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到民政局三个字，孩子的母亲愣了，小奶瓶在众人头顶传递了一个来回，那位母亲连声谢谢都忘了说。
孩子的哭声终于退了，“送温暖”扭头看着小家伙贪婪地吮吸着的模样，不停地逗着。一会儿，他还把孩子给抱过来了，“哎，孩子不是这么抱的，你这样他会呛奶水。这孩子也不小了，你这当妈的怎么连这个也没学会呢？你不会是拐卖儿童的吧，呵呵。”
车里又是笑声一片。
孩子的母亲脸色黑了一下，把孩子似乎是夺着回去的。于是孩子的哭声又响了起来，哄了半天也不行。看来，新鲜温暖的奶瓶似乎还不是他最想要的。车厢里突然一下安静下来了，似乎有一种烦躁在悄悄蔓延着。是的，一个母亲连孩子的哭闹都摆不平，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母亲不说话，干脆连哄也不哄了，扭头盯着窗外的雪看，任由孩子哭。
“这孩子恐怕不是饿着了，发烧呢。”“送温暖”显然把手放孩子额头上了，为了证实自己的话，他又翻过手背往自己额头上贴了一下。
“你这当妈的也真是，大冷的天带孩子出门，奶粉不带，药也不带，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麻烦着呢。”
这话已经带着情绪了。的确，个把钟头了，全车的人都在围着一个孩子转，到头来母亲却什么招都没有。看着她对孩子拍拍打打不耐烦的那劲儿，好像那孩子真不是她的。
不过，众人的意愿显然不是孩子的。随着窗外的雪花越落越大，地上的积雪越来越厚，孩子的哭声高亢了一会，渐渐微弱下去了。
孩子的母亲却忽然哭了。
大伙都凑过去看了看，那孩子确实烧得不轻，脸都紫了。
“那只能这样了，我平时喜欢随身带着治感冒发烧的药，不过我这是大人吃的，那只能把一片掰成四半，擀成面冲奶粉给他喝了。”
这“送温暖”到底是民政局的，细心到连药都随身带着。
没多会，孩子的呼吸缓了下来，小脸红扑扑的，睡着了。
“司机师傅，停车，我要下车。”
孩子的母亲突然站了起来，摇晃着身子朝司机叫。
司机愣了一下，不过还是把车停了。
那位母亲抱着孩子，站在门前，“民政局的这位师傅，麻烦你陪我回去一趟，我怕我半道上会后悔，人家准备好五千块现钱呢。”
她又哭了。
“送温暖”站了起来，“那我就不用现场取证了。司机师傅，先开车去一趟镇卫生院吧，给孩子治病要紧。”
雪更大了……
用咳嗽来思念
父亲和母亲是一对战斗家。
这是母亲自己说的。想来也是，他们结婚四十多年了，在我们有记忆的日子里，家里从来没个消停的时候。俩人从来都不像是一对夫妻，而是一对生活的仇人。在老天不赏脸一口饭都不给吃时他们与贫苦斗，在物资匮乏生活困难时他们与拮据斗。在战胜了苦难和岁月联为一体的对手之后，我们大了。而母亲和父亲的对手变了。母亲实在找不到目标，就把对手转到了父亲身上，大吵三六九，小闹天天有。而父亲呢，父亲和烟斗。
父亲把烟一根一根一包一包分解燃烧，一一吸进他的肺里，吐出烟雾的时候，他欣慰地微笑，似乎自己一直是个胜利者。终于有一天，他的嗓子先举起白旗，变得特别脆弱，特别容易咳嗽。天气变化、辛辣油腻甜、情绪骤然转变，这些都成了对手。也就是说，父亲遇到了反攻。乱箭一来，父亲就要抖起身子，把肺翻出来咳嗽，让自己紧缩成一小团。这时的父亲看起来像极了一卷皱了的纸，微小脆弱，和我们小时候眼里高大伟岸的父亲截然相反。这让我们心惊胆战，想帮个忙都不知道从哪下手。
而母亲此时则谨小慎微。父亲的每声咳嗽都像是她也在用力，父亲咳嗽过后，她比父亲显得还累。家里只有这时才是和谐的，他们矛头一致，和咳嗽斗成一团。父亲蜷起自己，巴不得血液都停止流动，把所有的力气用来咳嗽，似乎咳嗽就是他的盾，能挡住所有对手的袭击。但他这只能算是防守了，疲于防守。而母亲则抚后背、递纸巾、端茶倒水送药。可一旦父亲的咳嗽见好，家里短暂的温馨转瞬即逝。似乎那一会儿的慌乱和担忧倒成了祥云，只能笼罩一会儿，总是要飘走的。阳光过去，阴霾照旧。
父亲的离去，还是因为他的咳嗽。其实他每次咳嗽，我们都会异常地揪心，害怕他会因为哪一声咳嗽太剧烈而停止了呼吸。担忧时间长了，才慢慢习惯。但是，真的习惯了，他却因为一次很平常的咳嗽，忽然就离开了我们，没有预兆，甚至都没给我们告别的时间和机会。去世后，父亲倒慢慢舒展了，身子不再佝偻，脑袋也不再紧缩到胸前，一下显得他高大安详了许多。他的神态显示，他的离去让他终于战胜了咳嗽，成为最后的胜利者。
而母亲和我们，却要一下子面对从此寂静下来的房子。家里没有了喋喋不休的争吵，没有了扯人心脏的咳嗽，我们手足无措，而母亲则空落起来。她像一个拳击运动员突然失去了对手，落寞地一个人面对着空荡荡的舞台。她没法再战胜父亲，更不可能战胜父亲的咳嗽，她没有目标可以征战。她慌了，慌得很。
我们尽量抽时间回家陪母亲。我们力所能及地制造着快乐与和睦的温馨，而母亲却像个旁观者，双眼空洞，似乎她早就看穿了我们的做作，以及营造出来的假大虚空。显然，我们不是母亲的武器，更成为不了她的对手。我们颓然地离开，像落荒而逃一般聚在一起商量对策。没有对策，我们坐在一起忽然发现，我们是如此不了解母亲。再去看母亲时，我们倒安静了许多，就静静地看着母亲，看岁月和孤独在她脸上又增添了多少痕迹。母亲反倒精神了一些，似乎我们的安静是她胜利的结果，我们诚实而本色了。
微笑之后，母亲轻轻咳嗽了起来。我们悚然一惊，母亲也咳嗽了？再听，不是，母亲的咳嗽不是肺里的抽搐，她在学习和模仿着一种声音。没过几天，我们惊讶地发现，母亲已经把咳嗽像一门技巧一样掌握了。她咳嗽时不蜷成一团，而是在躺椅里舒展着身子，只控制着声音。如果在门外听，我们一定会以为父亲还在，只是又犯病了。
从此，母亲把咳嗽当成了一味缓解孤独的药。咳嗽起来，虔诚认真，似乎在继承父亲的一门绝学，不惟妙惟肖、不青出于蓝，就愧对师门。
开始我们惊愕、酸楚，束手无策。我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力量能帮得上母亲，只能安静地不出声，看着母亲一边咳嗽一边在脸上绽放出欣慰和惊喜。我们不知道怎样才叫孝顺，我们祈祷母亲能长寿更长寿，把父亲没活够的岁月也一同继承下来。但母亲显然没有这个目标，她的身体很快就虚弱起来，因为咳嗽几乎是她唯一的锻炼方式。
当母亲也离去时，我们不再那么伤心，因为无法接受的心理比父亲离开我们时弱得多了，几乎没有。我们宁愿相信，母亲是主动在拉近自己与父亲的距离。她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一次战斗中，掌握着全局形势，并且牢牢控制着战斗的结果。是的，她胜利了。我们没有理由悲痛。
每年清明节去看父亲和母亲时，他们都坦然而欣慰地对着我们笑。他们携手在另一个世界战斗，却让我们成为无法观战的观众。鲜花、眼泪和笑容是我们所有的援助。
只不过，和墓地里大多数扫墓人不同的是，每到最后，我们兄妹三人都会像模像样地咳嗽起来，每个人都力图能和母亲的咳嗽一样。是的，我们一起患上了一种叫思念的病，咳嗽是唯一能缓解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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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铭记来忘却
父亲是在小五车祸之后老的。
在那之前，父亲的年龄外人从来猜不准确。当母亲在一旁忍不住一脸自豪高声大笑着公布答案时，连我们自己都有些怀疑——我们兄妹五人长年在外，工作的工作，学习的学习，家里所有的农活都是父亲在做，包括赶牛耕田、春种秋收，从来没请过帮手——这样的父亲竟然已经六十三岁了？
没错，四五年的，属鸡。母亲自豪地确认了一下，眼角的皱纹里都是笑意。
父亲唯一和六十三岁相符的，是他的一头白发。那是小五出事之后白的。倒没有一夜白头，但是他的背一夜就驼了。这样，他的话变得更少。驼下来的背似乎是个阻挡，把本来就很少漏出去的话，几乎全挡在了肚子里。小五出事之前，父亲忙得没话说，五个孩子的吃饭、穿衣、上学和生计，排着队来报名，一个一个往父亲的背上压。不过父亲眉头都不皱，越挫越勇，用六十岁的身体四十岁的外表精神抖擞身坚背直地迎难而上。当小五也进了大学、三妹都能把每个月的工资如数交给母亲时，父亲甚至呵呵笑了几声。
小五是在暑假打工时出的车祸。全家几年内第一次聚齐了，坐在已经不平整又狭小的饭桌四周。父亲和母亲都不说话，大姐和三妹终于没忍住，抱头痛哭。之后的几个月里，父亲都没说话。母亲除了问我们想吃什么之外，和父亲一样。
父亲的那些鸡舍空了。他在第一时间放弃了自己经营六年的小养鸡厂。之前，他和母亲不止一次笑着说，我们五兄妹的学费都是从那些鸡屁股里抠出来的。现在，父亲的驼背告诉我们，最后一个还在上学的小五都没了，还抠什么呢？抠给谁用呢？
我们只有眼泪，却商量好坚决不能在父亲和母亲面前流。很快就难得见到父亲的身影。他开始像一个真正的六十三岁的老人，沉默、迟钝、晚睡早起。整日除了他睡觉的那间屋子，就是在空无一物的鸡舍里转悠。鸡舍里占主角的已经不是母鸡们下蛋后夸张的报喜声了，而是一片又一片嚣张的蜘蛛网。父亲能对蜘蛛网说话吗？
回家陪父亲和母亲最多的，是大姐。她的单位就在县城，刚开始的那段时间她甚至每天下班都骑着摩托车赶六十里地回家。前两天，大姐让我们务必都请假回趟家。她没细说，但语气里似乎是父亲和母亲出事了。
似乎真是出事了。当我们先后赶车回去时，父亲和母亲竟然双双在村口迎接我们。母亲还一脸微笑着接我们手里的包。父亲仍然不说话，但是气色明显好多了。晚上，他们甚至还张罗了一桌的好菜，像极了几年前全家团聚过年的情景。
第二天，我们才纷纷知道了父亲和母亲究竟出了什么事。
他们恢复了生活的能力。父亲还下地干活，母亲仍在家操持。不过，父亲给他那两只拉犁耕地最顺手的一驴一马取了名字，名字一样，小五。不仅如此，他的犁也叫小五，他的鞭子也叫小五。有相同名字的，还有他的自行车、老花镜、圆珠笔、剃须刀，以及母亲负责管理的十几只鸡、三头羊，甚至母亲整天洗洗涮涮的锅碗瓢盆、天天要用的缝纫机、针头线脑和剪刀。总之，一切他们用到的东西，都叫小五。在大家面前，父亲和母亲与往日并没有什么不同，父亲操劳，母亲勤快唠叨。可是在没人的地方，他们每用一样东西之前，都要轻声细语地打个招呼，小五，要下田了，注意点儿石头子儿，不过别偷懒……小五，裁布样最该注意的是别歪斜……
大姐说她听到过，还不止一次。问起原因，大姐说村里有个人被她请来劝过父母，那个人也曾失去过最喜欢的儿子。大姐说她想让那人能劝劝父母，忘记小五。没想到他们说了半天话，父亲就记住了一条，要想忘记，就得整天看到摸到用到，又熟又热亲近到不用惦记，就能忘了。父亲说服了母亲，俩人想了这么个办法。
和大姐一样，我们的眼泪刷地就出来了。我们觉得应该顺着父亲的思路做一件事，让他愿望达成。我们决定给小五立块碑。这是破例，小五没结婚，更没孩子，立碑是要被村里的长辈骂的。但是我们除了如此，没有更好的办法协助父亲和母亲。
我们仍旧坐在饭桌的四周，跟父母商量这件事。三妹还把拟好的碑文在纸上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碑的正文是“吾儿徐海童之墓 父：徐立 母：许翠梅携兄姊四人立”。
父亲戴上老花镜举着那张纸看。母亲不识字，也凑过去看。他们看了半天，母亲看着父亲，父亲则疑惑地望向我们，问，徐海童是谁？
我们没法回答，眼泪却怎么也控制不住，当着父亲和母亲的面流下来了。
他们连小五的大名都忘记了。他们终于不用再时刻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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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黑鱼
父亲二十七岁时喜欢喝了酒再下河摸鱼。
二十七岁时的父亲说，喝酒和摸鱼就是他的两条腿，缺一不可。父亲喜欢喝得晕晕乎乎的再下河，这样状态好。再说了，父亲二十七岁时我母亲已经怀上了第四胎，从圆圆的肚尖和拼命吃酸的迹象看，父亲盼了许多年的儿子可能就近在眼前了，近到只隔着一层肚皮。于是父亲想给母亲摸两条黑鱼备着，黑鱼大补。当然，黑鱼是野生鱼中的国王，很难摸到。
那阵子父亲的状态确实不错，摸了半缸黄鳝，还摸了几篓鲤鱼瓜子。有一天父亲甚至奇迹般地摸了个三两重的小王八上来。但父亲就是没摸着黑鱼。母亲其实已经很满意了，以前父亲摸的鱼总是变成酒又变成酒。母亲怀过三个孩子，什么时候见过有这么多鱼虾是专门为她准备的呀。但父亲似乎跟黑鱼较上了劲。可是黑鱼在暗处父亲在明处，黑鱼也跟父亲较上了劲。这种拉锯战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眼瞅着母亲的肚子越来越大，无奈，父亲只好向黑鱼投降了。父亲带着他那些鲤鱼和王八到街上的鱼市转了起来，希望能碰到卖黑鱼的。哪怕一篓鲤鱼加上那个小王八能换来一条黑鱼，估计父亲也是肯的。
但黑鱼贵为顺河的国王，就是不肯露面。
父亲只好转移目标，想寻找些能跟黑鱼相当的东西。于是父亲看到了狗肉摊。狗肉金贵，这在顺河乡人尽皆知，能吃上狗肉的户一般不是有人当官就是家里做生意发了财。据说乡长媳妇坐月子时才吃得上狗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