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宗是在隆庆六年（1572年）五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举行的登基大典。到了下午三时，便有一道中旨传到内阁：免去孟冲司礼监掌印之职，冯保接任。
十天后，小皇上再传中旨，勒令高拱致仕，驱逐出北京，一刻也不许停留。留下的首辅职位由张居正接任。
一个二十八岁的女人，一个十岁的孩子，就这么轻而易举地决定了一位六十岁的名满天下的资深政治家的命运。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李贵妃换掉了内相外相，冯保与张居正联袂登场，从而拉开了万历新政的序幕。
将母爱融入政治的聪明女人（1）
考察整个明代，二百七十余年中，李贵妃做出的这两桩走马换将的决定，的确是可圈可点的英明之举。有的皇帝如武宗、世宗、熹宗等，终其一生，也未做出过这等漂亮的事情。
但是，如果我们据此说李贵妃有着非凡的政治洞察力和高超的手腕，那就大错特错。如果说男人的忧患在国家、在苍生，女人的忧患则是在家庭、在亲人。李贵妃撤换孟冲与高拱、起用冯保与张居正，并不是为了朝廷社稷、天下苍生的福祉，而是出于母爱，为了给儿子找两个可靠的人。
冯保是朱翊钧的大伴，即男保姆。朱翊钧闹百日咳，整夜不能睡觉，冯保让朱翊钧骑在自己背上，在砖地上转磨儿，两只膝盖都磨出血来。所以，李贵妃母子对他倚重甚深。而张居正则是朱翊钧的老师。他的严谨与沉稳，还有他的洁癖，都深得李贵妃母子的尊重与喜爱。
尽管我们承认英雄创造历史，但政治不是一个人的事业。纵观历史，凡成就伟业者，除了有一位胆识超常的领袖，还得有一个互相信任的精英团队。万历初年的新政之所以能够迅速推开并取得巨大成就，就因为有李贵妃、张居正、冯保这样一个牢不可破的“权力铁三角”。其时朱翊钧尚小，凡由皇帝决定的事情，都由他的监护人李贵妃拍板定夺。
母爱可以让一个女人极度自私，母爱也能让一个女人产生超常的智慧。将母爱融入政治，要么一塌糊涂，要么充满和谐。值得庆幸的是，李贵妃不但是一位慈母，更是一位严母。她将自己的这两个功能转植于两位信任的大臣。在小皇上面前，冯保近慈，张居正持严。两相配合，国事家事就显得井然有序。
关于万历新政，史界一直给予肯定。拙著《张居正》也因人及事，对这一历史时期作了浓墨重彩的描述，所以这里再不用赘述。但是，我仍要从女人的角度，谈谈李贵妃的历史功德。
张居正上任首辅后，首先要做的就是给穆宗的两位###上尊号。因为新皇上登基，老皇上的后妃要升格为“太”字辈，如太后、太妃等。明朝进封制度规定：新天子登基，尊老皇后为皇太后，若有生母，亦封为太后，但加徽号以示分别。这意思是，陈皇后是当然的皇太后，李贵妃作为皇上的生母，也可以进封皇太后。但是，为了显示两个皇太后的差别，则应在陈皇太后前边加两个字的尊号。冯保与张居正商量：鉴于李贵妃担负着小皇上的监护责任，两宫太后不应该有差别，都应加两个字尊号。虽然，这件事在礼部实施过程中遭到一些官员的反对，但因张居正的强力支持，最终获得通过。陈皇后的尊号是仁圣皇太后，李贵妃是慈圣皇太后。从此，两宫太后遂无差别。
陈太后与李太后两人，打从认识一直到死，一直感情和睦、亲如姐妹。李太后地位比陈太后低下时，对陈太后奉事惟谨。后来母以子贵，她与陈太后身份齐平但实际占优时，对陈太后依然奉事惟谨。每天清晨，她都会带着儿子到陈太后处请安。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这一点，令陈太后非常感动，她多次要李太后取消这个礼节。李太后的回答是：“老辈子传下的规矩，在我手上不能改。”两人始终以姐妹相称。在明代，后妃之间能这样亲密无间，是难得的佳话。
李太后对陈太后的尊敬，为她赢得了广泛的赞誉。但是，对待自己的儿子神宗，她却管教极严。儿子登基的头几年，她将国事托付给张居正，而让儿子以读书为主。
皇帝读书，叫出经筵。张居正亲自给神宗挑选了六位讲臣。每逢在文华殿听讲归来，李太后便邀来陈太后，让儿子将听讲的内容复述一遍。小皇上讲完了，李太后就问陪皇上听讲的冯保，皇上讲的是否有错漏。如果全部都讲对，就给予褒奖，如果有错漏，就给予惩处。有好几次，小皇上因为逃学而被罚长跪。
将母爱融入政治的聪明女人（2）
由于管教极严，神宗对李太后充满敬畏。万历六年，母子间曾发生了一次极为严重的冲突。其时，神宗新婚不久，李太后便离开乾清宫，搬回慈宁宫居住。离开了母亲的监护，神宗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便在太监的唆使下，做一些往常不敢做的事情。一次夜游西城，贴身侍应太监孙海与客用，为其找来两位年轻貌美的宫女陪酒。喝得半醉时，神宗要这两位宫女唱时令新曲。所谓时令新曲，类似于今天的流行曲，但明代坊间的曲子，语颇轻佻。两位宫女说不会唱，孙海、客用一旁怂恿，宫女仍坚持不唱，神宗大怒，喝令推出斩首。经孙海提醒，神宗这才醒悟杀人不是好玩的事情，于是改为削发代替斩首。
第二天，李太后知道了这件事情，找来那两位惊魂未定花容失色的宫女，问明事情原委，顿时大怒。她跑到奉先殿祭告亡夫，竟然作出撤消神宗九五至尊地位的决定，改让潞王继承皇位。
乍一听到这个消息，朱翊钧吓得三魂出窍、六魄离身。他跑到李太后面前长跪不起，乞求得到宽恕，并保证悔过自新。李太后在陈太后的一再劝说下，终于松了口气，但仍坚持说：“能不能留你，要看张先生的态度。”张居正在李太后的授意下，写了一道劝诫皇上“慎起居”的奏疏。《明史·李太后传》中说张居正“具疏切谏”。过几天，张居正又遵李太后的懿旨，替神宗代草“罪己诏”颁示天下，此场风波才告平息。
这次事件，可看作是朱翊钧与张居正这一对君臣关系的转折点。此前，朱翊钧对张居正深为倚赖，信任有加；此后，他对张居正除了敬畏，更在内心中潜藏了一份不满。
引起君臣对立的原因有很多种，但李太后的介入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
李太后与张居正的关系
李太后与张居正的关系，始终是敏感的话题
李太后与张居正的关系，在万历初年，始终是一个极为敏感的问题。因为李太后对张居正的欣赏几乎是不加掩饰的，无论是国事上的谋划还是对皇帝的教育，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朱翊钧年满十八岁后，张居正多次提出归政于皇上，均遭李太后的拒绝。朱翊钧二十岁时曾向母亲委婉提出想亲政处理国事，李太后亦明确回复：“三十岁前不要提亲政的事，一切听张先生的安排。”母亲的这个态度，增强了朱翊钧对张居正的反感。
因为李太后的完全支持，张居正得以大刀阔斧地推行万历新政，使本已气息奄奄病入膏肓的明王朝迅速恢复了生气。但是，万历十年张居正一死，亲政的神宗便迅速对张居正进行无情清算，导致在短短几年内，万历新政的改革成果丧失殆尽。
关于张居正的悲剧，大多数人将原因归结于他的改革对势豪大户惩抑太过。我看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与李太后的关系已引起神宗的极度不满。
我一直不认为李太后与张居正两人之间有什么暧昧之处。须知明代宫禁甚严，李太后与张居正即使互相倾慕，也决没有勇气进行这种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灭顶之灾的尝试。但是，改革的反对派们仍会捕风捉影，蓄意制造这两个人的“绯闻”。民间的戏本中，就攻击张居正“黑心宰相卧龙床”。我想，朱翊钧对张居正的清算之所以那么残酷，除了皇权与相权之争，大概也是受了“绯闻”的蛊惑，从维护皇室尊严的立场出发而施以雷霆手段。
自从张居正死后，李太后再也没有过问政治。她的儿子朱翊钧迅速变坏，近三十年不上朝。奇怪的是，李太后也没有作出任何指责。她的态度为何有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呢？这里头大概有两重原因：第一是儿子大了，她再也无法管教；第二是张居正过早地去世，她失去了可以信赖的奥援而心情沮丧。
研究这段历史，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李太后是最称职的母亲，而朱翊钧却是最不争气的儿子；张居正是非常合格的帝王师，而朱翊钧却是一位糟糕的皇帝。
。 想看书来
座主和门生
明代的座主，是一个颇有份量的名词。
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为读书人的晋升提供了一条合法的途径。今人往往按现代的观点，对科举制度大加挞伐，窃以为是不尊重历史的表现。中国的政治，从势豪大户的博弈转而有了一点“仕”的特点，实得益于科举。像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救时良相，皆出身平民，若没有科举，他们就找不到由江湖而入庙堂的途径。我曾在《让历史复活》这篇文章中谈及，研究中国政治，首先要研究皇帝与宰相这两个系列。皇帝的产生只有两途，一是改朝换代，用暴力攫取，是为开国皇帝；二是世袭。宰相的产生也是两途，新朝的开国宰相，都是辅佐新皇帝打下江山的读书人。其后的宰相，基本上都是科举制度的产物。历史上，有文盲皇帝，但绝没有文盲宰相。盖因宰相的出身都是读书人。
今天的读书人出路很多，既可到政府部门当公务员，又？##笠档腃EO，即便当一个自由撰稿人，日子也过得下去。古时则不同，读书做官是士人惟一的出路。所以，科举是每个读书人必须经过的道路。
明代沿用唐宋两朝的科举制度，读书人参加县、省、全国三级考试。县试合格者为秀才；省为乡试，考中者为举人；全国为会试，考中者为进士。进士的甲科，即为状元、榜眼、探花三人，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产生。每逢乡试与会试，主考官都由礼部任命。特别是会试，主考官往往由皇帝亲自挑选并任命。参加乡试与会试的读书人，若考中举人或进士，则要拜本科的主考官为座主。而座主则称这些弟子为门生。
明代以孝治天下，每家都有一个牌位，上书“天地君亲师”五字。“文革”以前，偏僻的小城镇还保留这种类似神龛的牌位。我小时候，每逢年节，长辈便领着我到这牌位下磕头。这五个字，天与地放在前头，乃是敬畏神灵的表现。跟着后面的是君王、父母、老师三位，都是每个人必须终生依附和顺从的权威。
座主的称呼源于老师，但比老师更受人尊重。因为座主兼有老师和仕途领路人的双重身份。明代的座主，一般都是皇上的股肱大臣。如解缙、方孝孺、杨士奇、杨廷和、夏言、严嵩、徐阶、高拱等内阁大臣，都曾担任过会试的主考官。他们一旦掌握大权，便会提携重用自己的门生。
所以说，门生对座主，无不奉事惟谨。这里头除了师生之间的道义，也含蕴了一些功利的因素。在封建专制时代，朋党政治是一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所谓朋党政治，就是执政者多用私人。乡党、同年（即同科进士，类似于今天的同学）、亲戚、门生、故旧等等，都属于私人的范围。古人荐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的原则，只是一种理想。在实际的操作中，不避仇的很少，不避亲的倒是比比皆是。因为这层原因，就不难理解座主在门生心目中的地位，是何其显赫和重要了。
座主和门生的关系，说穿了，就是树和猢狲的关系。树大猢狲多，树倒猢狲散，这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座主对门生，是提携和保护；门生对座主，是依附和顺从。
若要从历史中寻找座主与门生之间的亲密无间的典型，那就太多太多。若要找两者之间生出嫌隙甚至仇恨来的，就不那么容易了。就我所知，整个明代，门生弹劾或讽刺座主的，只发生过两例：一是武宗朝的首辅李西涯；二是神宗朝的首辅张居正。
txt小说上传分享
罗玘弹劾李西涯
先说李西涯。
武宗皇帝初承大统，信任阉党，臭名昭著的刘瑾得以成势。国事迅速颓败，内阁首辅刘健秉持正义，与刘瑾之流斗争不懈，眼见圣意不可挽回，便率领内阁辅臣集体辞职。在刘瑾的主持下，辅臣大都斥逐，但留下了李西涯一人。李西涯腆颜受命，每日周旋于刘瑾、张永之间，曲意逢迎，几无臣节可言。当时的士林，虽然对他腹诽甚多，但慑于他的权势，很少有人敢于指责。李西涯有一位门生，叫罗玘，时任监察御史。他看不惯座主的品行，于是修书一封，投到李西涯门下。这封信不长，兹全录如下：
生违教下，屡更变故，虽常贡书，然不敢频频者，恐彼此无益也。今则天下皆知，忠赤竭矣，大事亦无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终日”，此言非与？彼朝夕献谄以为常依依者，皆为其身谋也。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岁之后，史册书之，万世传之，不知此辈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日，然病亦垂危，此而不言，谁复言之？伏望痛割旧志，勇而从之。不然，请先削生门墙之籍，然后公言于众，大加诛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诚积直有日矣，临椷不觉狂悖干冒之至。
这封信虽然多有愤激之语，但罗玘仍不忘师生之谊，只是把信送到李西涯手上，并未公之于众。据说李西涯看了信之后，默默地流泪，不置一语，想是他有很多的难言之隐。
此后，刘瑾伏诛，王振等另一批小人又粉墨登场。李西涯仍琉璃球儿似的周旋其中。罗玘的规讽，显然没有起到作用。但罗玘终究没有撕破脸，与座主闹翻。
李西涯主持内阁近二十年，尽管昏昏老矣，仍不肯离去。一日，又有人朝他的门缝儿里塞了一首诗：
清高名位斗南齐，伴食中书日已西。
回首湘江春水绿，子规啼罢鹧鸪啼。
诗的意思很明显，要李西涯不要再当“伴食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