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了之后提出了一个想法，要让科研人员有尊严地工作、生活。按照国家科技体制改革精神，进行了机构调整、人员分流、转变机制、加大投入。
当时我从单位门脸开始改建，把体科所（体育科研所简称）破旧的门脸改造一新，明亮气派的灯箱宣传广告一字儿排开；还从总局申请到了专项改建经费，要把20世纪50年代建成的办公大楼装饰一新；组织国民体质监测万里行活动，借助全民健身热潮打响国民体质监测的牌子；花重金设计了全套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把体科所作为一个品牌进行推广，为它专设标志……
三年时间，我们确实见到了效益，也凝聚了人气，原本默默无闻的体科所成为国家重点科研单位，经费由原来的700万元增加到2 100万元。而在后来的雅典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金牌总数取得突破，体科所在幕后作出很大贡献。
在2008年出版的体科所所史《体科奋进五十年》中写道：“1999年至2003年，是科研所改革发展的关键阶段。国家公益性研究机构性质的确定从根本上解决了科研所的生存之忧、发展之虞，为今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一个人和业兴的新局面开始出现。”
要说再见的时候，心里是感伤的，三年时间里，我和体科所的同志们从困境做起，并肩战斗，一起走上了充满希望的光明大道。想起那些我曾经承诺却还没有做到的事情，想起那些信任我、跟随我做了大量工作的同事，我真是不愿割舍。离开以后，我曾不止一次想到，如果我不回篮管中心，继续留在科研所会是怎样？可能会更潇洒自如，也可能不会经历那么多矛盾和冲突，当然也就不会有这么多感慨和体验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引子：重归（4）
重归风云
从1997年篮管中心成立至2002年期间，中国篮球运动的发展可以用“四平八稳、波澜不惊”八个字来形容。尽管事业在向前推进，也不乏亮点，但在平稳中已经显现出危机：男篮甲A联赛的发展停滞，品牌和影响力逐年下降；女篮联赛的市场反应平淡，国家队成绩徘徊不前；群众性篮球活动缺乏引导，经营开发工作迟迟打不开局面。尤其是在国家队的大赛成绩方面，成为招致各方批评的焦点。国家男篮在2002年世界男篮锦标赛上，1胜7负，获得第十二名，而输给安哥拉队那场比赛，更是被人们广泛诟病。而随后的釜山亚运会决赛中，在最后一分钟还领先7分的有利形势下，中国队突然变得不会打球了，在东道主韩国队的全场紧逼下连连失误，被对手拖进了加时赛，并最终以100∶102失利。
当时舆论一片哗然，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据说，比赛结束后各地球迷快把国家体育总局和篮管中心的电话打爆了。
在后来的亚运会总结大会上，袁伟民局长当着国家体育总局全体领导干部的面严厉地批评了篮管中心。他说中国代表团在第十四届亚运会上夺得了150枚金牌，不差这一块金牌，而中国男篮却在最后时刻给了整个代表团一个“尴尬”！随后他又加重语气强调说：“我说得没错，就是一个尴尬！”据说，*总理也观看了这场比赛的直播，批评男篮：要什么没什么！作风到哪里去了？！
袁伟民局长讲话的时候我也在场，尽管我已离开篮管中心两年多了，但毕竟有过一段经历，内心也感受到强烈的震动。显然，作为一个深受老百姓喜爱的运动项目，这样的发展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试想，如果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出现这样一幕，那将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有这么一个背景存在，篮管中心领导人的最终更迭，也在情理之中。
2003年3月的一天，我到总局人事司去办事，遇到王钧同志（时任人事司司长），他在不经意间冒出一句：“如果要调你回篮球管理中心工作，你有什么想法？”这突如其来的问题使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作答。
其实早在春节前，这件事在科研所里就传得有鼻子有眼，说总局已经决定调我回篮管中心，某某人将来接替我的工作。这在所里引起一番骚动，不少人来问我 “有没有这么回事”，我了解了一下，这完全是“业余组织部长们”在推测、议论中的事，正式的组织部门根本没有说法。
之所以有这种传言，其实跟体育总局的工作惯例有关系。由于体育工作的特点，每年的赛事及重要活动安排得很满，总局的各级领导外出频繁，很难凑齐研究一些大事，特别是重要的人事变动方面的事情。只有过了春节，在“两会”召开之前，大家才能静下心来，研究决定一些重要事项。所以每年一到这个时期，就是总局人事变动的重要时期，前后一般要用两个月时间。这期间总有一些消息传来传去，有的消息还有好几个版本，叫人莫衷一是。
说实话，对于是否愿意回篮管中心工作，我不是没有想过，感觉很复杂也很矛盾。从理性角度出发，我的第一选择当然是篮球，因为篮球毕竟是我的专业；此外说心里话，我对三年前被调离篮管中心的事情还心有不甘，能卷土重来当然很好。
但是在科研所待了三年，我又怎么能够一下子把刚建立起来的摊子割舍掉呢？况且我也年届55周岁了，还有必要回去从头再来，挑这么重的一副担子吗？考虑到这些，当时我给王钧同志的答复不是十分明确。我想我决不主动去争取，听从组织的安排吧。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引子：重归（5）
组织上的考虑在5月底有了结果。5月30日上午，国家体育总局党组开会讨论决定人事调整事项，下午3点人事司正式通知我回篮球管理中心工作，信兰成同志调往北京奥运会组委会体育部。至此历时半年、闹得沸沸扬扬的关于篮管中心高层人事变动一事水落石出，终于告一段落。
2003年6月13日下午两点，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张发强、人事司司长王钧，代表总局党组在篮管中心全体干部大会上宣布，由李元伟担任中心主任兼任党委书记。依据惯例，我同时担任中国篮球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具有双重身份。记得当时张发强副局长讲了这么一句话：“党和国家把篮球事业托付给你们了！”此话一出，我陡然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以及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前无论在篮管中心工作时，还是在北京体育大学和科研所工作时，从来都不曾有这样的感觉。
一夜之间
6月14日，关于我上任的消息成了很多媒体报道的重点，尤其是《体坛周报》、《东方体育日报》、《南方体育》等专业媒体的报道，敏感而快捷。当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南方体育》徐梅的文章，在大多数记者对我所知甚少的情况下，她写了一篇《李元伟重回篮管中心，温和改革派欲开创篮球事业新局面》的报道。
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在40岁之前，他没有任何职位，只是北京体育学院的一个普通教师。在校任教时，他曾作为访问学者前往俄罗斯进修，回来时带了一大箱子专业书籍。
由于他家人都在香港，他一个人在北京过着准单身生活。在体科所搬到中国棋院办公、装修整饬旧楼之前，记者曾经好几次在体科所下属的餐厅里碰到他一个人吃饭，吃得非常简单，时常只是一菜一饭……”
这篇文章因为了解“内情”较多，被各路媒体转载，很是火了一把。
6月14日中午，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也报道了我上任的消息，并播出了我原来在篮管中心工作时的镜头，然后在下午6时、晚上9时30分中央五套的体育新闻中都重播了。
我的一个同学陈永斌在新闻频道看到报道后，马上打电话告诉了我。我在体育频道晚间新闻播出时看了一下。这个报道有几分钟时间，这让我既感到意外又觉得惊奇。
电视的传播威力是巨大的，这则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后，就有很多老同学、朋友、亲戚、同事纷纷打电话、发短信来祝贺，一时之间让我忙得不可开交。
一个普通的人事更迭何以引起如此高的关注？
这天晚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想了很多。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筹办工作的进行，体育逐渐从边缘位置迈向舞台的中央，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由于我们实行的是项目中心管理制，一个运动项目的领导人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这项运动的走向，对项目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引人关注是自然的。
我想，在一个奥运周期中间更换项目中心主要负责人，本身就不寻常，而且又是在体科所改革刚刚走上轨道的关键时刻，总局领导下决心调我回篮管中心，显然是从完成2008年北京奥运会任务的角度考虑的。这是对我的莫大信任！我意识到，北京奥运会的历史机遇和篮球运动在中国具有的影响力，使我一夜之间成为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扮演特殊角色的公众人物。惊奇之余，我感受更多的是沉甸甸的责任和压力。
引子：重归（6）
平静的生活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从陋室开始
我要面对的，是接下来的五年。
这五年时间里，包含着雅典奥运会、世锦赛、多哈亚运会、北京奥运会，当然，还有三届亚锦赛和一年一度的CBA联赛，这五年的分量，可想而知。
开弓已无回头箭，我真正意义上的篮球岁月开始了。既然历史的机缘把我推到这样一个位置，如果我不能在任期内把中国的篮球事业搞出点名堂，将何以面对总局领导的信任和广大球迷的期待？知识分子本来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因此，不辱使命、有所作为成为我上任以后的最大动力。第一次接受《人民日报》、新华社记者采访时，我表达了这样的心声：“我明白我肩上的担子和责任。我不会推卸责任，遇到问题我一定会第一个冲上去！”
这一年我55岁，上任的那一刻我已想得很清楚，要做事情也就是头三年，因为后两年临近北京奥运会和我的退休离任，出台大举措的操作空间就很小了。时间有限，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一年迅速打开局面，三年取得整体突破，五年看到明显成效。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判断是对的。篮球的重大改革举措都是在头三年里推出并取得明显成效的。
回篮管中心上班的前半年我一直在篮管中心会议室旁边的一个小储藏室里办公。一是篮管中心办公用房紧张，没有多余的房间；二是前任主任很长时间都没有把办公室腾出来，说太多东西也没法搬到家里去。我确实着急开展工作，就看中了这间小屋。
小屋大约十一二平方米左右，内外开间，里间是电话中继线集中地，放置了一些电器柜，外间还放了个台球桌，把房子的空间挤占得所剩无几。我就叫办公室的同志搬了个简陋的桌子和几把椅子，这样一来连个回旋的余地都没有了。我看了看，行，就这么先凑合着吧。
6月17日，体科所的同志帮我把以前办公室里的东西用四个纸箱子运到了“新居”。我把东西暂时堆在办公室里，开始和工作人员谈话，也和一些不期而至的商业伙伴接触。我记得一位相识的企业老总谈完之后和我握手，临走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李主任你还真行，在这样一间屋子里面也能谈笑风生的。这还真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会谈地点。”
面对这样的调侃，我一笑了之。关于中国篮球改革的很多早期决策都是在这间陋室里出台的。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云：“何陋之有？”
我做的第一项工作，是从倾听开始。
这两个字看上去简单，却是很多人不重视或者不屑于去做的事情。我记得古训中有“大智兴邦，不过集众思；大愚误国，只为好自用”的教诲；还记得左宗棠在送给曾国藩的对联上写道：“集众思，广忠益；宽小过，总大纲”。这寥寥数字，勾画出身居高位者的“为官之道”，对我启发很大，我把它作为我的工作信条。
我一直都记得张发强同志到篮管中心宣布任命的那天，全中心同志们脸上那种兴奋的表情，让我感受到他们的信任、厚望以及对改变篮球面貌的期盼。我就是要听听大家的心声，让大家把劲儿都能往一块儿使。
拉媒体朋友的手
除了倾听同事、同行的意见，我也选择了另外一个倾听对象，那就是媒体人。
对于现代媒体的传播作用，尤其是对于走向市场的运动项目发展的重要性，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对此我是有充分认识的。这个认识不仅在于理性的判断，也有足球运动的前车之鉴。总的来说，我是把媒体当作自家人看待的。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引子：重归（7）
回到中心之后，不管大会小会，我都反复给同事们灌输一个概念，那就是要把媒体看作我们的合作伙伴，是我们发展事业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说这些话，也是想扭转前任对待媒体的态度。
有一件事情我记得很清楚，1999年在上海召开篮球工作会议。一天中午大家吃自助餐，也邀请了媒体记者参加。当时有个年轻的男记者过来跟一位篮管中心领导人搭讪，可能他想用一种与众不同的方式切入话题。他态度很有礼貌但问题非常直接，开口就说X主任我听说您对记者非常反感……
这位领导人看了他一眼，脱口就是一句你说得对，然后就自顾自低头吃饭，留下那个年轻记者尴尬地站在那里。
我对这件事印象深刻。我自己本身是从学校里出来的，对年轻人和知识分子那种有理想、有追求、有热情、有责任感的劲头，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所以我没有把他们看作是“找麻烦的人”，而是采取不回避、不拒绝、坦诚合作的态度。
回到中心没几天，我就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邀请一些媒体人士，和大家沟通了一次。我当时的态度很坦诚，就是讲清我的工作态度，希望大家能像一家人一样合作。来的人也都反应热烈，给了不少掌声。
另外，我也请一些常年跑篮球的老记者们吃了一顿饭，采纳了他们的众多建议，比如建立中国篮协新闻发言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