奏章立刻就打破了平衡的格局。这就是杨廷和等大臣陷入被动的原因。
为减少张璁在朝中的影响，杨廷和指示吏部将张璁调往南京任刑部主事。如果说观政级别相当于科长，这个刑部主事就相当于正厅级干部。
这种安排，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蹊跷来。皇上要给张璁升官，杨廷和哪里挡得住？但他可以做点手脚，找出很多让皇上难以反驳的理由，将张璁高升到外地。
张璁到了南京，与同在刑部任职的桂萼结为政治盟友，就大礼案继续给皇上写奏章。世宗有了奥援，态度变得非常强硬，这导致内阁大臣的总体辞职。
杨廷和一走，文官中再没有像他这样精明强干坚持原则的强势人物了，相权再也无法制约皇权。世宗变本加厉，决定提拔一批忠实于自己的官员。在他的脑子里，最应该受到重用的，当然还是桂萼和张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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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拔与廷杖：来自皇帝的报复
杨廷和致仕回家时，世宗已经十八岁。经过三年的磨练，他已从乳臭未干的毛孩子变成了猜忌刻毒的政治家。他不但懂得报复，也懂得权术。他知道单单提拔桂萼和张璁，会引起朝臣的非议。于是采取迂回措施，决定补充八名翰林院学士，将桂萼与张璁放在里头，打头的，却是杨廷和的儿子杨慎。
抛开杨廷和的因素不讲，仅就杨慎个人的学识与资历而言，也足以服人。他正德六年考中状元后，就当上了翰林修撰，官阶六品。后因母丧，丁忧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