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义诗经 心得- 第23部分

　　

采葛：一桩三千年的公案（3）
可见上述三事都是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不大的事，要是没有别的缘故，正常的话，应该是天天可以见到的。诗人显然是以这类情况起兴，来喻臣子若是正常的话，应该是天天可以和君见面的，但如果有了谗言，再亲密的君臣也会因此而生疏起来。这就是《毛诗序》所言的“事虽小，一日不见于君，如三月不见君，忧惧于谗矣”的谛奥所在，朱熹、姚际恒辈都错解了毛传。
　　想一想恋爱中的男女，平日卿卿我我，不离半步，突然有一天见不到面，一下子就产生那种仿佛有好久没见面的感觉了，那么原来亲密的君臣不也如此吗？难怪诗人会发出“一日三秋”，恍如隔世之感。
　　这样一来，就不难理解毛诗、郑笺为何偏偏要离文索解而不取诗的明显意义的原因了，也不难理解“三家诗”在这一首诗的理解上竟然如此一致了。
　　至于孔子所说的“爱妇”说，也迎刃而解了。孔子是说，诗人所畏惧的谗言其实正来自于君王的“爱妇”。《孔子诗论》隶定之后的原文是“《采葛》之爱妇……”后面的关键文字脱简。一些学者联系前面的“《扬之水》其爱妇，　利心（恨也）”，认为这句“《采葛》之爱妇，囗（悁也）”所脱的文字可能是一个“悁”字。这个“悁”字，毛传及后来的解释皆谓“犹悒悒也”。悒，《说文》训为“不安也”。那么，孔子的意思应该就是对《采葛》中君王听信爱妇的谗言而感到不安、忧愤。世上任何一种谗言都不及“枕头风”可怕。这与《论语》中把女子与小人相提并论的观念是一致的。
　　一首这样的小诗，直惹成一桩三千年的公案，这恐怕是诗人、毛公等人所未敢想像的吧。现代书生不敬古人，粗枝大叶，执著于文字来解诗，不亦可笑乎？
　　

丘中有麻：若把贤人比美女（1）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将其来施施。
　　丘中有麦，彼留子国。彼留子国，将其来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贻我佩玖。
　　——王风·丘中有麻
　　家贫思贤妻，国乱思良将。
　　中国古代本是一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专制社会，“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然而，在亲亲、尊尊的基础上，却也留下了不少“尚贤”的典故。无论是武丁还是文王，乃至于春秋战国，五张羊皮买一个人，或者六国相印付诸一个人，一直到“三顾茅庐”，到努尔哈赤之与范大人，都表明了一个优良的传统始终在社会上流传，并形成口碑。反之，弃贤、杀贤自古以来也成为昏君、暴君的主要罪状之一。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的政治又是一种贤人政治。不过，更多的时候，历代国君、皇帝好德之性总不如好色之性。孔子就说了，“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东周的天子几乎就没有一个思贤、好贤的。周庄王是东周的第三任天子，他即位之后，周天子的势力范围进一步缩小，有时候他甚至不得不在诸侯国的要求或者要挟下，跟随诸侯国攻打别的诸侯国，让天子之王师混迹于诸侯之师里面。后来，因为喜欢另一个儿子，他很想废太子另立，却没有成功，在他死后，就弄出了一场大变。《王风》到了这个时候才来思贤，不也晚了一些吗？
　　关于《丘中有麻》这首诗，《毛诗序》说：“思贤也，庄王不明，贤人放逐，国人思之而作是诗也。”立意与毛诗唱对台戏的朱熹，自然不相信《毛诗序》的这一说法。后人也跟着朱熹反诗序。
　　可是，这一反，倒把这首诗反出了许多问题来。
　　朱熹认为，《丘中有麻》是一首男女期会私情的爱情诗，理论依据还是根据《诗经》时代的民俗。《周礼》不是说“仲春会男女”、“奔者不禁”吗，可见那时的男女相恋相爱比较随意，自由交合也习以为常，而且《诗经》中也不乏这样的例子，如《山有扶苏》、《隰有苌楚》等。
　　这样的理解有没有道理？应该说是有的。但问题也随之而来了。
　　第一个问题是，诗中何以见出是“仲春”？第二个问题，诗中的“子嗟”、“子国”、“之子”是什么意思？
　　朱熹认为，“子嗟，男子之字也，子国，亦男子之字也，之子，并指前二人也。妇人望其所与私者而来，故疑丘中有麻之处，复有与之私而留之者，今安得其施施而来乎？”果如朱子所言，妇人私会二人且二人均赠其佩玖，岂不荒唐哉？当事人还形之于诗，岂不更荒唐？旁观君子又赋之用之于外交场合，岂不荒唐加荒唐？
　　又由于子嗟、子国在毛传中认为是父子关系，那么，这就意味着这个女子同时和父子两人约期私会了。
　　为了消除这个问题，后人便有了新说，有的认为，他们是两个男子，但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父子关系；有的认为，“子嗟”、“子国”其实是同一个人；有的则认为，他们都是虚拟的人名。反正哪一说都似有充足的理由。
　　现代人进一步肯定这是一首爱情诗，而且在此基础上不断“出新”，有的认为这是“女子等待情人，又担心别的女人在野外缠住了他”。有的则说是“女子叙述她与情人订情过程的诗”。
　　但这里面还是出现了问题，如果《丘中有麻》是一首爱情诗，那么诗中歌咏的男子如是二人甚至是父子二人，那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不是一首爱情诗，也同样令人费解，贻我佩玖者又是谁？
　　反正“子嗟”也好，“子国”也罢，都死了三千年了，死无对证了。于是各种说法纷至而来。有的说，子嗟、子国无非是女主人公恋人名字的代称而已。正如《郑风·山有扶苏》之子都、子充，无非是美男子的代称而已。子产之父就叫子国。《孟子》也有，“不知子都之姣者，无目也”。郑国大夫公孙阏即字子都。又有人以“嗟”、“国”为助词；还有人以“嗟”、“国”为动词：“嗟”是嗟叹之意，“国”是“掴”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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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中有麻：若把贤人比美女（2）
好在汉字真的奥妙无穷，不管你怎么说，都能自成一说。总之，只要不与《毛诗序》同，就见“高明”。
　　爱情这个字眼，仿佛成了现代人摆脱“封建”、脱离礼制的一杆旗帜。我读自朱熹以来的诗家说《诗》，只要跟男女有一点关系的，无不说成是爱情诗。这样一来，以至于屈原的辞赋中，凡是以美人香草喻君臣的都成了爱情诗了，不是有学者就认为屈原之死不是怀才不遇、遭小人谗言而死，而是与楚王争风吃醋而死的吗？
　　现代人为何非得要是朱熹而非毛诗呢？我以为这里面还是一个观念的问题。朱熹不是有名的保守派、道学家吗？他尚且认为是情诗，那自然是没错的了。而毛诗偏偏什么都要扯到帝王后妃身上去，这自然是胡扯了。
　　以今观古，以今例古，就成了现代人说诗的通病。他们无视《诗经》时代，不管社会如何淫乱，也不管周礼如何崩解，但在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到了孔子以后的诸子时代，积极向上的精神是不容置疑的。真正有伤风化、有悖人伦之事，旁观者亦羞以道之。正如《啵�风·墙有茨》所云：“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丑也。”由此观之，《丘中有麻》至少不是妇人歌咏与两个情人苟且之事。
　　就诗说诗绝对不是说《诗经》的办法。人们都忽视了一点，那就是朱熹先是信序，继而反序，其转变的目的都是为他的《四书》和理学张目。
　　汉儒重故训，宋人重义理。宋人之义理，多为沙上楼阁，旋筑旋颓。汉儒之故训，是者甚多，误者亦复不参。解诗者务在返本归原。牛有角，何劳去之；马童首，毋庸续之。
　　在这首《丘中有麻》诗旨的争论上，有一个根本的问题被撇开了，那就是人们一开始就误解了《毛诗序》，以为他是讲《丘中有麻》写的是庄王思贤，实则是“国人思之”。
　　“丘中有麻”，是说“麻在丘中”，比喻贤人在丘中。《毛诗序》说，丘中之麻是贤人被放逐后亲手种植的，也合情理。“彼留子嗟”的“彼”是指示代词一，不与本句中的“留子嗟”构成复指。相反，连起来，就是说，丘中有麻，那就是贤人留氏大夫子嗟（所亲手种植）。丘就是野，意即贤人在野。“麻”并不是后人所理解的那样，说是麻地中的麻，而可以是一种“比兴”手法，以麻喻贤人。下文的“丘中有麦”、“丘中有李”都是这个意思。
　　通观全诗，《毛诗序》所说的诗意在于“思贤”并不是无所依据的。国人看到贤人在野，故而思之，盼望他早早回到朝中，能够给人们带来福祉。“贻我佩玖”，“玖”是一种仅次于玉的石，意味着给百姓带来好处、恩惠。
　　若把贤人比美女，倒也淡妆浓抹总相宜。若仅仅只看到了美女，则显然不伦不类矣。
　　

缁衣：古人的“细节决定成败”（1）
缁衣之宜兮，敝予又改为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缁衣之席兮，敝予又改作兮。适子之馆兮，还予授子之粲兮。
　　——郑风·缁衣
　　现代人读《诗经》，大都只看《诗经》里的风花雪月，思妇怨女，误以为这是我们的先人在歌唱爱情、追求爱情。实不知，这种风花雪月里却有大寄托，寄托着先民的理想，包括做人、处世甚至为政的理想之道。他们或歌颂或讽刺，把诗歌这种古老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诗经》中饱含着为政之道。我国古代理想之道是什么？就是孔子他们归纳出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孔子这种理想之道又是从哪里来的？绝不是因为孔子是圣人，就以为他是天才，他学无常师，熟读经典，就是从当时的“六艺”：诗、书、礼、易、乐、春秋中来的，而其中《诗经》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
　　古往今来，政治清明是人们最希望看到的对社会的描述。
　　而要达到政治清明，在现代人看来，要靠法治；而在我们古人看来，要靠贤人。贤人就是有德有才的人。《诗经》时代，不是没有法，周礼就是法，但有了法，还得有人去执法、守法。法向来只针对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是可以游离于法律之外的，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但礼不一样，礼最初是直接针对贵族上层的道德要求，后来礼也适用于下层人们，成了全社会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贵族上层阶级不能失去礼，礼失或礼崩，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贵族沦为庶民，贵族地位的丧失。而下层庶民一旦掌握了礼这种贵族文化，他就可以跻身上层社会。春秋时期士阶层的兴起就是这样一个背景。
　　贤人政治被现代人称之为“人治”。但在古代，却被视为为政之道的首要条件，是政治清明的重要保证。
　　贤人是君子的别名，往往也是与小人，与恶吏、谗人相对立的。《诗经》中有好几首这样的诗。如《缁衣》、《卷阿》、《巷伯》、《巧言》等等，而《缁衣》又是其中最突出的一首。
　　《毛诗序》说，“《缁衣》，美武公也，父子并为周司徒，善于其职，国人宜之，故美其行，以明有国善善之功焉”。
　　武公就是郑武公，是郑国第二任国君。他的父亲郑桓公，《史记》说，“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郑国开国比较迟，却是春秋时期一个重要的诸侯国，桓公后来做了周天子的司徒，但在“烽火戏诸侯”之后不久和周幽王一起被犬戎斩杀于骊山。武公即位后，不久就灭掉了郐国，郐国为祝融八姓中妘姓支族后裔在中原地区所建诸侯国，在两周之际其统治区域包括今河南省的密县、新郑、郑州、禹县一带，武公灭郑后就迁都到刽国的都邑，改名为“新郑”。武公后来也做了周天子的司徒。《史记》还记载了他的一件小事，当时武公夫人武姜，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寤生，立为太子，一个叫段。但太子是倒着出生的，吓坏了武姜，武姜自然也不喜欢这个儿子，而段出生时很容易，武姜喜爱段，想立段为太子。武公生病临死前，武姜到病塌前请求武公废太子另立段为太子，但被武公拒绝了。从这件小事上可以看出，武公是不受枕边风影响的。所以，《毛诗序》所说武公“善于其职”看来不是虚言。
　　《缁衣》歌颂了武公如何礼贤尊贤，给他做缁衣，坏了重新“改为”，旧了另外“改造”，不适宜了，另外“改作”；贤人没地方住，武公提供他免费的商品房（馆舍），贤人吃饭不方便，武公亲自打发人把饭菜送上门。所谓“三敝而三锡之”，“三就而三餐之”。
　　故《礼记》引用孔子所说：“于《缁衣》见好贤之至”，《礼记》还有《缁衣》篇，记录了孔子的话：
　　“子曰：‘好贤如缁衣，恶恶如巷伯，则爵不渎而民作愿，刑不试而民咸服。’”
　　

缁衣：古人的“细节决定成败”（2）
在郭店楚简出土的《缁衣》简中，这一句则是“夫子曰：好美如好《缁衣》”。美与贤意思都差不多。可见孔子对《缁衣》的重视。
　　自古以来，亲贤臣，远小人，就是明君的做法。君臣关系十分看重贤与不肖的区分。
　　《论语》中子路问治国之道。子路问于孔子曰：“治国何如？”孔子曰：“在于尊贤而贱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贤而贱不肖，其亡何也？曰：范中行氏尊贤而不能用也，贱不肖而不能去也。贤者知其不已用而怨之，不肖者知其贱已而雠之。贤者怨之，不肖者雠之，怨雠并前，中行氏虽欲无亡，得乎？”
　　孔子自己是亲身领受过这种小人在朝的滋味的。小人或奸臣虽然不得势，但倒会生乱子，今天给你一小鞋，明天给你使绊子，明里搞不过你，暗里总有办法。
　　《说苑·君道》载汤问伊尹任贤之道。伊尹回答：
　　“故明君在上，慎于择士，务于求贤，设四佐以自辅，有英俊以治官，尊其爵，重其禄，贤者进以显荣，罢者退而劳力，是以主无道忧，下无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