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上来，重点是发展乡镇企业。
此时的广东乡镇企业尽管与苏南和浙江相比还有差距，但也有了自己的一套模式，它被称为“五个轮子（区、乡、村、联户、家庭）一起转，以外向型为特色”的“珠江三角洲模式”。在这个大模式中，还有以区办企业为主，带动其他几个层次乡镇企业发展的“顺德模式”；有以区、乡、村办企业“三驾马车”为主，带动联户、家庭企业的“南海模式”，有利用地理优势吸引外资，积极发展“外向型”企业的“东莞模式”；还有侧重发展农村家庭、联户企业的“吴川模式”。
这一年春天，王首道在他的家乡湖南的常德、衡阳、浏阳等地考察乡镇企业，对比了江苏、广东等沿海地区的发展状况，觉得湖南的乡镇企业尽管起步晚，却依然是有着“自己的特色”。王首道从而深有感触地说道：“我国的乡镇企业确实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
1986年的王首道是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委员，虽然并没有提出什么“模式”，但他的考察却非常细致入微。他认为长江三角洲的乡镇企业发展主要是靠中心城市的技术辐射，而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主要是占有侨乡之利引进了外资和技术设备，那么，像湖南常德这些缺乏有利条件的地区，则是充分发扬了自己的资源优势。在过去两年，常德的乡镇企业总产值也差不多翻了两番。王首道认为，这三种发展乡镇企业的途径，“可以说基本上概括了我国各类地区在发展乡镇企业方面的不同特点”。但对广大的内陆省份来说“常德的经验则更具有普遍意义”。
王首道认为，善于发挥资源优势可以弥补技术、资金之短。他注意到湖南澧县澧阳乡要办啤酒厂，并无技术条件，但是他们有丰富的大麦和优良的水源，于是，他们远到辽宁聘请了技师，过江去湖北的沙市加工大麦芽，结果啤酒厂仅仅建成三个月就获利13万元，产品行销30多个县市，供不应求。湖南常德地区盛产柑橘，而且亟待打开销路，石门县夏家港镇就瞄准了这点，提出了办果汁厂的设想。通过集资和贷款，这个厂很快办了起来，并且一年就赢利了100万元，而常德地区的柑农也因此增加了250万元的收入。
王首道也注意到对中国这个农业大国来讲，不可能像西方的资本主义大国一样，人口都集中在现代化大中城市，因此，以乡镇为中心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对中国尤为重要，而发展乡镇企业，正是这样的契机。
苏南，以及浙江的温州、义乌这些地区，依然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迅速发展。苏南这年也在“横向经济联合”方面有了许多动作。常州就有325家乡村企业加入了全市56个企业群体。这56个企业群体的产值和利税已经占到了全市工业总产值的大头。苏州的企业群体总产值也达到了1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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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节：1986年理想与现实（3）
但苏南早期的粗放式生产方式此时在当地受到质疑，一些质次价廉的乡镇企业产品已经越来越没有市场，乡镇工业的三大优势——廉价劳动力、优惠税率和农副产品的吸引力也正在逐步消失，而在资金、管理、技术和人才上的劣势正在显露。苏南彼时所确定的新策略是向名牌和大生产集结，从小而全的农村工业走向现代化工业。
销售愈发受到苏南一些乡镇企业家的重视，在他们嘴里，“产供销”已经变成了“销供产”。越来越多的人体认到，大规模的生产必须以大规模的销售作为前提。苏南的产品也已经开始走出自己的区域，进军上海市场。这些苏南的乡镇企业，通常都是从在上海摆地摊卖便宜货开始，然后开始用大量的推销员，以举办各种订货会、展销会的方式推销产品。现在，他们开始借助一些名牌，逐步在上海建立自己的专业商场和特色商场。常熟王市镇工艺服装厂就是这样的一家乡镇企业。1982年，他们生产的一种新款女式连帽滑雪衫获得了商业部的“优质产品”称号，打进了上海的人立服装商店，于是，“人立”便成了上海销售滑雪衫的著名商店，而王市的产品，也占到了人立商店80％的销售份额。苏州吴江的皮鞋二厂，则是用上海一个旧的车库改造成了“达胜商场”，销售他们的达胜牌彩色女船鞋，1986年7月甫一开张，营业额就达到了40万元。
浙江义乌的侧重点也在商业领域。义乌的不断成功让人们看到，流通领域的改革、民间商业的兴起是有利于培养市场机制的，它同样能促进经济的发展。
“温州模式”在这一年则愈发地受到人们的赞赏。这种以家庭工业起家的模式让别的省份的人普遍觉得“学苏南不易，学温州不难”。用当地干部的话说，温州的不少乡村是“家家办工厂，户户生产忙，人人搞流通，处处新气象”。
发端于纽扣交易市场的桥头镇，此时已经被一些人称为“东方第一大纽扣市场”。而桥头镇的一些人还跑到了外地去承包柜台，白云服装纽扣厂的厂长王永铮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得知一些大城市商场的纽扣生意清淡，就主动找上门去要求承包这些柜台，1985年的9月，他就承包了北京三个商场的柜台，这些柜台的纽扣品种也因此从先前的100多种增加到了400多种。
商品经济的兴起，使得温州的乡镇企业和家庭工厂对资金的需求很旺盛。是年温州13万个家庭工厂和乡镇企业的资金需求量约为7亿元，而银行和信用社的贷款却仅有2？3亿元，远远满足不了这些企业的需求。当时有人估算，在温州的资金市场中，民间信贷已经占到了36％，集体和个体的自有资金占到了30％，而银行和信用社的贷款约为34％。
此时的温州，甚至在尝试突破多年来在金融制度管理上的禁区。在民间信贷中，温州古老的信用形式“合会”、“呈会”正在逐步演变成一种筹集生产经营资金的手段。温州官方对这种方式的态度是：“它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拾遗补缺作用，应当允许存在。针对他们在资金筹集和使用上存在的盲目性、分散性，我们则应予以引导，同时在规模、利率和期限等方面加以限制。”
职工入股扩资、带资入劳、专项及临时性集资等方法也在温州各种企业中运用。前一年温州就有2 800多家各种类型的企业通过这些方法集资1？6亿元。虽然对“摇会”、“聚会”等民间间接信用的方式官方的态度还是加以限制，对金融投机活动则是加以取缔，但官方还是希望能引导这些民间的金融来帮助解决国家银行和信用社的资金不足问题。哪怕是银行和信用社，也通过扩大浮动利率存贷业务来积极参与到农村资金市场中。在温州497个信用社中，此时已经有380多个实行了浮动利率。瑞安县信用社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以前它的储蓄业务一直不好，但瑞安的私人借贷却非常活跃，月息高达四五分，在实行浮动利率之后，瑞安县信用社前一年的储蓄余额就增长了近一倍，发放贷款也增加了80％。是年5月，苍南县钱库镇农业银行营业所还率先在全国银行系统试点，对个体工商业存贷业务利率开放，实行的头一个月就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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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节：1986年理想与现实（4）
不过也有人提出要“干预”，认为其中的有些行为有悖于金融规定。但温州官方并没有打击这样的行为，反而认为这是有利于吸收资金和平抑民间利率的。这样，浮动利率也得以在整个温州推广。
但不管是在哪种“模式”中，政策摇摆，一直是幼稚阶段的“企业家们”最担心的。在富裕了的温州苍南县和乐清县，农民几乎家家订报。小小的金乡镇订《人民日报》的就有210多户，其他报纸竟然有8 500份。除了捕捉商品信息外，看“政策”也是他们重要的目的。这些农民企业家都知道，他们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些“政策”。一些人的心态是：一边富，一边怕；一边怕，一边干。但无论如何，这些人都还是想干。
“大户”的心态也有点微妙。虽然钱有了，但是他们自己觉得在政治上还是“三等公民”。瑞安县一些富裕起来的农民就争着和县委书记合影，这一方面是为了显得“在政治上可靠些”，一方面也是希望这些合影能成为炫耀社会地位的资本。
《人民日报》的记者孟晓云是年对温州做了深入的采访，写出了系列报道《温州风情画》。她注意到“大户”们普遍关心公益事业，捐款办学校、建公园的很多。但她认为这种行为固然是“富起来以后，追求知识，需要文化娱乐的一种心理反应”，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注重社会对自己的评价，他们要在社会上扬名，以证明自己存在的合理性”。在孟晓云采访过的金乡镇，有七八个专业户主动捐款一万元办学校买图书，还有一些农民集资6？9万元建了一个文化娱乐中心“园中园”，公园里树了一块石碑，凡是捐款的人上面都刻了名字。
在钱库镇，一位叫王文化的农民为家乡的小学集资捐助。在他新盖的漂亮四层楼正门的墙上，挂着一块写着“远瞩”二字的匾，这是乡镇府奖给他的。王文化是一个农民供销员，但他对孟晓云介绍起自己的时候，给自己戴了不少“国营”和“集体”的帽子，比如说自己当过某镇地方供销社的推销员或是现在又是某镇工业公司的经理。这和孟晓云采访过的钱库镇一位百货批发“大户”如出一辙，也是自称自己是集体商业的采购员，怕提到私有，总是觉得公有比私有更为稳妥和体面。
孟晓云觉得，这些心态是会变化的，“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有些将成为过去，将来也许会成为笑谈；有些积攒下来，也许将成为制定政策时应该考虑的因素”——诚如斯言。
记者凌志军也注意到各地方兴未艾的农村个体企业。这年他到冀中平原采访的时候，听到个口号：四个轮子一齐转，重点抓村办。相当多的乡镇干部为了保重点的“村办”企业，对个体企业采取了限制措施，比如卡电、卡油。可是，真正快速增长的依旧是个体企业。凌志军通过调查，得出了“发展乡镇企业的潜力在千家万户，现在看来已经没有什么疑问了”的结论。凌志军显然对“温州模式”更为推崇，他写道：“人人皆知温州经济的起飞主要不是干部办厂而是能人办厂，但如果干部不能支持能人尽其‘能’，则温州经济断不会获得那样的成功。”凌志军的话里，显然已经概括出了中国经济走向成功所必须采取的特殊的模式。
拿破仑曾经告诫说“要让中国沉睡”。《约旦时报》这一年颇为打趣地说：“但是近来的事件看来表明，中国人不仅醒来了，而且可能得了严重的失眠症。”在经历了40年代的内战和60年代的“文革”之后，中国开始致力于完成发展经济的艰巨任务。在这个过程中，远在中东的约旦人认为，美国人和日本人所提供的技术和资金在中国的变革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约旦时报》预测中国将在今后几十年内成为世界上许多商品和服务的最大市场。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对中国的贸易显然是很有裨益的。
中国的确是改变了。1986年的中国正在出现“消费热”，“毛式”制服在大城市已经不见了，一度曾处处都能见到的那种配有红星的“毛式”便帽现在只卖给旅游者。美国《商业日报》的记者发现，下面的场景几乎在中国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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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节：1986年理想与现实（5）
——在上海第一百货公司里，一些顾客在试戴100美元的结婚金项链，还有不少顾客挤在柜台前挑选化妆品或试着摆弄日本照相机。
——在北京行人拥挤的十字街头，过去专门用来写毛泽东语录的木板现在则用来为电视机和录像机做广告。
——在中国南方的一个旅游地阳朔县，一些农民在自由市场上出售流行音乐磁带，从音箱里传出了响亮的歌声。
当然，这些依然还只是表面。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要省下550美元买一台22英寸的彩色电视机依然需要很长时间，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大多数中国人此时依然把工资的大部分花在食品而不是高档消费品上。
那些“先富起来”的农民企业家日子也并不见得有多好过。这些人的企业如果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懂得一些新的概念，例如市场销售和成本控制。这些企业家也像全世界的“资本家”一样，每天都要和工人、银行家、各级政府官员以及顾客打交道。
许多农民企业家几乎没有任何商业经验，因此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其中包括有些工人的懒惰和对企业的漠不关心、缺乏商业信息、市场处于饱和状态以及缺少流动资金。一些企业因此破产，不过，大多数的企业还是能继续奋斗并且繁荣起来。
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困难，许多农民企业家仍喜欢做他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说，经营企业使他们得到了财富、乐趣和地位。
从1986年电视上播放的电视广告上就可以看出此时大多数中国企业商业技巧的稚嫩。波音、柯达、索尼、美能达、雷达、飞利浦和百事可乐这些外国公司自然是对广告驾轻就熟的，但是在雀巢推销咖啡的时髦电视广告后面，说不定就会出现一个推销国产化妆品的粗俗广告。“实行三包”，电话、厂址之类的广告更是频频出现。但不管怎么说，此时在中国做广告还是相当有效的。一些有先见之明的人更是提出，广告行业要向策划发展。
苏联人此时已经非常讶异于中国商品的物美价廉，大多数来访者都大包小包地采购诸如针织品、家用电器、日用品、衣服、毛料这些消费品。尽管他们不停地夸奖中国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