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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穿绿色军装和戴着红领章的人民解放军边防军对马金迪进行检查，但并不严格，甚至还拿着一本书当场请教马金迪英语发音。
列车过了罗湖桥后，西方旅行者开始发狂地拍摄这个陌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一切。一位丹麦旅行者则把他的印象直接录音到了一盘录音带上。
列车到达的终点是广州，在那里，马金迪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一位20多岁、眉目清秀的翻译彬彬有礼地对马金迪说：“我非常希望到英国学习外语。我的一个朋友已经去了那里。打倒‘四人帮’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
1978年的中国还没有任何“堕落”的现象，至少在马金迪眼里是如此。广州机场的一个“失物招领”的玻璃柜给马金迪留下了“中国人具有诚实精神”的印象。他还在一本《中国旅游指南》中读到，一位外国旅行者在旅馆的废纸篓里扔了一双旧鞋，但这双鞋子在他离开中国的飞机上，“回到”了他的手中。这样的行为在当时被视为拾金不昧，至少当时的中国人还不能理解外国人为什么会把旧鞋丢在废纸篓里。
但日本的评论家山川晓夫却不像马金迪这样富于人文色彩。他从一些经济数据的对比中得出了“中国从1966年开始到1978年人民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善”的结论。此时的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二十分之一，美国的三十分之一。他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处于崩溃边缘，“文革”开始后的这十几年留给中国的只是一片空白。
武汉钢铁厂在建厂初期，苏联专家撤走后，就一直自力更生。现在，它更像是一片沼泽地。应邀去武汉钢铁厂参观的日本高级技术人员在参观工厂时需要穿上高腰的胶靴。山川对此感到震惊，因为同时期的日本钢铁厂，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公园式工厂里，已在使用电子计算机管理。
这一年中国的恩格尔系数，据山川晓夫估计，只相当于日本1877年到1887年这十年中的数据。山川还悲观地估计，此时在工业上对中国进行援助的话，可能会引起某种社会矛盾或者新的社会不安。但他显然认为邓小平也知道这些现实情况，却还是坚定地决心实行“四个现代化”的路线。
不过也不是每个日本人都像山川那么悲观，至少《日本经济新闻》的一位记者认为中国正在加速实现商业的现代化。这位来上海的记者看到的南京路已经是一条繁华的街道。百货店里衣料和电器琳琅满目，陈列也别具一格。中国甚至已经有了24小时营业的商店，但那时叫“昼夜商店”，1978年的消费者更多地称它们为“小店”。上海市内的各个菜市场在这年夏天开始实行“电话预约定菜制”。引进自动售货机也成了一件新鲜事。上海的《解放日报》甚至用了很大的篇幅来介绍超市。这种商业业态在当时的中国是闻所未闻的。
美国人对投资中国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一位代表一家化学公司同中国做生意的商人说：“任何西方企业如果打算冒险把大量资本投入中国的合资公司，那简直是发疯。它们根本控制不了这些企业。”但美国一些大量进口鞋子的贸易商已经开始初步探索中国工厂的生产状况，然而中国人却并不让他们参观工厂。
中国正在计划开办一些轻工业品的合资企业，但香港的观察家认为，对中国的轻工业领域，西方公司大概不会像在石油钻探设备等重工业领域那样蜂拥而上，激烈竞争合资机会。事实上此时中国已经开始了和一些美国公司的初步谈判，并且希望在这些合资公司中采用国外的设备、技术和管理。中国的打算是在一段时间内（通常说是五年），用工厂生产的衬衫、鞋子或者手提包来偿付给外国投资者，这些产品价格要大大低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南朝鲜（现在的韩国）同类产品的价格。在一段时间以后，这些厂房、设备和技术将全部归属中国人。但美国人认为，这仅仅是中国所倡议的合资企业模式的一些“说明动向的细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也敦促美国和其他国家仔细研究中国的建议，并且需要保持小心谨慎。
美国人认为这些合资企业将会建在福建或者广东，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准备好了要和这两个省的当局进行谈判。在一些美国人的印象中，中国人已经变得更为讲究实际了，因为中国需要技术，也需要出口市场。
同时香港也已经有一两家公司蠢蠢欲动。它们的整个市场路线图是先在中国进行初加工，再到香港进行精细加工，然后销往美国。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大规模地降低成本和避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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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黎明前的躁动（1）
黎明前的躁动
1978年，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世界，都已经感受到这个国家破晓前的躁动。
远在非洲的埃及已经观察到中国的一些变化。这年年底埃及的《今日消息》总结说，1978年，中国是地平线上的一颗明星。
邓小平已经被证明是无辜的，中国共产党承认以前对他的批判都是不实之辞。中国的“大字报”虽然还可以见到，但是内容已经变成了批评毛泽东和他的一些思想观点。中国的外交官也不再被要求一定穿“毛式”服装了，只要他们愿意，就可以穿西装。这个国家已经在修建为了旅游业而设的饭店。西方舞蹈开始被接受。中国已经决定和资本主义的美国建交。
宣布中美建交的时间最后定在1978年12月16日。这天上午，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反复播报：上午10时将有“重要广播”。此前，中美建交的谈判都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绝大多数中美公众都对中美建交公报的发表感到意外。
上午10时，中国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在电视镜头前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公报》。联合公报上写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商定自1979年1月1日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范围内，美国人民将同台湾人民保持文化、商务和其他非官方关系。
就在中美两国宣布建交的三小时后，可口可乐宣布重返中国。这是首家重返中国的国际消费品公司。可口可乐日后将在中国开办很多合资企业，甚至成为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可口可乐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进入上海。最初它并没有正式的中文名字，于是当时可口可乐专门负责海外业务的可口可乐出口公司，在英国登报征求译名。当时一位中国旅英学者蒋彝，以“可口可乐”四个字击败其他对手，拿走350英镑（另说30美元或15英镑）的奖金。但蒋彝并没能见证可口可乐重返中国的这一天，在1977年的10月26日，74岁的蒋彝已病逝于北京。
28年后，英国的《卫报》如此评价当时的中国：
1978年，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始从平均主义向市场经济走出了尝试性的一步。它创造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历史。自18世纪英国发生工业革命以来，世界被西方统治，或者说是被欧洲和美国统治。直到20世纪中期以前，人们普遍认为，那些即将脱离欧洲殖民主义的国家注定将要陷入永久的依赖和落后。东亚的崛起告诉人们，情况不是这样。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转变已经使世界的重心东移。21世纪将完全不同于前两个世纪，权力不再掌握在欧美手中，其他国家也不再是无足轻重的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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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黎明前的躁动（2）
1978年，邓小平开始了中国的改革，尽管当时无人知晓，这会把中国带往何处。更无人能想象得到，接下来30年的中国，繁荣程度将远超中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盛世。世界开始瞩目中国，中国也开始从动乱的年代中复苏，越来越向世界敞开了大门。
远在美国的菲利普·科特勒博士，这位当时还年轻的“世界营销之父”在这一年获得了美国市场营销协会所颁发的“保尔·D·康弗斯奖”，以表彰他在市场营销学科上的杰出贡献。但恐怕1978年时他不会想到，他所创立的学科对中国将会产生多么深远的影响。1978年科特勒博士第一次来到中国，25年后他回忆说：“1978年我初到中国时，看见满大街只有自行车。当时我就想，中国能够做得最成功的一件事，可能就是发展成为自行车生产大国。可现在，街上满是小轿车。中国是一片充满希望的土地。”
也就是这一年，后来成为“小器之王”的梁伯强高中毕业了，这时候他只有16岁。当时实行的是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两年的九年教育制。虽然已恢复高考，但按照当时的相关政策，梁伯强要到第二年才能参加高考，梁伯强因此和高考擦肩而过。满怀着“革命思想”的梁伯强当时只有一个志愿，那就是到“广阔天地”中去接受锻炼。他的考虑是，作为长兄，只要他去“上山下乡”，两个妹妹就可以留在母亲的身边，对能否参加高考的问题，他也没放在心上。但在1978年，“上山下乡”的政策被取消了。梁伯强被分配到了当时的广东东莞小榄镇小榄制锁二厂，因为有一手国画技术，他成了工厂的宣传文员。梁伯强显然对这个工作感到非常满意。但是一年后，小榄镇举办了一次庆祝改革开放的“菊花大会”，梁伯强作为宣传文员被抽调去搞宣传，时间将近半年。轰轰烈烈的“菊花大会”结束之后，梁伯强原来在工厂里的位置也没有了，转而被分到翻砂铸造车间，他成为一名车间工人。
这一年，在农场工作了16年后，宗庆后终于回到了杭州，回城“顶职”，成为杭州工农校办纸箱厂的业务员。这位后来成为“中国饮料营销大王”的人曾回忆说：“那时候农村可以做生意了，但城市还不可以。我办过电表厂、电风扇厂，做过生意。”宗庆后当时的“生意”，就是推着三轮车卖冰棍、卖作业本。然而这种员工，在当时并不能被领导接受，“他们（工厂领导）知道我比较能干，但是他们也知道我不太听话，因为他们不懂做生意嘛！”其间，宗庆后先后换了两个校办企业的工作。
1978年的柳传志34岁，在中国科学院计算所做工程技术员。和以后老谋深算的形象不同，11月27日这天，柳传志捧着《人民日报》居然激动不已。令他如此激动的一篇文章据他自己回忆是关于科学养牛的，但据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里的考证却是关于科学养猪的。不过，是养牛还是养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报纸已不再天天讲阶级斗争了，人们逐渐感觉到时代就要改变了。
北京百货大楼在这一年第一次挂出了春联，他们的优秀营业员张秉贵的事迹在这年的8月上了《北京日报》，张秉贵也成为“北京市特级售货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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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1979年30岁的中国（1）
1979年30岁的中国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改革已经吹响了最初的号角。一些行业逐渐从沉睡中复苏，一些行业则迅猛发展，比如广告业。物价开始松动了，世界更多地注意到了这个正在变化中的东方古老国度。市场营销学这个专业，悄悄地进入了大学的课堂。
1979年春节过后，何永祺开始在中山大学商业经济专业的高年级学生中开设市场营销学课程，台湾学者王德声和姜显新编写的《市场学》被列为教材。多年以后，何永祺回忆说：“1979年我到肇庆，国家经委在那里开设了厂长、经理培训班，我在那讲市场学。那些厂长、经理听了以后兴致勃勃，差不多每个小组都讲‘学这个东西真有用’。” 1979年秋天，广州的暨南大学正式开设市场营销课。
这一年，曾在美国沃顿商学院研究生院学习的梅汝和教授也开始在上海财经学院招收市场学方向的研究生，这将是社会主义中国的第一代由自己培养的市场学硕士研究生。在上海财经大学的网站里，他们称自己是“中国最早招收营销方向研究生的院校”。中国人民大学也宣称自己是国内最早设立市场营销本科专业的大学。
不过，中国的这些市场营销专业并没有为中国市场培养出多少实战人才，中国真正的市场营销知识和技巧还要等后来的合资企业和外资企业带进来。
无论如何，中国市场这块曾经的冻土开始复苏了。最能直接让人感受到经济在复苏的要算是服务业。外国人也越来越多地到中国来访问，并且记录下了不少自己的见闻。
30岁的中国
在阔别祖国31年之后，美国华裔作家董鼎山终于又回到了中国，并开始用他的笔记录他的所见所闻。这位1922年出生于浙江宁波的作家在1947年的时候去了美国留学，先后获得密苏里大学新闻学硕士学位和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硕士学位，在纽约《联合日报》主持过国际新闻版，也曾受聘于纽约市立大学图书馆任资料部主任，成为英美文学兼亚洲部分的资料专家和资深教授。原本打算去美国两年后就回国的他，一别祖国就是31年，直到1978年之后才有机会回国探亲。在美国，他娶了瑞典籍的妻子，有了一个女儿。
1978年之后，董鼎山的文章中有一部分就是写回国观感的，其中，有对祖国巨大变化的兴奋与欣慰，有对亲朋老友的真情怀念，也有对文艺界、新闻界乃至社会上一些不良现象的无情抨击。正如作家冯亦代后来所说，这后一点正说明了“他爱国之深使他忧国也切”，虽然“针砭时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