拢，努力克服胆小怯懦，最终成为人人眼里的合格武士。
在这一事例中，群体通过对个人的嘲笑，将个人改造成符合自己期望的个体。在封建时代，武士们被反反复复地教育要爱惜名声，知耻知辱，让他们从小就对嘲笑格外敏感，如此，即使没有外界的硬性条例来约束，他们也会自觉地向武士阶级的价值标准靠拢。
就武士而言，他们已经自觉地将勇敢当作基本品格，胆小怯懦和武士精神格格不入，面对危险心生畏惧却是人的本能，一旦发现自己心底的怯懦，即使没有他人嘲笑，武士也会感觉耻辱。同时，胆小鬼武士的出现又大大超出了武士团体的意料，一个群体的勇猛威名总是来自身处这个群体中的个人，于是团体中的其他人开始嘲笑这个胆小鬼武士，因为他辜负了众人的期望。
因为长期以来的知耻教育，武士们对嘲笑格外敏感，迫使他们督促自己遵守武士阶级的价值标准，耻不仅仅是对违背了社会规范之人的一种惩罚，还有创造社会规范的意义。
《平家物语》是日本古典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一部小说，刻画了不少战争时代的武士，其中诸如“有耻者”、“有耻武士”、“有耻门客”这样的词汇频频出现，多用来形容品格高尚之人。“有耻”即“知耻”，在当时，被誉为“有耻”，就类似今天被称作“高贵”。“有耻”之人，都有极强的荣誉感，对武士来说，为维护荣誉，不仅要尽可能不做耻辱之事，在强烈的耻感的作用下，还必须以理想型的武士为参照，不断完善自己，成为更高尚的武士。
体面型义理，因耻的存在，将人对面子的维护上升成一种规范，要维持面子，就必须谨言慎行，对那些和体面相关的规范亦步亦趋，因此，尽管这些规范未必都诉诸文字，具有强制性效力，但在耻的威慑下，人们还是要认真地履行它。
在研究那些古代武士时，姬冈勤不禁感叹，作为一个武士，只要出现了耻辱的污点，哪怕只有一点点，就再也洗刷不掉了。即便自己的生命结束，这一点一滴的耻辱也会留存下来，成为后代的耻辱。耻辱似乎是武士的一种宿命，在近松门左卫门的《女杀油地狱》、《日本西王母》以及《国姓爷合战》中，都有为耻辱折磨的武士。武士的名誉就好像洁白的纸，只要沾染上耻辱，就再也称不上无暇了。在生和耻之间，为保全名誉，武士们能做的不是杀身取义，就是报仇雪耻。体面型的义理，既有让人小心约束自己避免受耻的作用，又能让耻成为自身提升的动力。
尽管多年以来日本的武士伦理一直被当成“封建的前近代伦理”的代表来研究，而武士也多被当成封建文化的象征，但值得指出的是，武士的耻辱很容易滋长个人主义。对武士深有研究的相良亨曾说，在日本的思想中，武士的独立思想最接近西欧近代的自我意识。每个武士都有强烈的自尊心，都希望成为人人尊敬的人，杀身雪辱，或报仇雪耻，一方面是在保护自己的名誉，一方面也是在告诉别人“绝对不要轻慢武士，侮辱武士”。渐渐地，平常人在和武士打交道时也会格外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避免伤害武士敏感的自尊心，同时，武士们也将自己受辱非同小可的意识推及他人，意识到不能让别人受辱，相互尊敬的大环境就这样形成了。到了明治时期，这种对他人的尊敬逐渐演变成对自己及他人个体价值的认同，并催生了近代意义的独立思想。
无论是公耻还是私耻，既有可能向个人主义发展，又有可能浸染集团主义的色彩，它们和义理结合在一起，影响着日本人性格的形成。本尼迪克特曾总结道，在日本，人们必须遵循义理，“如果不这样做，就会在人前感到丢脸”。可见，耻辱和义理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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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本的自律与他律（1）
就自律一事来说，日本人绝不比罪文化影响下的欧美人表现得差。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看到本尼迪克特将日本定性为耻文化后，日本的学者会有那样大的反应，向来以超强自律性为荣的日本人，一下子被划入了他律性文化的阵营，当然会有所怨言。
虽然明言日本是“耻文化”、欧美是“罪文化”的本尼迪克特并没有说“欧美人是自律的，日本人是他律的”，但其耻文化的观点一经提出，还是有不少人把日本当成了他律性的典型存在。被贴上“他律”的标签，无论他律在社会中会发挥多大的正面作用，人们都不禁会认为，日本人之所以懂礼貌，有上进心就是因为害怕别人对自己做出什么不好的评价。之所以要强认真，不过是好面子罢了，一旦没了人监督，他们就不会好好表现。总之荣辱观念极强的日本人不像欧美人那样自觉，欧美人犯了错，即便没有被人发现也会深深自责，而日本人就是被人指出来错误，也会百般抵赖维护面子。
自尊心极强的日本人当然不满这种非议，本尼迪克特的日本耻文化说提出来没多久，日本的社会学家就十分认真地研究起日本耻文化，希望找到充分的证据，证明本尼迪克特的观点站不住脚。他们举出了大量例子证明，日本人不仅会在他人面前感到耻辱，即便是孤单一人，也会有耻辱的感觉。他们把本尼迪克特所说的，在他人监督下的耻辱感称为“公耻”，将人独处时的耻辱称作“私耻”，认为私耻就是日本人自律性的表现。
任何一个社会都有自律性的一面，日本也不例外。对个人来说，要想在社会中立足，就必须自觉遵守社会规则，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和别人和谐相处，否则，人就会被社会孤立。一个人自律性的高低，往往决定着他和其他人的相处情况，古代的日本人重视义理，不用别人提醒就知道自觉遵守义理，就是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严格自觉地遵守义理可以保障人与人的交往顺利进行。如果一个社会中大多数人都缺乏自律性，只能在有外界监督的情况下才遵守规则，那么这个社会也就离天下大乱的日子不远了。
个人的自律性是人与人友好相处的前提，也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几乎没有国家希望自己的公民只是“他律性的存在”，每个国家都会在强化公民自律意识上大做文章，日本人尤其重视秩序和稳定，对人自律性的要求不比任何一个国家低。
日本人的确好面子，他们确实非常在意别人的评价，但是对社会规则的遵守已经成为他们的习惯，任何一个在日本呆过的外国人都会赞叹日本人超强的自律性。日本的人口密度是中国的3倍，人们出行一般都是乘坐公车、地铁，但即使在上下班高峰时期，日本的大小车站仍然井井有条，人们有秩序地上下车，根本不需要专门人员维持秩序。在东京、大阪等繁华城市，很多小商店都将货物摆到门外，方便招揽顾客。这些货物既没有人看守，又没有任何防盗措施，却很少被人顺手牵羊。
作为耻文化的典型，日本人的自律性为世界称道，日本人总能在看似对立的两件事物中找到契合点，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长处。
自律并不是他律的对立，它的产生和人的理想人格密切相关。武士以勇猛为荣，学者希望被看作是有智慧的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想人格目标，不用旁人督促，就会自觉向这个目标靠拢。希望拥有魔鬼身材的人，会自动克制食欲；希望拥有坚强意志的人，会自觉抵制诱惑，只要理想人格目标存在，人的自律性就会发生作用。耻文化会影响日本人的理想人格目标，却不会削弱他们的自律精神，相反这种他律性的文化还和对自律的追求结合一起，督促着日本人更加自律。
日本人以自律性强为荣，以自由散漫为耻，很早的时候起就把自律和意志坚定等美好人格联系起来，并且不放过任何一个培养自律性的细节。就拿坐姿来说，日本人的传统坐姿谈不上舒服，坐的时候双脚不能舒服地伸展开，而是要“两膝内曲、足背贴地”，身子也不能随意地放松，必须“挺直后背，保持平稳”。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提到，武士家庭的女孩，就连睡觉都要保持优美的姿态，她们必须学会在睡梦中约束身体，以“体现一种自制精神”。日本人也喜欢从细节出发，考察一个人的自律程度，不拘小节的人往往会被冤枉成“自律性差”而被看不起。因此不管工作多么紧张，日本人还是坚持天天洗澡、更换衣服，绝不给人留下邋遢的印象。
理想人格目标的存在让人有意识地培养着自律精神，日本人从小就被教育要有上进心，为了实现目标，他们总是全力以赴，不敢有丝毫懈怠，自律精神恰恰是他们实现目标的前提。耻文化下的日本人以他人的评价为重，他们希望知道，别人眼里的自己到底是什么样子，然后拿他人的评价和自己理想的人格目标进行对照，看看自己有哪些不足，把他人的评价当作完善自我的一大动力。
为了实现理想人格目标，人会有意识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如果将这种约束看成是一种牺牲的话，那么补偿这种牺牲的，促使这种牺牲产生的，就是对理想人格目标的自豪感，所以，社会学家们认为“自豪感导致自律”。
耻文化下的日本人重视体面、尊严，如果哪个人伤害了他们的面子，他们必定会记恨很久。这种记恨也让他们间接地意识到，要想进行良好的沟通，就必须尊重对方。因此，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日本人会特别注意礼节，生怕自己的疏忽，让对方不快。同时，这个礼节并不仅仅停留在说几句漂亮的客套话上。对日本人来说，即便是客套话，一旦说出了口，就必须认认真真地履行，绝不能辜负别人的信赖。在日本，是否信守诺言，被当作衡量一个人自律性高低的标准，那些出言必行的人，会被大家当成有义理的人，受到尊敬。
良好的交流建立在相互尊重、彼此信赖的基础上，保护体面和维持信赖关系，不是与他人交流的目标，而是交流的条件。以礼待人的人，多会被称为“谦逊有礼”，社会学家们也将谦虚看作是人与人和谐相处的前提。
三、日本的自律与他律（2）
由自豪产生自律，谦虚让人和谐相处，二者相互作用，一起保障着社会交流顺利进行。
为自豪感和谦虚支撑的社会交流，被社会学家们称为“相互作用礼仪”。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人都被期待成有自尊心、有同情心的人，且大家都对这种期待心知肚明，并愿意尽己所能地满足它。如此，这一社会中的人便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由己及人，不希望看到别人身处尴尬之中，颜面尽失。如果有人在他面前做了丢脸的事，他却不为所动，冷漠置之，就会被周围的人叫作“冷血动物”，这实在不是一个赞美的称号。
换句话说，对他人的丢人行为无动于衷就相当于自己也参加丢人事件，成了“无耻”的一分子。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交过程中，人不仅要注意自己的仪态，还必须小心保护其他人的面子的原因，照顾他人的尊严既是一种礼节，也是保护“我”的面子的手段。
人们必须学会如何保护自己和他人的面子，尤其在即将丢面子的关键时刻，保住体面更是一种艺术，而擅长这种艺术的人多会得到他人的尊敬。在社会学家看来，研究一个国家民族的社会交流规则，就是研究他们维护体面的方式特点。
人和人的交往、沟通，实际上就是一种传递信息的过程。但在实际生活中，为了确保某些信息的顺利传递，又必须特地隐瞒另一些信息，这些需要被隐瞒的信息便是“秘密”。每个人都有秘密，这个秘密有可能是为维护自己的理想人格目标而生，也可能是为了保持和他人的友好交往而设。但无论怎样，人们总会留心隐藏这些秘密，一旦秘密被公之于众，人就会感到耻辱。隐藏秘密是维护体面的重要手段。
如果将传达信息称作“积极的交往手段”的话，那么保证信息不被传达，即保守秘密就是一种“消极的交往手段”。在现实生活中，“消极的交往手段”起到的作用，实在不容小觑。几乎每个人都有被要求保守秘密的经验，比如不经意地发现了朋友丑事，为继续维持友情，就必须对该事守口如瓶，即便朋友没有提出这个要求。
耻文化下的日本人对耻辱格外敏感，保守秘密便成了每个日本人都必须练就的本领。保密是一种义理、责任，泄漏了他人的秘密意味着辜负了他人的期望，泄漏别人秘密的人也会和秘密暴露者一起感觉耻辱。
秘密，无论是他人的，还是自己的，站在保密之人的角度看，都是一种“无”的存在，一种“无知”的状况。人们通常认为知道得越多越好，西方人常说“好奇心害死猫”，人天生有一种将无知转化为已知的欲望，人获取知识的过程就是将无知变成已知的过程。近代的西方启蒙思想家，竭力要求将人从蒙昧无知的状态中解救出来，德语中的“启蒙”本身就包含着“解释、告知”的意味。在中国，无知被当成骂人的话，经常和白痴等词一起出现。在人们的印象中，已知远比无知优越。但是，站在社会学的角度看，如果启蒙主义者的理想完全实现，所有人都像上帝那样无所不知，人类社会恐怕就要土崩瓦解了。所谓社会关系，就是建立在半知半解的基础上的。信息有好坏之分，传递信息既有可能促使社会关系成立，也有可能让它崩溃，如果放任信息自由自在地传播，不对其加以控制，不仅个人的生活会受到影响，整个国家的稳定也都将面临威胁。崇尚自由的美国人，喜欢强调隐私，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有一大堆机密文件，可见在社会关系的形成和稳定上，无知和已知地位平等。
秘密是为了实现理想状况，必须存在的“无知”。在秘密暴露的一刹那，人们往往会抱怨“不该被知道的知道了”。如果被暴露的秘密不过是像“走路不小心，摔了一跤”这样的小事的话，辜负了秘密的人，最多遭到一顿嘲笑罢了。但如果事关重大，比如某位以清纯著称的明星，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