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市政府着力宣传张先生执导的大型山水歌舞剧《丽水金沙》。同样的广告牌，在丽江市内，我也见到。看来，丽江市政府希望借此来提高这座古城的知名度。这种做法虽是善意的，却不见得妥当。因为丽江已不需要作任何的宣传，古城里早已人满为患了。
丽江古城地处滇西北高原，海拔有二千四百米，是一座典型的高原城市，或者说，它是一座高原的水城。同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的北方泉城济南相比，这里水脉更旺；同河街栉比、扁舟往来的江南水乡苏州相比，这里流波更为洁净。是夜，走进古城一间“纳西人家”的餐厅吃饭，看到窗外的古树清波，闻到略含一点辣子味的潮润沁甜的空气，我的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餐后上街漫步，看到一条条穿过明清风雨的街道，我再一次觉得木氏家族值得丽江人民永世纪念。因为，自阿得归顺朝廷并更名为木得之后，六百余年，丽江没有遭到任何战争的蹂躏与洗劫。
丽江在木得手上始建。他在《木氏宦谱》上被称为第七代，但改姓木后，他则成了第一代。到康熙五十九年（1720），第十七代土知府木兴去世，丽江在木氏家族手中完整地统治了三百三十多年。这漫长的三个多世纪，既是木氏家族的辉煌期，亦是丽江古城的发展期。
历代木氏家族的统治者们，在保留纳西族文化风俗的基础上，大量吸收先进的汉文化，不同文化的交融与演绎，使丽江古城充满了活力与魅力。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说过一句话：“风俗自下而上，风气自上而下。”这自上而下，便是朱元璋所说的“因俗施化”的过程。木氏家族的统治者们，都心仪汉文化，问政之余，以吟诗作赋为胜事。前面所提到的木公，生性骁勇，一生打过很多次胜仗，因军功屡受朝廷嘉奖，亦雅好吟咏，与当时流放云南的大才子、状元杨慎保持着很好的友谊。杨慎编选过一本木公诗集，定名为《雪山诗存》。这本集子，即便放在同时代汉族诗人行列中，亦毫不逊色。
在丽江逗留期间，我曾专门前往参观了被徐霞客誉为“宫室之丽，拟于王者”的木府。这座背靠黄峰、面临玉河的庞大建筑群，不但是国内保存最为完整的土司府，亦是丽江古城繁华兴盛的见证。站在黄峰的楼阁上，我俯瞰十万烟灶的古城，眺望远处逶迤的玉龙雪山，心中忖度：当一个城市的命运与一个家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城市或许是幸运的。因为，建设它的人同时也是要居住它的人。你想住在天堂里，你必然就会按天堂的要求来建造这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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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宰相之杰”的争论（1）
我的长篇历史小说《张居正》问世之后，张居正这个名字逐渐为世人熟悉。其实，这个名字在历史学界从来都没有被忽略过。褒奖他的人很多，反对他的人亦不在少数。自他死后四百余年，对他是非功过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攻击他的人，说他是“权臣”、“贪官”，赞扬他的人，称他是“宰相之杰”。明代留下许多令人不明白的问题，这大约是最能刺激人心的一个了。作为《张居正》一书的作者，我无法回避上述论争。在这里，我想就权臣问题发表一点个人看法。
所谓权臣，就是使用了不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力。的确，历史学界一直说他是权臣。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如钱穆等，写过很厉害的抨击文章。也有人写文章反驳，如湖北浠水人徐复观先生曾撰文严加批驳，批得最厉害的是黄冈的熊十力先生。两人都是新儒学大师，道德学问都有很大影响。1950年，熊先生作《与友人论张江陵书》，对张居正的功绩及为人作了全面的肯定。但是如果我们读官方修纂的《明史》，就会发现，对张居正的评价虽然是积极的，但还是批评他“威柄自操，几于震主，卒至祸发身后”。《明史》是由康熙朝的桐城人张廷玉主编的。张廷玉在修《明史》时有一个前提，就是他必须要摸清圣祖玄烨的历史观。玄烨与明神宗有相似之处，也是少年登基，大臣辅政。辅助玄烨的大臣叫鳌拜。这个鳌拜很跋扈，全然不把玄烨这个少年天子放在眼里，因此玄烨受了很多屈辱。他八岁登基，十四岁亲政后，便设计铲除了鳌拜。张廷玉在修《明史》时，不能不顾及玄烨的这段经历，因此将张居正与鳌拜同等对待，定位为权臣，加以贬低。由此可以推断，我们今天读到的《明史》是玄烨的历史观，如果据此论述明代的人和事，就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玄烨的思想、立场和史学观。关于张居正，玄烨曾说过一段话：“彼时主少国疑，使君不朝纲独握，则道旁筑室，谁秉其成？亦未可以揽权罪居正。”从这里看，玄烨对张居正还是肯定的。但张廷玉深谙帝王术，知道皇帝哪一句是场面上的话，哪一句是心里话。在他看来，玄烨的这一段是场面上的话。
张廷玉有此心态，并不难理解。在古代，中国的文人，要想发挥作用，只能依附于皇权，培养自己的侍妾心态，妾的特点，不仅仅是小鸟依人，还要有以色侍人的上乘功夫。文人的才如女人的色，是可以出卖的。唐诗人朱庆馀写给张籍的一首诗，专道这种侍妾心态：“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邀宠于公婆与邀宠于皇帝，理出一辙。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文人与女人的心态都不太健康。在这样的一种人文环境中，张居正要想得到公正的评价，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从与张居正同时代的一些笔记文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对张居正的积极的肯定的评价，在这里举三个例子。
一个是邹元标，这位江西吉水人，在万历五年秋发生的张居正夺情事件中，还是个观政刑部的新科进士。按明代朝廷规矩，凡在朝为官者，父母去世必须立即卸去官职，回家守孝三年，称为丁忧。而张居正的父亲过世，皇上慰留他继续担任首辅，此举称为夺情。张居正为天下计，为初见成效的“万历新政”考虑，亦同意皇上的安排，但反对新政的官员们借此大做文章，纷纷攻击张居正夺情之举是贪恋禄位，一时谤议汹汹。邹元标对张居正夺情也十分愤怒，在已经有四位官员为此被打断了腿的情况下，还冒死上书攻击张居正，认为他不回家夺情，是衣冠禽兽之举，并进一步抨击张居正推行的“万历新政”。他在疏中言道：“陛下以张居正有利于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这封奏疏出来后，张居正与神宗都很愤怒。邹元标因此受到严厉的惩处，廷杖八十之后，拖着一条被打断的腿被流放贵州都匀卫。他于此六年，潜心研究阳###学，学问大进。后世把他看作东林党的领袖。神宗在将张居正籍没抄家后，把反对张居正的官员都平反、升官，邹元标因此回京。但他看不惯神宗的不作为以及官场的腐败，两年后，他因再次上书指斥朝政，又被贬官外放。天启年间，才重新起复。因为他威望高，在读书人中很受推崇，第三次出仕便担任左都御史的要职，成为朝廷的股肱大臣。他目睹吏治败坏、国运衰颓，再回想万历新政时朝廷的勃勃生机，便深切感到张居正是明朝难得的中兴名臣，因此提出为张居正平反。他说了如下一段话：“江陵功在社稷，过在身家，国家之议，死而后已，谓之社稷之臣，奚愧焉？”他的意思就是：张居正有功于社稷。国家现在弄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把张居正的改革成果推翻了。现在应该为他平反，为有志报国者树立楷模。从这段话可以看出，邹元标为自己年青时的孟浪感到惭愧。如果让他自己选择，他肯定不愿意把那一篇抨击张居正的疏文收录进《明史》。熹宗虽然昏庸，但还是采纳了邹元标的建议，部分恢复张居正的名誉。直到几年后思宗才给张居正彻底平反，此时邹元标已经去世，没几年，明朝就灭亡了。
对“宰相之杰”的争论（2）
大家想一想，邹元标是被张居正打断腿的人，他在历尽坎坷磨难之后，拄着拐杖上朝，坚持为当年整他的人平反，这个例子很有说服力。
第二个是李贽。李贽是当时一流的文化名人，是明代重要的思想家，张居正担任首辅时，李贽在礼部当一个六品的小官。杜甫写过一首怀念李白的诗，有这样两句“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张居正对李贽，也存了这样的心态。他虽然不喜欢清流，但认为李贽率真，于是将李贽提拔为云南姚安知府，级别是正五品。李贽从碌碌无为的小京官摇身一变成为掌有实权的地方官，这是他仕途中最辉煌的一段。从张居正用人的一贯主张看，对李贽的使用不能不说是一个难得的变数。
在嘉靖中期以后，到隆庆、万历时期，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王阳明的心学大行于天下。其追随者为传播学问，创设了很多书院，来往于各书院讲学的，先后有创立泰州学派的王艮、湛若水、耿天台等人。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何心隐，是张居正执政期间最为著名的学者。对于张居正的改革措施，何心隐大加反对，声言要入都“持正义，逐江陵去位，一新时局”。张、何的冲突因此达到白热化。万历七年即1579年，何心隐六十二岁，他在祁门学生胡时和家中被逮捕，解到武昌，终被杖毙狱中。在何被捕期间，泰州学派许多重要人物都奔波营救：有的为他辩冤，有的变卖家产以求赦，有的愿舍身替死。何心隐“瘐死”狱中之后，有人指斥张居正为避免学术上的歧异而施用政治上的迫害。在张居正死后，这种声音愈加强烈。但李贽却力为辩护，认为何心隐之死与张居正无关。他在《答邓明府》一文中写道：
何公死，不关江陵事。江陵为司业时，何公只与朋辈同往一会言耳。言虽不中，而杀之之心无有也。及何公出而独向朋辈道“此人有欲飞不得”之云，盖直不满之耳。何公闻之，遂有“此人必当国，当国必杀我”等语。则以何公平生自许太过，不意精神反为江陵所摄，于是怃然便有惧色。盖皆英雄莫肯相下之实，所谓两雄不并立于世者，此等心肠是也。自后江陵亦记不得何公，而何公终日有江陵在念。
偶攻江陵者，首吉安人。江陵遂怨吉安，日与吉安缙绅为仇。然亦未尝仇何公者，以何公不足仇也，特何公自为仇耳。何也，以何公“必为首相，必杀我”之语，已传播于吉安及四方久矣。至是欲承奉江陵者，憾无有缘，闻是，谁不甘心何公者乎？杀一布衣，本无难事，而可以取快江陵之胸腹，则又何惮而不敢为也？故巡抚缉访之于前，而继者踵其步。方其缉解至湖广也，湖广密进揭帖于江陵。江陵曰：“此事何须来问，轻则决罚，重则发遣已矣。”及差人出阁门，应城李义河遂授以意曰：“此江陵本意也，特不欲自发之耳。”吁吁！江陵何人也，胆如天大，而肯姑息此哉！应城之情状可知矣。应城于何公，素有论学之忤，其杀之之心自有。又其时势焰薰灼，人之事应城者如事江陵，则何公虽欲不死，又安可得耶！
江陵此事甚错，其原起于憾吉安人，而必欲杀吉安人为尤错。今日俱为谈往事矣！然何公布衣之杰也，故有杀身之祸，江陵宰相之杰也，故有身后之辱。不论其败而论其成，不追其迹而原其心，不责其过而赏其功，则二老者皆吾师也。非与世之局琐取容，埋头顾影，窃取圣人之名以自盖其贪位固宠之私者比也。是以复并论之，以裁正于大方焉。所论甚见中蕴，可为何公出气，恐犹未察江陵初心，故尔赘及。
李贽作为当时思想界的领袖，对张居正的评价，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重要的文件。张居正为何不能容忍何心隐？乃至要杀他？是不是地方官揣摩其心理投其所好弄死了何心隐？李贽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极大。何心隐以陆王心学传人自居，当时整个湖广地区私立书院很多，是传统陆王心学的重要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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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宰相之杰”的争论（3）
当其时也，官学的学生学习的是程朱理学，私立书院讲授的是陆王心学。两种思想互相激荡，甚至尖锐对立。张居正对程朱理学也有犀利的批判，同时也反对当时的士林中人一味地拾拣陆王牙慧，所以他不会完全站在官方立场反对何心隐。他觉得国家要储备人才，但大而无当不着边际的清谈无补于苍生。实际上他对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是赞赏的。当心学演变为玄学，注重实学的张居正便有些担忧，就像今天谈到对青少年的教育，由于传统文化遭到无情的解构，一些诸如理想、尊严、道德等固有的观念为年轻人所不齿，而大肆崇尚西方文化，我们国家的文化安全遭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张居正站在国家的立场上，对当时的讲学之风也深为忧虑，他害怕所有的青少年变成崇尚空谈的清流，因此断然下令关闭全国众多的私立书院。这样做客观上收到了钳制思想的作用，但张居正的主观动机是想正本清源，让思想界能够为他的万历新政服务。基于以上考虑，我觉得我们不要以思想家的思维方式去理解政治家的作为。对这一点，作为思想家的李贽没有对张居正的做法提出任何批评，反而说张居正与何心隐“二者皆吾师也”。可见李贽对张居正的政治功绩是肯定的。
第三个是于慎行。于慎行是张居正亲自推荐给神宗当老师的。神宗也非常信任于慎行，张居正死后，还让他入阁当了辅臣。宦官张诚与平反复职的刑部右侍郎丘橓受神宗的派遣气势汹汹去江陵抄张居正的老家，于慎行写信要丘橓别把事情做绝了。这封信的大意是：当张居正在权力顶峰的时候，满朝没一个人敢说他的坏话。现在他人亡政息了，却没有一个人敢说他的好话。这都是不对的。他认为要肯定张居正执政十年的成就，并希望停止对张居正的清算。这封信当时传播极广，许多正直的官员都佩服于慎行的勇气。于慎行有君子之风，尽管张居正当权时赏识他，他也从不登门拜访。他不登门，张居正也并没有因此打压他，可见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