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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最初的军旅生活在江苏北部的徐州，他被分配为运输兵，所以，王石的驾龄是非常长的。虽然他现在已经不自己开车了，但是从技术来讲，他绝对是部队训练出来的水平，是那种把重型大卡车“呼”一下就开过平行的两根独木桥的驾驶技术高段位，绝非一般人可比。我曾经问王石：“这么好的开车技术，现在不开多可惜。”他很得意：“开得好是我的本事，现在不开了也是我的本事。”——这是典型的王氏说话风格。
部队生活对王石来说依然是很不适应，部队是一个强调共性的地方，它对军人们的思想要求绝对的统一。这对王石来说是很难接受的一点。好在他临离开家时，把姐姐高中的课本全部带到了部队，训练之余，他总算有了能打发时间并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做了。其实他也不知道，这些看起来并没有太大用处的书本到底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帮助，并且从学习的过程来说，也是极其枯燥的，但他还是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地学了下来，他给自己的要求就是一定要把高中的课程通过自学拿下来。为了学化学，他跑去和修理班的战友们搞好关系，因为从他们那里可以弄到一些试剂，他可以做做实验什么的。在战友们看来王石也就是贪玩，但在他自己却是一份内心的坚持和骄傲。许多年后他很庆幸自己当时懵懵懂懂地为自己做了一件大好事，他的文化结构没有因为部队生活而脱节，他在以后顺利地上了大学后并没有感到学习上的空白和痛苦。
但部队生活对王石来说天然就有着不可协调的地方，他觉得很苦闷，觉得自己很不能融入到集体里面，不是和大家合不来，而是他内心世界里对社会、对家以外天地的想象和现实是这样的格格不入。他心里对未来的想象，对世界美好的规划，那些由《大卫？科波菲尔》、《红与黑》带来的激情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他觉得在一点点消失。
《王石这个人》：压抑（2）
但他是一个好胜的人，即便感觉到自己过得不愉快不开心，他依然要让自己成为集体里出类拔萃的人。当时部队里大都是农村兵，农村兵的特点是能吃苦，肯干活。部队是个赞赏吃苦的地方，在新兵连的竞争就是干活干得好与不好的竞争，谁能吃苦谁就是老大，所以农村兵的优势一下就显出来了。城市兵虽然有文化有讲究，却在农村兵的映衬下成了养尊处优的一群。王石很不服这一点，他觉得：不就是干活吗？我也可以！王石的想法是：我的确不喜欢，但不等于我不能。——在好胜心的极大鼓动下，王石在部队拿出父亲埋头苦干的精神，用苦力和战友们竞争，那一年，他觉得好像流的汗、受的苦几乎是以往十几年的总和！这增加了他的不愉快感，不是因为苦和累，而是这样的方式，这种凭借体力劳动获胜的过程让他心里空荡荡的，内心的依托无所适从。
当然也有回报。王石在进入新兵连一年的时间里，接连入团、入党、当班长，非常非常快。按照这样的轨迹，王石本可以在部队顺利地待上十几年，进修、提军官，一路平坦。但是后面故事的发展是他没有在部队长待下去，在能离开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就对部队挥手告别了，在他的人生路上，部队成了一段快速的插曲。
在徐州短短半年后，王石就随部队一起换防到了新疆。在现在的人印象里，新疆是一个浪漫而多情的地方，可是，对于30多年前去那里服兵役的人来说，他们在新疆的兵营所在地却都是一个个自然条件恶劣、生活极其不方便的地方。王石当的是汽车兵，他所在的部队在吐鲁番盆地，部队驻扎的地方正好是一个风口，刮大风的时候，连油罐在地上也固定不住，被风吹得在地面上乱滚。王石特别清楚地记得当年自己在戈壁滩上开车时绝望的心情，一天开下来，也许只能见到两个兵站的人，其余时间就是在烂得不能再烂的石头路上茫然地前行。
苦不是王石担心的事情，事实上在以后的几十年，他甚至有意识地给自己找了很多苦吃。他在乎的是自己的性格，军人的天职在于服从，而王石自己的性格里总是有着反叛和个人主义的凸显，他自己后来也感叹：“我的性格和部队是太冲突了。”
也许从部队集体的眼光看来，王石也不是一个消停的人。他是那样一种军人：有能力建立卓越功勋，也有能力一地鸡毛，让所有上级头皮发紧，担惊受怕；他是上级看好的提拔苗子，也是领导们伤脑筋的调皮小子。
那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部队经常展开批判资产阶级的报告会，首长看中王石，让他上台发言。王石满心不情愿，一是他觉得很紧张，他觉得这点跟自己父亲实在太像，一要面对大场合、陌生人的时候就全身冒汗；另外他其实也不知道该讲什么。他只好把发言稿先写好满满三大张纸，但还是不想这么顺从地发言，于是，王石的性格在这些细节上就体现出来了，他把三张稿纸糊成了一张，卷成卷就上台去了。结果整个发言的过程都是他在捋那张纸卷的声音：“呼——呼——”指导员在下面气得半死：“王石你个混小子搞什么名堂！”——他的名堂显然很多。读报会上排长给大家念文章，声情并茂地读到：“XX同志克克业业地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工作着……”，王石及时站起来了：“排长，不是克克业业，是克克克克业业！”——结果可想而知，全场哄堂大笑，排长极其下不了台。
所以如果要战友们来回忆军队时期的王石，一定逃不掉“调皮”二字。王石当时的确也是20岁不到的楞头小伙儿，他有着那个年纪特有的对未来无限的想象和憧憬，以及由此而带来的愤怒和抱怨。他有他的笃定，也有他的彷徨。那个时候，他经常对自己说的就是：“你王石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安心吧！”
安静下来容易，安心却不是那么容易。王石生活在一个条件比较优越的家庭，他没有太多的思想负累，他自己所想象的，很自然会成为他认为天经地义的世界，但现实却是那么真实。所以，尽管他也能让自己尽量和集体融合在一起，不要让自己显得太另类，但心里的那簇火焰始终让自己无法平静。
当那件事情发生后，王石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真的是不适应这样的集体生活了，他向往的是个人奋斗，他需要那种个人力量带来的成就感，那种于连式的荣光，他需要离开。
那一年，部队请来一个山东的农村妇女做报告，报告的内容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报告的内容大体是：母亲批判自己的思想没有女儿革命，自己有利己的思想，而女儿则是完全的革命的利他主义。比如，母女俩一起去买菜，挑豆子的时候，母亲就尽量挑好的豆子；女儿呢？看见母亲这样做，很生气，把母亲挑的好豆子全部倒回去，然后往自己的筐里全部装差不多烂掉的豆子。然后母亲总结说：自己的思想不如女儿，觉得很惭愧，女儿心里想的都是别人，希望别人都得到好豆子，而自己只想到自己家。
王石在下面听着，纳闷无比：如果大家都像那位女儿一样的话，菜农岂不是都不用种出好豆子了？因为反正差的大家都在抢嘛！结果只有一个：越来越差。难道大家都喜欢差吗？进步是不是已经不用考虑了？王石越听越苦闷，觉得完全不能理解，更不能理解的是这样的报告是领导们极为推崇的，强调大家一定要仔细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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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压抑（3）
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报告结束后，领导们带着做报告的妇女去食堂的单间吃饭了，师傅杀鸡宰羊地招待领导和做报告的人。当他们尽兴地吃喝谈笑的同时，王石和一班战友则在外间食堂大厅里吃着粗菜糙米。王石至今余怒未消：“这样的环境，难道你不会压抑吗？要去迁就它难道不是很委屈吗？我当然是受不了的！”
部队的几年是王石从家庭走向社会的第一步，是他和社会之间一个重要的转折，但就在这个转折点上，他对人生的梦想、对人生无限的憧憬，都遭到了迎头一击。他也许从来没有思考过自己的性格、自己的理想和社会的契合点在哪里，但部队的几年生活迫使他开始思考更大的问题，他开始想到自己的价值，社会和自己个人的关系，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在家里伸手伸腿皆自如的生活已经结束，他要面临整个社会给自己的考验了。虽然这个考验的第一步以他的苦闷和压抑而告终，但毕竟有了第一步，他可以完全确信自己的选择应该是怎样的了！
当母亲赶到部队希望王石不要复员回地方的时候，王石表现出了一个成人的固执，他一定要到社会去工作。他明白自己需要什么，虽然他的选择未必是好的选择，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对一个正在彷徨的青年来说，有什么比坚持自己的想法更让人激动呢？
所以，在部队待了5年后，王石坚定地对父母说：“我要回郑州。”
回郑州无非就是做工人，比起部队的稳定和风光，70年代工人拥有的，也只是一份固定的工资而已。
回到郑州，王石有两个工作选择：一是到市政府开车，当时政府需要司机；另一个选择就是到郑州铁路局的水电段做锅炉大修车间的工人。前一个工种好解释，无非是属于政府的小车队，领导或单位要用车的时候就当司机拉人或拉货。后一个工种对于不是铁路行业的人就不好理解了，铁路上的工厂不叫厂，叫段，所以，水电段可以理解成为水电厂，但它不是电厂，其实主要是给铁路上供应水和电的，水主要是热水，锅炉大修车间的工人就是专门维护供应热水的锅炉的工人。
这是很明显的比较，前者是比较舒服的职业。在上世纪70年代的最初几年，在基层的生活里，医生、列车员、卖猪肉的、司机是四个令人羡慕的职业。那个时候属于物资短缺并且交流不丰富的年代，列车员可以把北边的果脯什么的往南边带，而南边的蔬菜水果也能通过他们及时带到北边，所以很是吃香；卖猪肉的更拽，那个时候凭肉票吃肉，但具体买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一块什么样的肉，全看卖猪肉的手往哪儿下刀，所以，卖猪肉的同志尽管全身油腻起腥，其职业的受欢迎程度和猪肉本身的受欢迎程度绝对是携手并进；医生就不用说了，公费医疗时期，医生拿药看病的优越感比现在拿红包的成就感还要大；司机同样如此，手握方向盘，那就是掌握了运输的大权大利，司机在那个时候都是见多识广的一群人，也是生活得最滋润的一群人。
但王石却没有选择做司机，他选择做水电段锅炉大修车间的工人。这让周围的人匪夷所思，因为这是一个明显很吃苦的职业，王石心里是明白这一点的，因为父亲就是铁路系统的人。锅炉有很多钢板，有的重达12吨，大修车间的工人有一项工作就是要卸这些钢板，王石说到这个细节的时候，语气异常沉重：“真的，非常非常非常辛苦！”一块钢板压到人身上，回到家经常是一道一道的血印子，王石感觉自己当兵5年都没有这么辛苦过。在部队的时候，他也有过躺下就不想起来的经历，那是到农村去割麦子，几小时弯着腰不起来，回到营房里躺下去，他觉得自己能躺好几天。而现在这样的钢板压身，他觉得当时割麦子简直就是享受型的劳动。王石用一个数字给我形容这个工作的辛苦：“当兵的配给粮食是每个月49斤，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了，但锅炉大修工是51斤！你可以想象是因为有多辛苦才考虑给这么多的粮食。”而当时的王石，完全是一个白面书生的形象，可就是这么一个看着文弱的人，在当时复员转业到水电段的30多个军人中，却是公认为最能吃苦的人。老师傅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姓王的小伙子，后来，当段里要推荐一个上大学的工人的时候，老师傅们一致推荐了王石。
这正是王石所期盼的，他当时没有选择去当司机，除了不喜欢开车这个小小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知道大学如果要招生，一般会到工厂来招——为了这个，他宁愿去对付那12吨的钢板。
这就是王石的性格。
这样的经历在他后来去深圳时又重新上演了一遍，不同的是，在深圳的空气里，他的心情是轻松的。而在本应该轻松的20多岁的青春时期，他却只有吃苦的耐心和满心的期待，就像那句话：“学会忍耐，包你喜爱！”
王石进入大学的时候，已经是1974年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年满23岁。从常规上来说，这个年纪已经是完成学业进入社会的时候了，但那个时代的特点就是让人的经历变得像一个命运的大玩笑，人的命运变得无从把握，快乐的是懵懂糊涂的人，痛苦的是渴望把握自己人生的人。王石就是后者。
他有时候想，正是因为那个年代的特殊，让他的每段经历都变得苦涩难言——这对同时期很多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事情，因为，比起周围的同龄人，王石当兵、做工人、上大学的经历简直就是一条金光大道，这么顺风顺水一路走下来，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但是，内心体会，冷暖自知，王石到现在不太容易回想起过去，不像一个步入中年后的人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