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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社会的家庭难以脱离社会而存在，都处在一种拥有很强连带性的组织之中，家庭的独立性和隐私就很难得到保障。日本的家庭隶属于更大的集团单位，如同族、近邻或村落等，这种家庭间隔较少的社会结构同孤独、拥有沉重压力的资产阶级社会相比，也许更好一些。但是相对的，在这种家庭间联系密切、没有密室化的社会中，也不会形成近代自我。所以，形成自我，就必须脱离“透风”的家庭，所以说日本的近代文学是通过反对“家”才形成的。但是从另一个层面说，形成近代自我过程中要反对的并不是家庭本身，而是反对通过家庭渗透进来的外部社会的舆论和权力。
日本家庭的独立性弱和早期日本社会村落共同体形态有很大的关系。日本的村落形态是典型的亚洲式村落，自古以来都是以种植水稻为主，在管理水利的同时，还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种植庄稼，形成了家庭间劳动力的互相调剂，一种相当于共同体的劳动组织。从这一点来看，作为经营单位的农户没有足够的独立性。
欧洲中世纪时期形成的日耳曼村落共同体，由于土地私有的基本原则，各个家庭在森林中是独立生活的。即使发挥共同体作用并做出某些决策的机会，也都是围绕如何分狩猎地、放牧地等问题进行的。相对来说，日耳曼村落共同体中农户就有很强的独立性。
在集约型农业下，人们对土地的依赖要大于对劳动力的依赖。在日本自然经济为主，即粗放型农业下，同土地相比人们更依赖劳动力、家畜和劳动工具。在这种情况下，对劳动力的依赖就造成了人与人之间来往密切，家庭与家庭之间紧密相连，独立性较弱，处于个人和社会之间的村落或其他集团的独立性也较弱。另外，村落内部难以独立的低下的生产力，也是造成整个村落无法独立的重要原因。
隶属于独立性较弱的集团的成员，很难从集团内部获得安全感，尤其在集团内部成员对个人价值的过低评估所带来的无力感，让他们更加不信任所属集团，在心理上总是有种想依赖外在社会的冲动。集团成员对外来事物接受的态度，更加促进了外来事物的渗透，此时集团这个阻挡外界事物的堡垒形同虚设，丝毫没有起到防风避雨的作用。不过日本人仍旧相信自己所属集团的保护力量，至少可以说是想要信赖、依靠。有人将这种对集团所属的形态称之为“半所属”，而这种“半所属”的社会结构正是耻文化产生的基础。
集团成员在所属集团中的所作所为，随时都会受到集团内部和集团外部的监视，一个人在集团内部建立自己的人际关系，也会因意识到来自外部的实现而羞愧。日本的家庭成员在家庭以外遇见亲人时也会产生难以名状的羞愧感。同时，当集团成员在外部社会与人建立交往关系时，也会因受到来自集团内部视线的监视而感到羞愧。因为人们觉得依照自己喜好或普遍性的原理来建立关系可能会被别人看作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每当有人想表达高于普通人的意识的想法的时候，都有人用一种批判的眼光试图从这种表达背后看到某种对现实利益的追求，羞耻感也因此而产生。
羞耻感产生的条件之一就是集团的独立性较弱，从集团内部成员的角度出发，集团成员在集团中属于“半从属”状态。这种社会结构特征很早以前就存在于日本社会，但是随着传统行为模式支配下的民俗社会的解体，这种“半从属”表现得更加明显。
在民俗社会，社会成员间来往密切，对同一事物的认知也因环境的限制而趋于一致，不容易产生分歧。在这种社会结构中，羞耻感产生需要的敏感的自我意识也没有形成，因此，没有形成羞耻产生的土壤。只有弱化集团的独立性，使社会的有机结构不断发展，衡量人们行为的标准从善恶改为优劣，才能形成易于羞耻产生的基础。从这一点来看，在工业化迅速发展的大众社会中，羞耻感才易于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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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羞耻，一种社会模式的制约（3）
一般而言，在这种社会中，对社会成员的评价标准会因情况的不同而不同，正因为标准的多样性，才让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们在做任何事的时候都在担心自己是否能够实现自己所肩负的期待。一旦所做的事情以失败告终，就会招致大众的非议，也会让当事人感到耻辱，因此，羞耻也有了约束人行为的功能。
大众社会是一个社会关系范围广泛而且错综复杂的社会，在其中生活的人们，如果终生都保持一种孩子式的害臊和忸怩就很难融入社会，所以只有接受各种各样不熟悉的眼光的历练，才能成为真正的社会人。因此，大众社会具有诱发羞耻产生的因素，也具有抑制羞耻产生的因素，但是大众社会促进羞耻产生的因素往往被人忽略。
明治三十年代产业革命以后，日本社会迅速城市化，同时民俗社会迅速解体。
明治维新时期，维新派“活用”了天皇的权威，靠着威迫幕府将军的“大政奉还”和“王政复古”的行动，把天皇树立为支配人民的绝对君主，形成了天皇制国家，并仿照西方国家建立了近代行政机关。在“家国一体”观念的支配下，日本的近代的行政制度有着很强的家族性，伊藤博文还提出过日本社会就是一个“乡党社会”的观点，认为“家”和“同族团”是社会政治制度的基础。这些行政机关作为政治的中间层将官僚制统治贯彻到社会底层，同时又将底层民众的要求有组织地反映给统治阶层。他们同时充当着统治者和民众代表的双重媒介的角色，他们一方面贯彻近代的、统一的官僚统治，另一方面保护着底层的未分化的共同体，同时执行着相互矛盾的任务。
明治三十年代以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明治时期的家族式官僚体制统治下的政治机关无法充分发挥作用。城市化的加剧使人们离开农村奔向城市的趋势也逐渐明显，对个人价值认同的提高使个人主义渗透到地域共同体中。民俗社会中类似的价值观、人生观受到了严重的冲击，集团内部的物质和精神基础也遭受到了威胁。在这种社会情况下，强化近代的行政制度，培养地方政治的中间层来保持地方共同体的完整被提上日程。
这样，明治前期的中间集团比后期的独立性相对增加。中间层的媒介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统治阶层就能较好地和被统治阶层接轨。明治前期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立身处世观就源于这种接轨。如果某个人为国家做出了贡献，不仅会得到天皇的奖赏，家乡的人也会给他以很高的评价，还会被当作英雄看待。
人们的所属集团给予的评价，被认为是在社会上是否取得成功的标准。成功的人和想成功的人在自我意识中也有两个标准来衡量自己，一是所属集团如何评价自己，再就是从统治阶层的角度观察自身。在这样的社会中，耻和名誉被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但是羞耻观却不普遍。因此，和明治后期的人相比，明治前期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日本人的社会性格中，有不拘于羞耻的刚直的一面。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工业化与城市化程度的加深，社会中间集团作为民众代表的功能逐渐弱化，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心理上也渐渐产生了不安。城乡差别逐渐增大，地方和中央之间并出现了明显的分界线，人们也开始意识到这两种不同视线的存在。过去被奉为人生理想的立身处世也逐渐失去了吸引力，甚至怀有这种思想的人内心也感到些许的内疚。在成功者和要成功者的人的心中，会因为失去了对所属集团的归属而逐渐产生模糊的背叛感和淡淡的乡愁。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世界的强大让日本人看到了“强权即公理”的社会规则，并逐渐产生向西欧看齐的想法，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但是西欧人的行为方式和日本人的行为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对个人行为也有不同的衡量标准。当一个日本人用西欧的行为标准来衡量自己时，又受到自己所属集团行为标准的限制。当日本人用所属集团的行为标准衡量自己时，他又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受西欧行为标准的制约。
1921—1925年，日本爆发了“大正民主运动”，使日本的藩阀势力退出了政治舞台，并产生了###制度，日本的政党政治也初步确立。它虽然发生在天皇制的社会制度中，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民文化的形成。日本社会中的资产阶级、小市民阶层的子弟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学到了罪文化。适合耻文化成长的社会土壤逐渐衰落，逐渐被罪文化取代。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同罪文化共同成长起来的自我意识的深化和耻文化价值观的衰退共同交错于大正时代，作为耻和罪交叉点的羞耻也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
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欧社会和日本文化的变迁情况正好相反。随着西方社会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导致国家权力不断强化，中间集团逐渐强大起来，并趋于官僚制化，人们开始重视同一集团的一致性，以自发结社并存为结构背景的多元价值观逐渐变成了一元价值观，罪文化逐渐衰退，羞耻文化处于上升之势。但是，在日本，由多元的社会集团、多元的价值观、多元的利益组成的市民社会没有发展成熟，民俗社会就已经直接转变成了大众社会，在这样不成熟的条件下，传统终究还是占据上锋。耻文化在社会模式的制约下，还是如草一般，火烧不尽，风吹又生，其反反复复的结果也就是文化的不断演变、变态、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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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对“社会对立”的内心排斥（1）
每个人都是看似毫无破绽的借口，命令的受害者，即使有心为自己讨回公道，也不清楚到底应该向谁追究责任。难怪人们管日本的官厅叫“无责任体系”。在这种权力代理制度下，上级可以巧妙地将自己隐藏起来，即便下达了什么有违民意的命令，中间人的存在，也可以让他们从沸腾的民怨中逃脱。
古代的日本社会呈现出金字塔式的结构，在这个金字塔中，位置越高，责任越大，需要处理的事务就越多。人的精力有限，权高位重的上级们根本不可能事事亲历亲为，幸好他们有众多下属鞍前马后，可以随时差遣调换。然而，若想让下属们圆满地完成任务，就必须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力，让他们成为自己部分权力的代行者，否则，即使下属有为上级效力的心，也没有为上级办事的力。
代行上级权力的下属，便是权力金字塔中的中间人，他们一边承接着上级的任务，一边又对下级摆出高高在上的姿态，督促他们完成任务。因为这些中间人的存在，上级们省了不少力气，他们只要将意图交代下去就可以了，不用直接行使权力。中间人承担的任务越重，需要的权力就越大，对上级权力的代理功能就越强，而上级也就越没有直接行使权力的必要。在这种情况下，上级的权力往往会超乎想象地向社会的底层渗透。因此，对老百姓来说，尽管那些国家权臣们，深居在自己看不见的深宅大院中，很少露面，他们的影子——权力还是无处不在，影响着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当然，赋予手下权力也并不是每个上级都擅长的工作。他们必须小心拿捏这权力的大小，既要让它大到足够属下们完成任务，又不能让它成为属下坐大的原因，下属和上级同样存在着博弈的关系。历史上，被下属架空权力，结局悲惨的上级屡见不鲜。
中间人不只是上级的代理人，他们执行上级命令时，也会悄悄地在这个命令中加进自己的“意思”。这样一来，人们就很难搞清到底谁是权力的实际拥有者了，上级们无法保证他们的命令不被中间人篡改，真正作用在百姓头上的，往往是变了味的命令。如果说上级是权力的实际拥有者，在社会底层发挥作用的命令并非他们的本来意图，如果说中间人是权力的实际拥有者，他们又不是这个命令的“原创”。
近代官僚制度，通过法律保证各级命令如实地传递下去，但封建时代的官僚制度，却只能依靠中间人传递命令。权力几经代理，就变得模糊不清，权力行使的过程也随之神秘起来。百姓们只知道要履行官老爷的命令，但这命令究竟被哪些官老爷添油加醋，它的本来面貌究竟是什么，就不得而知了。
日本的封建时代早已结束，封建时代的官僚制度也荡然无存，但权力的代理习惯却保留下来，依旧在日本社会中发挥作用。在日本，权力的行使和责任就在一次次的代理过程中，被巧妙地掩盖起来。虽然日本存在最终极的统治权，却没有明显的权力集团，日本形式上的权力和实际权力由此分离，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日本皇室“万世一系”，天皇在大多数时间里却都只是国家的傀儡的原因。日本的政治就像洋葱一样，没有明确的核心，与其说它是一个有政治中心的国家，不如说它是一种“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日本的政治展现出一种奇怪的形态，它连一个能向全国发放命令的领导人都没有，却一度给世界留下了团结一致，上下齐心的印象。它没有政治上的核心，却依然有能力把国家中的反对势力铲除殆尽，日本共产党诞生初年的遭遇就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体制是无形的，就连身处其中的人，都无法形容出它的具体形态，翻开国家的所有法律，也找不到它的藏身之所，但它又无所不在，人人都能感受到它的力量。
权力代理的制度确保上级的命令能够实现，却也让这种命令所引发的责任被分散开来，一旦该命令制造出不良后果，人们就能轻易找到借口推脱责任。参与了命令制定的人可以说，他们只不过看过命令文件罢了，他们既不清楚自己的责任范围，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负什么责。执行这一命令的中间人会说，他不过是按上级的意思办事，自己身不由己。制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