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的工人。
这是很明显的比较，前者是比较舒服的职业。在上世纪70年代的最初几年，在基层的生活里，医生、列车员、卖猪肉的、司机是四个令人羡慕的职业。那个时候属于物资短缺并且交流不丰富的年代，列车员可以把北边的果脯什么的往南边带，而南边的蔬菜水果也能通过他们及时带到北边，所以很是吃香；卖猪肉的更拽，那个时候凭肉票吃肉，但具体买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自己会得到一块什么样的肉，全看卖猪肉的手往哪儿下刀，所以，卖猪肉的同志尽管全身油腻起腥，其职业的受欢迎程度和猪肉本身的受欢迎程度绝对是携手并进；医生就不用说了，公费医疗时期，医生拿药看病的优越感比现在拿红包的成就感还要大；司机同样如此，手握方向盘，那就是掌握了运输的大权大利，司机在那个时候都是见多识广的一群人，也是生活得最滋润的一群人。
但王石却没有选择做司机，他选择做水电段锅炉大修车间的工人。这让周围的人匪夷所思，因为这是一个明显很吃苦的职业，王石心里是明白这一点的，因为父亲就是铁路系统的人。锅炉有很多钢板，有的重达12吨，大修车间的工人有一项工作就是要卸这些钢板，王石说到这个细节的时候，语气异常沉重：“真的，非常非常非常辛苦！”一块钢板压到人身上，回到家经常是一道一道的血印子，王石感觉自己当兵5年都没有这么辛苦过。在部队的时候，他也有过躺下就不想起来的经历，那是到农村去割麦子，几小时弯着腰不起来，回到营房里躺下去，他觉得自己能躺好几天。而现在这样的钢板压身，他觉得当时割麦子简直就是享受型的劳动。王石用一个数字给我形容这个工作的辛苦：“当兵的配给粮食是每个月49斤，这在当时已经是很高了，但锅炉大修工是51斤！你可以想象是因为有多辛苦才考虑给这么多的粮食。”而当时的王石，完全是一个白面书生的形象，可就是这么一个看着文弱的人，在当时复员转业到水电段的30多个军人中，却是公认为最能吃苦的人。老师傅们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姓王的小伙子，后来，当段里要推荐一个上大学的工人的时候，老师傅们一致推荐了王石。
这正是王石所期盼的，他当时没有选择去当司机，除了不喜欢开车这个小小的原因外，最主要的，是因为他知道大学如果要招生，一般会到工厂来招——为了这个，他宁愿去对付那12吨的钢板。
这就是王石的性格。
这样的经历在他后来去深圳时又重新上演了一遍，不同的是，在深圳的空气里，他的心情是轻松的。而在本应该轻松的20多岁的青春时期，他却只有吃苦的耐心和满心的期待，就像那句话：“学会忍耐，包你喜爱！”
王石进入大学的时候，已经是1974年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年满23岁。从常规上来说，这个年纪已经是完成学业进入社会的时候了，但那个时代的特点就是让人的经历变得像一个命运的大玩笑，人的命运变得无从把握，快乐的是懵懂糊涂的人，痛苦的是渴望把握自己人生的人。王石就是后者。
他有时候想，正是因为那个年代的特殊，让他的每段经历都变得苦涩难言——这对同时期很多人来说是难以置信的事情，因为，比起周围的同龄人，王石当兵、做工人、上大学的经历简直就是一条金光大道，这么顺风顺水一路走下来，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但是，内心体会，冷暖自知，王石到现在不太容易回想起过去，不像一个步入中年后的人一样拿怀旧当享受。也许，那些年月的确不是他所欣赏和眷念的。他天生就是一个为了激情的变革年代而生的人。
《王石这个人》：压抑（4）
大学其实也改变不了什么。当王石带着在部队自学5年、在工厂里扛过超重钢板的代价，来到他觉得应该是理想之地的大学时，他发觉现实依然不像他内心欢呼的那样乐观。王石读的大学是兰州铁道学院，专业是给排水。这不是王石的志愿，这个专业是基于王石之前在郑州铁路局水电段工作过的工种而安排给他的。这就像一个捉弄，王石本是为了摆脱那样的命运，咬着牙度过了那虽然并不算长的体力生涯，可是，因为他的咬牙，他还是回到这个令他咬牙的专业。
王石自然是不喜欢的，但毕竟是正式的学习，他可以尽情地读书看书了，这大大安慰了好学的他。虽然大学3年间充满了“支农”等非学业上的安排，可是，放眼当时的中国大地，这样的机会几人能有？王石的心，已经安静了很多。
但环境还是很恶劣，王石进入大学的时候，正是“白卷先生”张铁生风靡一时的时候，学习风气在当时一点不被提倡。王石上的是工科，因为是工农兵学员，本该4年学习的工科课程，被压缩成了3年，大部分老师对教学懒心无肠，基本上采取放牛娃的教学方式，有一搭没一搭地由着学生的性子来。
王石依然是苦恼的，但幸运地遇到了两位让他引为知己的老师，使他的大学生涯有了亮点。
一个是王石当时所在系的党总支书记，叫郭同章的老师。王石说刚接触郭老师的时候，就觉得很对自己的性格，因为对方说话很自信，对同学们讲话时特别有“煽动”能力，很动情、很有鼓动性。他喜欢这样的人，因为他的个人色彩如此浓厚，不是一个人云亦云的人。然后他就和老师走得很近，因为那个时候王石已经20多岁，在学生中算很成熟的了，所以他和郭老师的家里人也非常地好。那种被全家都认可的感觉让王石觉得很亲近，师生关系变得像朋友的关系了，王石在大学里有了一种找到知己的感觉。
从我的采访经验看来，王石本身就是一个极其自信的人，从他嘴里说出佩服一个人真的很难。如果他真的佩服一个人，那么他可以说出实在的理由：“因为这样，那样，所以，我很佩服他。”这位郭老师着实让王石佩服的，也许郭同章老师本人都没有意识到。
那个时候，王石和同学们经常要下乡支农，一个班驻扎一个村，甘肃河西走廊的村落都很分散，村与村之间的距离一般都是在四五里路以上。郭同章因为是系总支书记，于是每次都下乡去看学生们，并且，他从不蜻蜓点水地看一两个村就算了，他总是看完一个村的学生，马不停蹄再往下一个村子赶。“一般都是不吃饭的，和学生聊聊天，了解完情况，马上就又走了。”王石说，“并没有人这样要求他，他可以不这么做，但每次他都这么做了，并且很坚持。”河西走廊的路，西北偏远的地区，郭同章走了无数次。王石说：“就这件事情，一辈子都够了，不是任何人都能这样约束自己的。”
2000年，王石准备去银川出差，由于银川下暴雨，王石干脆把机票改到了兰州，因为想去和郭老师坐一坐，这样的机会实在是很难找了。
我无聊地问了一句：“如果郭老师某一天来找你，希望你把他的儿子或女儿安排在万科工作，你会帮这个忙吗？”王石立即回答：“不会，这和我的原则相悖。我可以帮助他其他的，而不是这种方式。”他顿一顿又说：“他也不会提这个要求的。”
这就是男人间的交往吧？特别是当做了朋友以后。
王石在大学里另一个朋友式的老师叫王梓元，这是一位教政治课的老师。王石上他的课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当时的政治课堂上，老师比较多地讲的是反杜林理论、批判思想家、批判法权，可是，王石却分明听出这个王梓###师是在不动声色地讲经济学的原理，讲价值、讲商品交换，滴水不漏却意思明白。但是，整个班上，王石感觉只有自己一个人听懂了。这样的默契就像一个私下的秘密，有着旁人不知情而自己全部了然的愉悦。比起其他哗啦啦背书的政治老师，王石从王梓元这里得到的快乐不仅仅停留在获得知识的层面上了。
于是，王石下了课就去找这位和自己同姓的老师，他像个同龄人一样告诉对方：“你有言外之意，你在教其他的东西。”王梓元笑了：“你听懂了。”以后的交流就顺畅了，王石非常享受这样的沟通，这是一种精神上的快乐，他以前很少得到的快乐。王梓元推荐王石看了《政治经济学》，王石看得很辛苦，因为那实在是硬读，但他坚持看了下去并看完了，因为即便辛苦但还是快乐。许多年后，当王石到了深圳，当年硬读的东西一下就活了起来，王石明白，自己的思维方式因为那些书而改变了，而这，都得益于那样一位良师益友。
大学的3年很快就过去了，如果拿现在大学生的大学岁月来比较，那样的大学时光实在是太沉重。因为那个时候王石已经过了茫然的年纪，而大学的美好，有时候就在于那样的茫然和失措。王石在大学的时候已经有了成熟的思想，有了社会经验，大学对于他，只是在已经进入社会后的短暂停留而已。
王石有时会很遗憾，他的部队生涯、大学岁月都在不合适的时候安排在了他的生命中，如果生命重新排列，重新置放在另一个年代，也许这样两段安排会非常有意思，会给生命添加更多的亮色。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而且，部队的生活太长，大学的生活太短，这让他感到很无奈，因为他的心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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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压抑（5）
但是，这两段生活一定是有价值的经历，王石从来不否认这一点。他有时会回忆起当年自己的愤怒和苦闷，他突然意识到，当年自己特别抵触的集体主义其实自己在下意识地遵循着，特别是在做企业的过程中。部队强调的是集体的荣誉感，是国家的责任心，在万科的20多年历史中，王石其实调动了自己的军队思维，尽管很多人认为万科的管理比较军事化的这一说法总是被王石不置可否。
“我有时候想，集体主义对王石个人来说并不重要，但对于万科，它是良性的。”王石说。
命运的走向虽有时代的约束，个人的记忆却有自己的停留。当时间越来越远离这两段生活，王石越来越多地开始回想起那些细节。我问王石：“最老的朋友是什么时候的？”他回答说：“当然是部队上的，是我的老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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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这个人》：创业（1）
异乡呀！遥远的异乡，
我不认得这地方！
不是我自个儿要来闯荡，
不是我的好马要驮我来游玩，
招引我这年轻的好汉，
来到这异域殊方，
是满腔的热血，是浑身的胆量，
是痛饮贪欢的热衷肠。
——俄罗斯古老民歌，引自普希金《上尉的女儿》
王石与深圳的第一次见面还是在广州铁路局工作期间，1978年，他因为出差来到了这个当时还是边防小渔镇的地方。放眼所及，是路轨旁的死猪、绿头苍蝇、一条石板窄街的沙头角、偷渡客、武警战士、光怪陆离的香港电视节目、罗湖桥，以及罗湖桥那边近在咫尺又远在天边的陌生世界……
他对深圳的第一印象糟透了，一心希望工程早日结束，早日回广州。
他从来没想到，5年之后，他会一头扑向深圳，满怀着说不出的欣喜和快乐，那是他许久都没有的情绪。这是1983年的深圳，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第一年，这是中国人推开的第一扇门，无数新奇的事物已经在门外等待了几十年。当新鲜空气蓦然间破门而入，深圳这个边防之地的每一根草、每一丝空气一下子就充满了新意，昔日的边防渔镇变成一块巨大的磁铁，每一刻都在鼓动吸引着沉寂多年的国人。
32岁的王石也被挑动了那份本来已经闲置的心思。这个时候，他已经成家，有了一个女儿，正是要开始步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殷实小家之路的时候。他有一份稳定而体面的工作，耐着性子把工龄一直这么熬下去，十来年后也一定能熬出个局长的小未来，然后就安稳地在广州这个弥漫着人间烟火的城市悠闲地过下去。但是，王石的骨子里天然就流着锡伯族人的血，他天生就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仅仅130公里之外的地方在发生着这么翻天覆地的变化，却与自己根本无关，这几乎让他坐立不安。
同样是1983年，在内地的一个省会城市，笔者的一个亲戚大学毕业。家里为了给他找到一个好工作，倾囊而出，把家里的积蓄全变换成大包小包的礼品，送到学校负责分配的人手里、接收单位负责人的手里。然后，在几个月后，我的亲戚被分配到很好的机关大楼，开始了“一张报纸一杯茶”的机关生活，全家人都觉得功德圆满，很是欣慰。——这就是当时的内地，一个比王石年轻10岁的年轻人在命运转折时候的选择和安排。
所以，王石决定到深圳。1983年5月7日，广东开始进入炎热的季节，王石坐上火车，从广州到达深圳。
这就像站在一起的两个人，一个还在慢悠悠地东游西荡，另一个已经撒腿开始狂奔；一个是激情在消磨，一个是人生激昂的乐章才刚刚奏响。
王石满怀着做大事的向往，却也有一丝的担心，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三次迁移，不知道以后到底会怎么样？他的目标并没有很明确，对自己将来要做什么样的大事，自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他自己也说不清楚。固然，他是为了改变毫无激情的命运，可是，激情也许是风暴的外衣，未来，总是不可把握。
深圳的第一天，他记得很清楚。第一件事当然是到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报到，这是在广州时就安排好了的。特区发展公司是深圳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拥有审批进出口的权力，几乎等同于政府要害部门，可谓权力盖天。然而，名头如此之大的公司，其实就是一幢农民盖的三层楼，这就是当时的深圳。在那时整个城市就是一个大工地，能有一幢成型的楼，俨然已经是大家风范了。
然后是落实自己住的地方，公司不负责住宿，王石必须自己找住的地方。王石在深圳落脚的第一个窝是东门一家招待所，这是一家工厂的宿舍楼，另辟了几层楼来做招待所，一楼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