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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样的“保证监督”，1988年的柳州开关厂厂长范绍沛意见更大，他认为党委起保证作用就够了，保证就含有监督的意思。“再说监督厂长应是上级部门的事，是审计、银行、财税这些社会职能部门的事。党委监督厂长，那么谁来监督党委呢？”
童宝根所描述的步鑫生的“粗暴专横”，即便是曾经反对过步鑫生的海盐衬衫总厂的一位副厂长也并不认同。步鑫生天生就是如此，在1984年以前，正是这样的个性，让步鑫生所领导的海盐衬衫总厂在1981～1984年年间年年盈利，上缴的税利也以50％的速度递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也正是这些媒体，昔日把步鑫生说成有“主见”，现在成了“骄傲”；昔日的“果断”，现在成了“独断”；昔日的“魄力”，现在成了“专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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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节：峻岭与深谷之间（2）
步鑫生被免职之时，离他承诺三年内将企业扭亏为盈的时间才过去没有几个月。而就在之后不久，海盐县政府却对海盐衬衫总厂作出了“挂债停息，招标承包”的决定，这个厂的欠债也全部由财政部门出钱垫付，所垫的款记账停息，暂时挂起来，待企业有了利润后，归还财政垫付的债款。这个消息让先前被“上级”告知要“救人救厂”的步鑫生感到更为不平。只是，海盐衬衫总厂从此便一蹶不振，步鑫生也没有去“上级”给他安排的海盐县二轻公司报到，而是开始了他长达14年之久在外漂泊的生涯。直到退休，步鑫生都不愿意再回海盐定居，而是选择了住在上海。
这一年的马胜利，正在为他刚成立的“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而奔波。马胜利很是注意与步鑫生撇清关系。被免职之后的步鑫生，又陆续传出要成立“步鑫生开发公司”和生产“步鑫生牌衬衫”的消息，马胜利的“集团”和他的“马胜利牌餐巾纸”总难免让人和步鑫生这位迟暮人物牵扯在一起。虽然之前马胜利的确在大会中说过“我是学了步鑫生的事迹才闹起改革来的”之类的话，但此时的马胜利却认为这只是“事有凑巧”，“改革是个探索，我们成立‘中国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也是个探索。”
1988年的马胜利已经完全取代了步鑫生成为新的改革偶像。但对这个偶像，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买他的账。前一年马胜利跑到杭州去“搞承包”，就不大成功。浙江人认为马胜利的优势大多只体现在体制上，如果浙江人有这个体制，同样能搞出名堂来，甚至还能比他干得更好。于是，马胜利在杭州的承包变成了招标。碰了一鼻子灰的马胜利一年后说起这件事情还颇为愤愤不平，认为杭州市“这不明摆着是欺负人吗！”在杭州承包不下去，马胜利于是又跑到了金华，到达金华的第二天就承包了一家造纸厂。不过，这家被承包的浙江省浦江县造纸厂（浦江县属于金华地区）在1988年的1～4月就亏损了九万多元，新上任的厂长洪英甫更是干脆致函马胜利，申明退出“马胜利造纸企业集团”。
贵阳造纸厂在马胜利承包后也是处境困难，1988年上半年产值同比下降，6月开始更是由盈转亏。福建的蓬莱造纸厂在马胜利承包后五个月亏损76 500元，被中止了承包合同。虽然，这年媒体对马胜利的批评“能人不是神”也大多出自担心而并非是对他的否定，但马胜利那种好大喜功式的全国巡回承包的做法已经不难看出日后落败的端倪。
马胜利在谈他的治厂之道时提出了所谓的“三个相符”：要和党的方针政策相符，要和工厂实际情况相符，要和职工的意愿相符。这多少听起来像是政治家的言论而不是企业家的言论。
马胜利的承包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但承包所表现出的产权关系不清的弊病也已经被一些人所质疑。事实上，尽管有着诸多类似于步鑫生、马胜利这样的改革明星，但他们大多是形式大于实质，中国国营企业的改革，至少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乏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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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节：1989年相信未来（1）
1989年相信未来
这一年的中国，可谓颇不平静。北京在春夏之交经历了一场风波之后，西方诸国宣布对中国进行制裁，中国国内的经济也在此时陷入了一个低迷时期。
前一年的“抢购风”不见了，但问题是，接下来的经济低迷未见得比“抢购风”好到哪里去。这一年夏末的8月和9月，全国零售市场甚至出现了十年来从未有过的负增长，而就在一年前，8月和9月的同比增长还高达38？6％和35％。如此巨大的反差，几乎让人不知所措。
最后一个夏天
这一年的8月份，中国的“四大件”（电冰箱、彩电、洗衣机和收录机）的价格终于开始下降了，这对通货膨胀产生了抑制作用，但问题是此时许多工厂可能正面临着破产的危险。
“四大件”是中国家电行业的支柱，占到了每年工业产值的两成左右。在1988年，家电产品就是涨价和引起通货膨胀的重要产品。在前一年秋天银根紧缩之前，这些家电公司趁着生意兴隆，贷了大量的款，但现在，这些公司积压了大批必须尽快销售出去用以还债的存货。但问题是，现在需要它们的人不多了。
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消费正在急剧降温，这是由于对拥有大量现金的个体户加强了管理和控制企业的奖金所造成的。因为紧缩政策造成资金不足的企业，库存大量积压，筹措资金更加困难。一些家电厂为了调整库存已经开始减产或者停产。
即便是消费最为活跃的广东，与一年前相比，彩电销售也下降了60％，电冰箱则是12％。在广州，不仅是家电销量大跌，出现了削价销售的情况，而且，黄金首饰也开始跌价。这股“降价风”也吹到了餐饮业，“无虾不成宴”的广州，基围虾在一年前还是高档水产，但现在跌到几乎只有前一年1/10的价格。服务业也开始趋淡。根据是年1～7月广州的一项统计表明，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去年实际下降了9？4％，广州市第一商品局经营的23种商品，有20种出现了销量下滑。
用广州商界人士的话来说，这年的市场是“消费降温，市场疲软，商品积压，资金短缺，生意难做”。然而这样的局面也不是每个人都持悲观态度，一些人就说，这是“经济整治出现的可喜变化，不控制社会需求和消费，就不能抑制通货膨胀，也就不能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但更多的人则认为，经济过热的确是需要降温，只是这种整治的“度”无疑是过了，再这样下去，可能会导致市场萎缩。
家电问题最为明显，就在这年夏天到来前，轻工业部的一位官员就曾预测过“今年是电冰箱市场的‘最后一个夏天’”。在过去的十年，电冰箱曾经旺销不衰，在1988年达到了极点，几乎只要是电冰箱，就不愁卖不出去，消费者既不问牌子，也不还价，搬起来就走。但现在的情况却不同了。在北京市场，超过2 000元以上的电冰箱已经乏人问津。
对邓绍深而言，这“最后一个夏天”还有特别的意义。就在这年的2月，媒体还用“爱国企业家”这样的字眼来褒奖万宝电器集团的总经理邓绍深。过去几年的万宝，的确是“企业生产发展，冰箱销路打开，人人春风满面”。前一年万宝集团成立之后，看起来情况似乎也很不错，银行支持他们，广州大学和万宝合办的万宝工业设计院已经成立，万宝电子技术开发中心也建了起来，邓绍深更是对媒体直抒胸臆：“我们不应计较一个电冰箱厂的得失，而应当使广州家电系列产品走向世界，确立起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地位，这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万宝集团成立缘起1987年秋天邓绍深和广州二轻家电公司的经理麦绍方去澳大利亚的一次业务洽谈。一家跨国贸易企业的经理表示愿意销售广州的家电产品，初步协商的结果是在四年里可以销售电冰箱、洗衣机各50万台，另外还有电风扇、电视机、录音机和电饭煲。这位外国商人的意见是，家电产品要配套齐全，用同一个牌号，以便统一广告、统一销售渠道和售后服务。这个意见大大启发了邓绍深和麦绍方，他们觉得，如果把广州万宝冰箱、高宝洗衣机、摩星收录机、钻石电风扇、胜风空调联合起来，形成一个系列产品集团，那么，广州家电在国际市场上形象的改变、知名度的提高和外向实力的增强就指日可待了。这样的构想在两个季度后就成为现实。
但1989年的现实情况却是邓绍深没有想到的。在商场里，人们已不再是排队购买万宝冰箱（当然，对别的冰箱也一样）。在广州，万宝冰箱价格从每台2 000元降到了1 600元。仅上半年，全国流通渠道的冰箱库存就多出了近20万台，有的冰箱大厂的库存积压已近十万台，一些工厂被迫停产。
就在这一年的春天，邓绍深向上级紧急报告，称仓库已经爆棚，流动资金严重积压，万宝需要停产整顿、检修设备和消化库存。但上面却严斥他“影响领导决策”，要求邓绍深继续生产，“以备万一”。就这样，数亿元资金积压，万宝的现金链迅速断裂。
当上级也发现情况有点不妙的时候，他们又认定这是邓绍深销售不力所造成的。在党委书记的决策下，企业改变原来的销售方式，由之前的销售公司统一经营，改为集团内部的冰箱制造厂“分级销售”，于是，销售体系和批零价格大乱。各地的经销商乘机大量吃货却不付款，万宝在短短时间内出现将近八亿元的呆坏账。这一年的秋天，这位不久前还被称为“爱国企业家”的总经理心灰意冷，不辞而别，远赴加拿大闭门不回。邓绍深走的时候，万宝冰箱的库存积压已达到六万台。中国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第一个家电巨子——万宝电器集团从此一蹶不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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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节：1989年相信未来（2）
遇到问题的不仅是邓绍深一个。1989年11月17日到21日在沈阳举行的秋季全国家电商品交易会，成交额仅7？68亿元，比前一年下降46？41％。这届参会的代表虽然有近6 000人，但大多数人来的目的也只是“摸摸市场脉搏”，看热闹的多，真正订货的少。
官方是年开始对彩电实行的“专营”政策，也加剧了滞销。从2月1日开始，只有领到“专营证”的商店才可以销售彩电，于是，销售网点大幅度减少。以上海为例，先前的2 000多个彩电销售网点只剩下了不到1/10，一些地方的县甚至只剩下了一两个网点。而且，同时开征的彩电特别消费税和国产化基金也是个不小的问题。彩电价格大幅度提高，18英寸彩电价格提高了900元（这分别是600元消费税，300元国产化基金），2 700～2 800元一台的价格与前一年的黑市价格类似；14英寸彩电也提高了500元，要1 800元一台，甚至超过了前一年的黑市价格。在抢购风盛行之时，人们并不觉得黑市价格有多高，但现在却不行了，人们普遍觉得相当于一个职工一两年工资收入的彩电价格“难以接受”。人们抱怨，这样的征税是变相涨价。而且，“专营”之后的彩电，质量反而明显下降，连那些专营的国营商店也抱怨，彩电不仅是质量下降厉害，而且也根本没有利润，因为官方规定，彩电的批零价差是7％，这还得扣去营业税、贷款利息和运杂费、维修费。
甚至在之前的春季家电交易会上就爆出了购买黑白电视机要搭配彩电的怪事。成都无线电一厂是四川生产彩电的主要厂家，但现在这家厂的销售科长罗科甲形容自己是“我都快患上彩电恐惧症了”。以前是人人求他，在是年的6月他却不得不去“求人”。他派出了五路销售人员去推销彩电，却几乎都是打着“白条”回来，这对他来讲，简直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哪怕是一直把彩电作为重头来经营的二级批发企业成都交电站，从彩电专营以来，也已经积压了两万台的彩电库存。
不仅是家电，市场变冷几乎遍及全行业。这种令人瞠目的市场变化逼得商家和厂家使出浑身解数，诸如“最低价出售”、“让利销售”、“酬宾大联展”、“清仓大甩卖”、“五折大削价”之类的广告和横幅，比比皆是。无论是国营、集体抑或是个体的商店，都是一派让利销售的景象，甚至北京崇文门大街上的一个个体户，都贴出了“二锅头让利销售”的条幅。北京的一家报纸，干脆特辟了一个“让利商品”专栏。有人更是打趣，说北京市场简直成了一个大拍卖行。
但这些降价让利的措施也没能启动市场。就以北京隆福大厦为例，不仅家电销售大幅下滑，甚至家具、纺织品、针织品也是严重下滑。北京排名第一的服装店——新新服装店，1989年9月的销售额也只有1988年的七成，尽管也搞了几次“让利展销”，但基本没有多少效果，搞得这家店的副总经理王志明无可奈何地说“闹不清消费者需要什么”。个体户也是一样，在北京的西单露天夜市，已经有一些个体户把营业执照都退了，即便还在经营的也是很不景气。
上海的情况大致和北京类似，但在“让利”和“优惠”都不管用之后，一种“还本销售”开始在上海“异军突起”。这种销售方式，就是厂家在卖出商品后，把部分货款在一定时间内返还给顾客。
最先打出这个旗号的是名不见经传的佳洁牌吸尘器，之前这种产品籍籍无名，难以与“双爱”、“春花”、“凯歌”之类的牌子相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