惶�231万台币下滑到一天只有24万台币。《新宿事件》在台上映第一周，台北的一天票房有231万台币，第二周也有一天111万台币的票房成绩，不料，“太自由所以乱”的言论出街后，马上就成了“老牛拉车”。
成龙的“自由论”之所以付出这么大的代价，是因为他不懂得“意识形态经济学”的原理，电影产业从来都是意识形态经济的一部分。所谓“意识形态经济”，是指利用各国人民的固有意识形态进行的经济操作，让这些人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埋单。从企业经营的角度，这种经济是一种免费利用已有的意识形态（企业不用自己去建立这些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是历史形成的）获取高利润。比如中华网推出的那款抗日游戏，愤青们很受用，他们在为自己的意识形态*埋单。我在本书的《愤青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中已经提到，早在“*”时期，国外商人就学会了利用中国人的意识形态推销商品，他们掌握着诸多和当时中国政府、中国人打交道的诀窍，诸如下飞机就佩戴好毛主席像章、夸赞中国的样板戏以及装模作样学习红宝书等等。
成龙的言论与港台地区的老百姓意识形态严重抵触，并且是每一个普通的港台居民都不可能接受他的观点，甚至于，没有哪一个正常的港台居民会听了他的言论而不愤怒的。在港台居民看来，成龙的言论简直是无知无耻到了极点。这就是成龙新片票房大跌的原因。其实，早在2004年成龙就因为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是个“天大的笑话”，结果被台湾拒绝入境四年。并且让当年的电影《新警察故事》票房只有台币907万，和前一年新台币3888万票房的《燕尾服》，以及突破新台币1000万票房的《免死金牌》相比都差远了，显然说错话付出的代价实在不小。成龙为自己的无知——对意识形态经济学的无知，付出了沉重代价。
另一方面，成龙的失误还在于不懂得“意识形态经济学”的“分支学科”——愤青经济学。愤青也是一个大市场，愤青具有共同的某些意识形态，作为合格的商人，就要迎合、把握愤青的意识形态，进行必要的经营、炒作，让愤青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为他们的意识形态埋单。这就是“愤青经济学”。成龙显然不懂得这门学问，他这次不但说了与港台意识形态相抵触的自由论，还接着发表了伤害爱国愤青的激烈言论，他说大陆电视机会爆炸，应该买日本电视机。这简直是往枪口上撞，爱国愤青最看不得你说日本的好话，成龙不但说了日本的好话，而且还旗帜鲜明与愤青们唱反调，提倡日货，抵制国货。这与愤青们力挺蒙牛牛奶，抵制家乐福的思想和行动路线是背道而驰的，也就激怒了大陆的广大爱国愤青，严重伤害了他们的神经。愤青很生气，后果很严重，网络上已经有一大批民族主义“愤青”开始大肆批判成龙，还发起罢看成龙电影、罢买其代言的产品的运动以表达对成龙的抗议，发泄心中不满。
这次成龙的新片《新宿事件》，在大陆地区没有通过审核，没有在大陆上映也就不知道愤青们抵制的强度与广度，我们拭目以待成龙的下一部作品以及近期他在北京即将召开的演唱会的情况吧。已经有爱国愤青在网上发起抵制这次演唱会了。
成龙可以说在意识形态经济上一错再错，为什么错了还会错，因为他不知道错在哪里。所以还是劝成龙学习一下我们的“意识形态经济学”，针对大陆市场，还要认真辅修一下分支学科“愤青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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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点“仇富”，别谈“阴谋”（1）
周筱赟：少点“仇富”，别谈“阴谋”
我有幸见过茅于轼多次，最近的一次，是茅老在广州发表“茅于轼看经济政策”的讲演。知识分子、媒体人士都非常尊敬茅老，但茅老却是愤青最喜欢痛骂的人之一。对咒骂茅老的那些言词，其不堪程度，我实在不忍心想象茅老看到这些心里会怎么想。后来听天津财经大学的李炜光教授告诉我，除了收发电子邮件，茅老一般不上网，所以他根本不知道网上那些骂他的话。眼不见为净，这对于80岁的老人来说，反而是好事。
真正为穷人办事的茅于轼
茅老之所以成为愤青最痛恨的人之一，是因为他此前提出很多观点，比如说他要“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他说应该大幅度提高大学学费，因为降低学费，其实是让富人搭了便车，提高学费后，大学可以给穷人子弟提高助学金、奖学金等，他最近说廉租房不能有厕所，否则这个好处就被富人占去了。
仇富是愤青的典型特征之一，他们一听茅老要“为富人说话”，还没看后面那句“为穷人办事”，就开骂了。《中国不高兴》一书里，专门有一节，大谈仇富“恰恰是中华民族的力量所在”（第127页），还大批厉以宁，说“厉以宁那些人经济懂不懂我不知道，他们对社会、对人心人性真一窍不通”。
愤青往往就是这样的非此即彼式的简单思维，不去思考其中的逻辑关系。一个社会，本来就应该激励更多的人通过合法手段获得财富，一成富人就要被仇视，那社会还如何进步？所以现在更多的学者变得极端虚伪，他们是“为穷人说话，为富人办事”，这些人往往能获得愤青的力捧，比如*。
其实茅老才是真是关注弱势群体。他在山西农村地区开办小额贷款，帮助大量农民脱贫；他在北京开办保姆学校，帮助农村保姆找工作，还遇到官司，被索赔48万，面对有人建议申请保姆学校破产而逃避赔偿，他说不行，学校关了这些孩子都没地方去，他最终选择了由他们几个学校的创办人凑钱来承担赔偿。
茅老生于1929年，已80高龄，但精神很好，整个讲演过程长达三个多小时，除了后面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主办方搬了椅子外，其他时间，他都是站着讲。茅老谈吐仍然温文尔雅，说话不紧不慢，保持着儒雅的风度。即使面对当场质疑，也是如此。真是一位值得尊敬的长者。
茅老说他一直反对经济适用房。经济适用房就是有些地方为了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以很便宜的价格卖房，但要申请，符合一些条件才能买到。茅老说，经济适用房是席卷全国的最大的*。因为一套经适房可以比市场价便宜几十万，即使送5万的红包，也还是合算的。这样的便宜谁都想占，富人也不例外。经适房不是谁都可以买，需要申请审批，其中必然滋生*，而且是巨大的*。
愤青们对这样的言论，当然听起来很刺耳，说这是歧视穷人啊！其实道理非常简单。你去经适房小区看看，竟然建180平米的也叫经济适用房，住的人都是穷人吗？都是有钱有势的把好房子用最便宜价格买下了。我记得杭州最大的一个经适房小区，多年前央视“焦点访谈”去拍摄过，从高处往下拍，小区里全部停满了高档轿车。这就说明了一切了。我的一个研究生同学，是大学教师，自己又开了外语培训公司，就住在那个小区里，房款早付清了。
少点“仇富”，别谈“阴谋”（2）
茅老提倡的是政府兴建廉租房，只能租，不能买，条件不能太好，可以和大学生宿舍差不多，卫生间公用，但必须有独立的厨房。现场有听众提问，说他作为未婚男青年，没有房子，结婚怎么办。茅老说没有房子不会影响你美满的婚姻，刚毕业要努力工作，到40岁左右可以买房。他说在美国，也不是所有人都买房子。
针对目前的房价，茅老说，房子贵是因为买房的人太多，如果买房的人少了自然就便宜了。正是因为（原来）大家都买得起房，才把房价抬起来了。是买房者把房价抬起来了，而不是开发商把房价抬起来的。我想，这个观点肯定会让无数愤青不爽，可是，需求决定供给，这不是经济学最基本的原理吗？
茅老详细分析说，中国近年的GDP上升非常快，但不是平均的，贫富差距很大，有钱人财富增加更快。少数富人钱特别多，他们觉得投资股票基金都不可靠，就用于买房，导致房价上涨。他说金融危机之后，导致房价上涨的这三个条件，第一个GDP下降了，第二个贫富没变，第三，由于农村金融开放等，富人的资金有了其他投资渠道。茅于轼认为这样的情况下，房价不会再上涨。
世上哪有那么多“阴谋”？
此前，茅老曾提出保护耕地18亿亩红线的政策导致房价大幅度上升，这次讲演中，茅于轼再次对18亿亩红线提出质疑——“为什么不是19亿亩，不是17亿亩，偏偏是18亿亩？我要对方拿出数据，对方就拿不出来。”茅老表示，其实是有关部门不肯放弃审批权，“你要批地就得来求我”。茅老称，中国实际上根本不缺农业用地，而是缺城市建设用地。一亩土地用于农业，一年产出最多2000块，而用于城市建设，就是20万。
茅老认为，只要有市场就能解决粮食问题，世界上很多国家，粮食都是依赖进口的。“三年灾荒期间，（官方统计数据）饿死3500万人，那就是没有市场（导致的），有的人饿死时口袋里是有钱的。我当时的左邻右舍都饿死过人，我去吃过剩饭。那时吃饱肚子比面子重要。而抗战期间，就几乎没饿死人。那时有市场。”
现场有听众当场提出质疑，认为茅于轼鼓吹市场是为帝国主义辩护，市场化就是帝国主义的阴谋。我一看这人好像是大学生模样，实在难以想象现在的大学生竟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茅老说，他是非常反对阴谋论的，市场交易的目的是双方都得到好处，如果经济活动是为了搞垮你，那经济学就不存在了。现在的跨国公司，分不清谁是老板，双方在交易中都得到好处，经济就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大家搞阴谋就是阶级斗争了，那全世界都在搞阶级斗争了。有些政治家可能有这样的动力，但企业家是不可能的。
阴谋论的盛行，始于宋鸿兵编著的一本《货币战争》。《货币战争》的大意，就是一小撮操控全球货币政策的银行家想通过制造事端来发动战争，搞垮全世界。已经有大量金融学家从专业角度证明宋鸿兵完全不懂金融，“货币战争”完全子虚乌有，这些我就不重复了。
我觉得《货币战争》里宣扬的阴谋论，正好是迎合了愤青的心理，我们自己的事情搞不好，从来不需检讨自己工作上的失误，肯定是有外来的阶级敌人潜入内部搞破坏，“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之类。《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之一宋强就说：“讲到金融战争，连王小东都对‘阴谋论’有保留，可是我觉得从大的情势来看，就是有阴谋！‘阴谋论’没错！”（第172页）
原来，在愤青们的概念里，是否有阴谋是不需要证据的——只要认定有阴谋，就是有阴谋。正如“*”其中流行的革命歌曲“*就是好，就是好！”“就是好”，至于为什么“就是好”，不需要论证。
其实，资本家的目的是为了赚钱，要亡你干吗？整垮你，他有啥好处？现在美国还巴不得中国经济马上好起来呢。目前美国金融危机还没有改善的迹象，而中国购买了不少美国国债，一旦中国在国际市场抛售美国国债，美国的经济就面临崩溃！这种情况下，搞垮中国经济，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任何思维正常的美国人的逻辑。就算宋鸿兵说的全世界的金融真的都被一个私人家族控制（其实那也是他瞎编的），这个家族干吗要把全世界搞垮？他当然希望国际金融越搞越好，他才能多赚钱啊。怎么会希望国际金融体系崩溃呢？
《中国不高兴》里有一篇王小东的长文《金融产业比重过大是腐朽的标志》，大谈金融就是一场阴谋，说，“我们再不能听那帮‘金融战士’忽悠了”（第115页）。在美国这样金融已经非常发达的国家，谈这个也许有点意义，但在中国这样金融产品极度缺乏、金融尚未开放的国家，谈这个有什么意义呢？金融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我想是任何一本经济学教科书必谈的，不过在一些偏激的愤青看来，现代经济学都是西方的那套骗人花样，全是后殖*义立场的，那我就引用一段《*文选》。
1991年年初，*在上海视察。他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那要好多年以后，但现在就要做起。”（《*文选》第三卷第366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咳，对现在的愤青，我只能再次叹息：没文化又不爱学习还自以为是，实在没办法。
让中国的月亮比美国更圆（1）
廖保平：让中国的月亮比美国更圆
好多年前，我在银行工作，有一次陪领导到上海出差，说实话，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领导则国内国外好多地方都去过。晚上我们走在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上，摩天大楼华灯璀璨，如入梦幻之境，领导说，你到了这里就等于到了国外，国外还未必有这么繁华呢。
这话不假，《纽约时报》曾报道说，纽约的高楼只是上海的一半。当时我很惊讶，中国的发展真是神速，中国的月亮终于比美国的月亮圆了。可是现在细想，上海的月亮能代表中国的月亮？不能，并非绝大多数中国人享受上海式的文明成果。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纽约高楼只有上海的一半，而说美国只有半个月亮。有一天，当我们指着中国最落后的农村说，你到了这里就等于到了发达国家的农村，那个时候，我们就真的可以说中国的月亮很圆很圆了，可现在还不是。
在中国，说“月亮是外国的圆”是一件找骂的事，你一说，民族立场就有问题，愤青就会说你在给洋人*趾，是崇洋媚外。你什么都不说，你买辆美产的悍马开开，他们就羡慕得发出啧啧之声。
记得1980年代初，有机会出国的人都要给亲朋好友捎些洋货回来，有一个不知道是真话还是笑话的事，讲一个人有机会出一趟美国，满眼都是好东西，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