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秦国，秦国自此开始步入历史舞台。
平王东迁后，一位朝中大夫出差经过宗周都城丰镐一带，亲历从繁华到荒凉的变迁的诗人，目睹昔日的繁华一变而为禾黍离离的景象，再联想到天子失宫，周天子由天下共主沦落为诸侯同列，不禁悲从中来，赋出这首《黍离》。
如今我们不会相信因果报应之说，但历史似乎在冥冥之中确有某种“因果报应”。西周初年，原殷商的大夫箕子被周王室远远地打发到朝鲜去做诸侯，临行之前，箕子去朝周，经过故都殷墟，看到宫室毁坏，原来繁华的王都成了一片废墟，还长出了禾黍。史载，“箕子伤之”，因作《麦秀》之诗以歌咏之，殷民闻之，无不流涕。
黍离：悲悼故国的代表作（2）
而今历史在这里重演了，连诗人所感叹的都是如此相似。“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和箕子所唱的“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如出一辙。
尽管西周开国之初的统治者早就说了，“殷鉴不远，在夏后氏之世”。然而，终不免好了伤疤忘了痛，一旦国将不国，才又回想昔日，感慨如今。后世便依此诗诗题，称之为“黍离之悲”。
《黍离》之诗旨，后世并无多大异义。虽然郭沫若认为是言旧家族悲伤自己的破产，余冠英等认为是流浪者陈述他的哀思，蓝菊荪说是爱国志士忧国怨战，程俊英持家园难舍说。陈子展意为是诗人过宗周故都，看见小米高粱都很茂盛，引起了无限的感慨，无限的忧思的诗。高亨认为是东周王朝的大夫，因事要到镐京，看见原来宗庙宫殿所在的地方变成田野，长了庄稼，他悲悼西周灭亡，因此作诗。以上的解说实际上无非是要特标新意，其本质与《毛诗序》所持的见解（“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宗周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又有什么差别呢？倒是汉代的“三家诗”与毛诗的看法不同。如韩诗认为是周卿尹吉甫次子伯封所作。《韩诗外传》载魏文侯时提到《黍离》，说：“魏文侯有子曰击，次曰诉，诉少而立以嗣，封击中山。三年莫往来，其傅赵苍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遗使乎？击曰：愿之，而未有所使也。苍唐曰：臣请使。……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对曰：好诗。文侯曰：於诗何好？曰：好黍离与晨风。文侯曰：黍离何哉？对曰：……文侯曰：怨乎？曰：非敢怨也，时思也。……于是文侯大悦，曰：欲知其子，视其母；欲知其君，视其所使，中山君不贤，恶能得贤。遂废太子诉，召中山君为嗣。”
按韩诗所述，赵苍唐意在讽喻魏文侯不要重蹈吉甫杀孝子伯奇的覆辙，而吉甫则是信后妻之谗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诗。这是西周时事，曹植在《令禽恶鸟论》有载，王先谦是坚信此说。但我认为既是西周时诗，魏文侯何以不知有此诗？而这个魏文侯恰恰又是史上一有名人物。战国第一个学术中心形成于三晋之魏的西河。这里有两个核心人物，一是魏文侯，一是卜子夏。礼贤下士的魏文侯也是魏国历史上最出色的一个国君。《史记·儒林列传》称“是时独魏文侯好学”。《汉书·礼乐志》说：“至于六国，魏文侯最为好古。”可以想像，如果是西周前诗，文侯怎么可能不知道呢？况且，此处魏文侯并没有杀击之心。击在中山，诉为太子，互不相干，反倒是赵苍唐提出要父子通使，赵讽此诗有些莫明其妙。以小人心度之，莫非还有挑起魏文侯杀击之嫌。赵云，“非敢怨也，时思也”，这句话也不通。连魏文侯一听就知：“怨乎？”，即文侯听出了诗里的怨意，马上质疑，赵一句“时思也”只不过是一种辩解。在我看来，这个赵苍唐纯是一小人耳。即便是一种“思”，明显不是那种子思父。与毛诗比起来，毛诗更切合诗旨。实际上，即便是今天看来，这种“思”也是一种忧思，一种带有天问的忧思。
这首《黍离》，沈青崖说的好：“述其所见，既非托物，因所见而行为之靡靡，心为之摇摇，亦是实写其忧，而非由于黍稷引起，直是赋体，不兼有兴。”如果是子思父，则应该侧重思，而不是忧。而且，根据《诗经》的经验，写思往往多以比兴的手法。
诗一开头就点出了一幅颓败的景象，而且这是一种无法修复的颓败，故都城阙已完全被“黍离”所取代，蓬蓬春色、葳蕤草木中透露着满目凌乱与荒芜，如同今天那无法修复的圆明园一样。彼，彼宗庙宫室。迈，行也。靡靡，犹迟迟也。摇摇，忧无所想。离离，散垂之貌。摇摇者，神魂之无主也；如醉者，意绪之俱迷也；如噎者，愤气之填满胸臆也。可见，愈是绿色离离，愈见出昔日繁华之瓦裂，见者之心都为之崩解。愈是春意盎然，愈是见出作者心中之冷。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做了肥黍的肥料。那么，导致这种剧变的到底是什么呢？“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诗人心里应该马上被唤回到当年那个烽火戏诸侯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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黍离：悲悼故国的代表作（3）
此情此景，“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忧什么呢？只不过是位卑未敢忘忧国，只不过是思往事，忧来者，只不过忧别人不理解我这种忧，还以为我别有所求。
牛运震曰：“此诗纯以意胜，其沉痛处不当于文词求之。后人诗如‘山川满目泪霑衣，六朝如梦鸟空啼’之类，徒伤代谢而已，固无此怀古深情也。‘谓我何求’四字，说尽人世浅薄，一‘求’字误人，直到君国之义漠不相关，可惧哉。”
此诗之奇就奇在这里。与其说是怀古，不如说是伤今。若今日果如离离禾黍这般春意盎然，倒也不必再问苍天，若今日已是一片秋意阑珊，倒应让诗人豪情满怀才是。诗人偏不写今日之风雨如晦，偏偏以禾黍离离之春意映出今日之如晦风雨。
《诗经》时代的诗人不是为作诗而作诗，这一点与我们今人作诗绝对不同。诗人心忧为何，所求为何，指责何人，皆不一一道明，是情动于中，发至极处，语言自然流露。这种语言便是初民的原始语言，不同于后世之诗人靠推敲来炼字，炼成一种诗境。
千载以来，每当碰到这样一种风雨如晦的时候，“黍离之悲”就起。哪朝哪代没有人唱过？左思刚唱完，杨衒之又唱；瘐信唱过，沈约又唱；杜甫刚走，刘禹锡又来；姜夔的《扬州慢》未停，吴梅村的《秣陵春》又响；而期间，四十三岁的文天祥所唱的更直追《黍离》：
“草合离宫转夕辉，孤云飘泊复何依。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只不过场景由北国换到了江南，燕子还是那只燕子，离宫还是那种离宫，而只不过是把“黍离之悲”换成了另一个词“亡国之痛”。
我读《黍离》之时，惜哉已不是春天，窗外的寒风和冷雨不时敲打着我的书窗，不禁冒出一身战粟：
风也奇，雨也奇，风雨之中话黍离。风也真，雨也真，至今仍忆卢沟桥。
君子于役：女人天生的母性（1）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鸡栖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王风·君子于役
有道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女人天生具有一种母性，不管是儿子远行在外，还是夫君行役在外，女人的母性总在这个时候表露无遗，即便是丈夫，也会被当成了不懂事的儿子。具有母性光辉的女人，总是最温馨最动人的。
有过牵挂经历的人们，应该知道，一年之中，思念一个人最厉害的时候是在春天或秋天，春色撩人，秋景迷人，这样的季节最容易撩起两情相悦之间的互相牵挂，拨动男女之间的那根驿动的心弦；而一天之中，最容易激起相思和牵挂的时候不是早晨，也不是晚上，而是日暮时分。
日暮时分，一切由喧嚣开始归于宁静。太阳的余晖仍在，黑夜还没有完全降临，在那隐约的光影中间，鸡们狗们都开始回家，牛羊也从山上下来，悠悠地往家赶，在外劳作的人们都拖着一身疲惫、披着一层日影走向家门，家的感觉在这个时候最明显最强烈。倘若回到家，看到的是冷冷清清的灶台，那人一定会生出一股凄清；倘若平时该回来的人没有回来，那心里自然陡生一种惆怅。日暮时分，最烦心的是，又是一天过去了，栏杆不知又望断了几根。
在唐诗宋词的国度里，“日暮”一词在诗词中出现的比率是那么的高，令人吃惊。我搜检了一下，有136首宋词、496首唐诗写的都是日暮时分诗人的感慨。原来在游子的眼里，日暮时分也是他们最思念故乡、思念朋友、思念亲情的时候。
日暮天寒，激起了游子浪迹天涯的凄凉和苦楚，“日暮飞鸟还，行人去不息”。飞鸟尚且知还，游子却欲归不能，怎能不生出“不如牛与羊，犹得日暮归”的长叹？而那份悠长的牵挂，更令人愁肠百结。“垂天翼，飘然万里，愁日暮、佳人未归。”“扁舟日暮笑声远。对此令人肠断。”“旅行虽别路，日暮各思归。欲下今朝泪，知君亦湿衣。”“日暮无人伴幽独。光阴双转毂。可惜许、等闲愁万斛。世间种种，只是荣和辱。念足又愿足。意足心足。忘了眉头怎生蹙。”
这样一种“日暮情结”，怎一个愁字了得？
而《诗经》中的这首《君子于役》偏偏开了这种情结的先河。全是日常景致，字里行间却是满怀的思念和牵挂，浓得化不开。后人把它归入“思妇诗”，大概看到了诗中的“君子”二字。
其实，这种思妇不同于别的诗里的思妇，要么有一种清怨，如深宫似的，要么有一种香艳，如春愁似的。而《君子于役》却是另一番景致。诗中充满着一种旖旎宁静的田园幽情，仿佛身处青山隐隐、绿水迢迢的桃源世界。这就让人坚信这首诗是一首民歌。
连《朱子语类》都说：“大率古人作诗，与今人作诗一般，其间亦自有感物道情，吟咏情性，几时尽是讥刺他人。”这话深入现代人之心。然而，这不过是把古人作诗的背景置换在现代。依我看，古人作诗倒确实与今人不一般。今人为作诗而作诗，古人作诗则自有用途。古人作诗没有诗的概念，之所以作成这样的四字句、五字句，不是现代人那样故意把长句截成短句，在一个字一个词之间反复雕琢，而实实是他们的日常用语，实实是为了合乐可歌。
把它当成民歌也未尝不可，然而，有一点必须明白，三千年前虽然有了都、城、郊的区分，但在那样一个农耕社会，即便是在都城，也不过是农耕社会的聚居区。那里的人们生活一如乡村，只不过多了些贵族的气息、多了些贵族的礼节。那里没有后世城市的店铺林立、莺歌燕舞，灯火通明。一到日暮，不过燃起几堆篝火，吊起几块打猎打来的野味，任其烤得油水直冒。一家人围炉向火，看小儿打闹，听蛩音低吟。
我们看惯了而今的都市里，一到日暮，正是人们休闲游乐，寻欢问柳的时节，怎生晓得古人之愁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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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于役：女人天生的母性（2）
我倒不禁想问问那些思想深处总是吊起所谓“人文关怀”大旗的人们，三千年前哪有那么多的民歌？即便是现代，人们的文化水平、思想觉悟、生活条件哪一样不比古人强得多，然而，现在的民歌又在哪里？难道在这方面今人还比不上古人？民歌并不等于人民性，任何一个时代都有一批有先进思想、先进文化的知识者，不管其是贵族还是平民，他们就是那个时代文化的代表，他们作出来的诗就没有人民性了吗？那种一味以出身、阶级来看待人民性的观念是不是也该变一变了呢？人民性也存在于这些具有先进文化的贵族知识分子身上。
现代人一看到“君子于役”的“役”字，就联想到“奴役”、“役使”、“役夫”、“差役”这样一些概念，以为“役”就是平民的差事，或者就干脆是“当兵”（余冠英）。《说文》释“役”，“役，戍边也”，这大概是“役”的本义。在古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除了祭祀就是战争。战争是不分贵族与平民甚至奴隶的，贵族上前线一样是“役”。实际上在古代，“役”字的含义包罗万象。陆游有诗曰：“万物各有役，吾生何所营。”此处的“役”字就有职责（duty）之义。
也有人看到诗中的“君子”家里还养着鸡呀牛呀羊呀之类，便断定这样的“君子”即便是贵族，地位也不高。他们不懂得在三千年前，鸡、牛、羊之类的东西正是财富的代表和象征，《左传》中说朝中官员贵族有一天吃两只鸡的特权，那么一般的平民家里恐怕是难以吃到鸡的。在那个生产力普遍低下的时代，一个奴隶可能还抵不上几只鸡。即便是到了现代的农家，牛、羊依然是家中的财富。你还说这是民歌吗？
其实，古代的贵族一样是很辛苦的，虽然人们认为“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但毕竟三千年前，国家大事、战争和外交，主要的职责还是由贵族承担的。他们虽然“出有车，食有鱼”，然而，一年到头奔波在外，在那样一种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几乎是算不出归期的。而途中之艰险，又远非我们所能想像到的。所以，一到日暮黄昏，他们的妻子就在家里牵挂起来，“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君子于役，苟无饥渴？”
正是这样一种没有归期的等待，最是撩人心魄，摄人魂魄。它不如我们今天，明确地算计出火车几时到，飞机几时几分到，他们只能以一天的太阳为度量，太阳下山，意味着这一天的等待又落空了。早晨起来充满着的希望，以为丈夫说不定就到了家门口，可等到太阳落下帷暮，等来的只是失望，这个时候的丈夫说不定还远隔千山万水。他冷不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