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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回国的华侨在内地旅行时就经常遇到一些模仿华侨或“港澳客”的青年，这些人穿着一些过时的服装，穿上皮鞋，戴上墨镜，挺胸凸肚，招摇过市，这样的情形令那些“非冒牌货”的“港澳客”也不禁侧目。在上海和北京的街头，甚至还出现了一种颇为新颖的饰物——太阳镜。本来这倒并不出奇，但是有一些人哪怕是阴天都戴着。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冒牌“港澳客”还在眼镜的镜片上面贴了一张商标，上面还有几行英文。但这些人倒不是一时粗心没有撕掉，而是这商标是洋货的标志，“可以使人一眼看到眼镜的价值”。这样的太阳眼镜也叫做“麦克镜”，因为这正是这一年最火的美国电视连续剧《大西洋底来的人》的主人公麦克·哈里斯戴的眼镜。甚至因为他，游泳池里都多了一种泳姿——“麦克式”。这部电视剧还使一项健身运动风靡全国，那就是飞盘。
不过，中国的城市经济生活也不仅仅是这些“冒牌货”。上海一家照相馆的橱窗也许就说明了80年代中国生活的一个新方面：照相馆橱窗里的一块牌子上写着“这里出租西服”。这迎合了刚刚兴起的人们喜欢穿外国衣服照相的爱好。橱窗里陈列着照相馆的一些照片，有些头像已经是真正的外国人的了。另外，一些穿着讲究、戴太阳镜的年轻人的照片和穿戴白色结婚服的结婚照现在也出现了。只是在一些照片的边上还经常会贴上一些地道的中国口号：“为了革命，只生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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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1980年现实主义（4）
中国人此时也提出了更多的消费要求。在60年代，许多人攒钱是为了买一辆自行车，而今天，在城镇和富裕点的农村，他们有了自行车、手表，也许还有了半导体收音机。现在，工人增加了工资，而且还有了奖金。但是钱是多了，而市场上的东西却太少。
不过，此时人们对消费品的喜爱还有另外的一些解释：“知识分子希望买录音机以帮助他们学习外语、听音乐。而工人却宁愿把钱花在家具上。”沙发现在成为了衡量购买力的一个新标准。商店里有了带有扶手的单人沙发和双人沙发，上海还有了三件一套的沙发出售。
在各地一些百货商店的门外，拥挤的人们目不转睛地瞧着售价1 900元的日本彩电，或者其他一些昂贵的电子产品。不过这些产品并不是仅供陈列的，1980年的时候，的确有人在买。也有一些中国制造的同类产品——包括立体声录音机和电视机，价格比进口货便宜。不过，这些必须要持有票证的人才能买得到。上海电视机商店的橱窗外，此时正放着13台凯歌牌12英寸的电视机作展览。这些电视机每天早上8点开机，到晚上11点才关机，据说是“为了让广大群众检验电视机质量”。在这样放了18天之后，《文汇报》对此进行了报道：“这种电视机无故障工作时间超过5 000小时，达到国家规定的优质品标准。”
轻工业部、商业部等主管部门组织了全国的第一次“市场预测”，目的是对企业的生产进行指导。这份市场预测报告指出，全国市场对电风扇的需求将逐年增加，1980年的需求量是每年200万台，到1985年左右将达到高峰，以后需求量的增长比率将逐步降低。洗衣机的需求，南方和北方有所不同：北方水质硬，水费便宜，适用简易滚筒式；南方水质软，电费高，适用简易涡流式。到1985年，洗衣机的需求量预计将达到150万台。1985年后，市场需要的洗衣机品种将出现变化，一部分家庭将转向需要半自动和全自动洗衣机。
这次市场预测的调查组访问过上海、江苏、广东等地的13个城镇，对几十家企业、商店和1 000多个家庭做了调查，还对影响家用电器销售的诸多因素做了分析。调查组认为上海现有的住房面积都比较小，很多地方还没有下水道，目前使用洗衣机有一定困难。但是因为上海的老住房大多带阁楼，夏天很热，因此对电风扇的需求就很迫切。广州在1980年，每10个家庭中已经拥有7台电风扇，但由于天热时间很长，一些家庭要买两三台电风扇，所以，广州的电风扇需求潜力仍然是很大。
这份报告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它们认为，“虽然预测的准确性还有待实践检验，但调查的方法是科学的，提出的判断也是有依据的。它对于企业了解市场的长远动向，在生产中提高预见性、防止盲目性大有好处。”
这年，全国城乡市场商品销售激增，仅是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就达到了1 013？7亿元，比1979年同期增加了157？9亿元，这样的增幅在建国以来都是少见的。农副产品中的猪羊牛肉、家禽、鲜蛋、水产品的销售量更是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0％。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吃、穿、用的需求都在急剧上升。不过，现在人们对商品的需求已经从“吃、穿、用”变成了“用、穿、吃”，并且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到高、中档商品上。电视机、半导体收音机、手表、缝纫机、自行车、电风扇、洗衣机、呢绒、绸缎的销售量都有很大增加。仅是电视机的销售，1980年上半年就比1979年上半年增长了1？8倍。这一年，县以下农村的消费品零售额增长还超过了城市，这在往年是很罕见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姚依林在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说“整个经济活起来了”。
“文革”正在不断地被人们轻蔑地加以揭露，而作为“文革”基础的正是反对重物质利益的原则。曾经有15年没有加薪的中国人，现在开始普遍要求提高生活水平。对于中国社会的这些变化，常驻北京的欧美人士有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些人持乐观态度，认为是邓小平领导有方；一些人则持悲观态度，认为中国的精神构造已经彻底变成了“拜物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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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1980年现实主义（5）
中国开始出现一些突击花钱的现象。比如有的青年人特别希望有一台收、录、放三用机，以便录下流行歌曲，可能就会花掉过去多年积蓄下来的全部存款去购买。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之后，人的思想和文化品位也开始发生了变化。
中国也在进行种种改革，比如对企业的经营管理体制实行合理化、探索建立新的奖金制度。特别值得提的是两大试验：建立经济特区、建立大范围的经济圈，这给了地方政府不小的自由裁决权。这些改革都是“冲破冻土的希望幼芽”，虽然也会出现种种的问题，但凡是有进步和改革的地方，都是如此，除非，把这些矛盾和希望都覆盖在坚硬的“冻土”之下。
物价就是个大问题。各地乱涨价的现象不断发生，民众也越来越不满。商业部在12月9日发出了通知，要求各地商业部门立即对商品价格进行检查，把不符合规定的价格降下来。供销合作总社也要求各级供销社严格控制物价，切实整顿议价。
连日本的共同社都注意到了中国的物价问题。当时，一些地方扩大了按照规定提价的商品范围，或者提价幅度比规定的大，也有人把二等品和三等品当做一等品出售，从中赚取差价。这一年，偷工减料、粗制滥造、缺斤短两、改换标签等恶劣行为比比皆是。
这一年年底，商业部规定，国家规定牌价的工农业商品，包括进口的电视机、收录机、计算机和手表等，商业零售企业不得提高售价。商业系统的批发和零售企业，除了上级指定兼营的某些商品以外，不准经营本行业以外的其他工农业商品。商业系统经营的议价商品，必须符合政府规定的品种范围。对现行的议销价格，则被要求要“认真审查、打紧费用、缩小差价”，“价格偏高的，应坚决降下来”。这一年，商业部连蔬菜的价格都出台了规定：“大路”菜不能少，不能涨价，不搞议价。
全国城乡商品销售量激增而商业分销网点稀少也是其中的一个矛盾。这一年，刚参与组建商业部商业经济研究所不久的商业专家万典武参加了一个调查组，到天津市了解饮食业及其他行业的一些情况。在调查中，群众对商业网点不足，吃饭、住店、买东西拥挤等现象，提出了很多的批评和意见。完成这次调查后不久，万典武在《人民日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商业网点不足的原因和解决的途径》。
万典武以天津为例，对比了1956年和1978年时的情况。1956年公私合营时，天津共有饮食网点7 846个，到了1978年，只剩下1 034个。网点由多、密、小变成了少、稀、大。1956年，每339个居民就有1个饮食网点，但到了1978年，网点负担的居民数增加了8倍。饮食业营业面积已经从1956年的30万平方米减少到了1978年的15万平方米。
万典武认为，天津是全国城市商业的缩影，全国城市商业网点的严重缺乏是十分普遍而突出的问题。不仅是饮食业网点缺乏，而且百货店、副食店、旅社、理发店、照相馆、洗染店、修理店等都严重不足，数量比过去大幅度减少。其他商业环节的批发站、仓库、转运站这些设施也是严重不足，陈旧落后。但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天津市饮食业的干部和职工认为，“尽管工作上有些缺点，但饮食业网点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左’的思想的干扰破坏，1958年和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这个行业被砍了‘两刀’。”1958年和1960年的两次撤并网点，就使网点数量比1957年减少了83％；林彪、“四人帮”猖獗期间，这些网点又遭到砍杀，这些仅存的网点又减少了571个。减少的商业网点主要是合作店和个体商户。
20多年来，天津虽然也新建了一些网点，但是，由于纳入不了国家基建计划，企业又无力自筹，网点的建设发展极为缓慢。此时人们已经认识到，这是“急于在所有制上搞‘过渡’的严重恶果”。“有的同志”则认为，只有工业和基本建设才是生产，商业，特别是饮食业、服务业都是消费性的行业，因而大量地撤并商业网点并不是个问题。“还有的同志”甚至认为，腾出商店的铺面来办工厂，才能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
万典武认为，1957时上海、天津五步一摊、十步一店的商业网点是理应恢复的。他还归纳了“天津商业部门同志”的一些具体意见，最后一条是：大力提倡和扶植区、街道和劳动群众兴办集体所有制商业、饮食服务业，并在某些行业里允许个体商户存在。万典武认为，“这些意见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是可行的”。
从这年开始，不仅是万典武小心翼翼地提到了个体户，事实上，官方的报纸也开始鼓励了。要不了多久，那些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代创业者就将粉墨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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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自由市场（1）
自由市场
日后成为日本《每日新闻》总编辑的迁康吾此时还是驻北京的记者。这年，他就观察到了自由市场这个中国的“新生事物”。
迁康吾认为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管这种变化是否被夸大，但至少他看到北京市民需要的物资逐渐丰富起来了，人们的表情变化也非常大。从周恩来总理逝世到“四人帮”垮台的那段时间，充满了忧虑和紧张感的市民表情，现在已经缓和了下来，懒得说话的嘴，又开始有说有笑。热爱生活、喜欢幽默的中国老百姓，现在又重新活跃起来了。
作为这种新的精神的象征，全国各地开放了自由市场。位于北京西北郊海淀区北太平庄的自由市场，在迁康吾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现在的新政策是振兴农业，特别是谋求增加农业收入。于是，这里的自由市场在一年多前开始开放了。在一个刮着刺骨寒风的日子里，迁康吾来到这个东西约100米，南北约50米的地方，这块狭长的地皮上还搭有两座小棚子。尽管北风刮起的黄沙夹杂着瓜子皮到处飞扬，但迁康吾还是看到一派热闹的景象。夹杂着鸡鸭鸣叫声的这块地方，有菠菜、梨、白薯、大米、柿子、小米，还有烟叶、蒜、糖炒栗子、葵瓜子、鱼、螃蟹、兔子、苹果、鸭、猪肉和牛肉等各种产品。农民们大声吆喝着他们挑来的一种或两种货物，买东西的市民也大声地和他们讨价还价。
虽然是自由市场，但不能超出社会主义经济的范畴，这在迁康吾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一般说来，允许出售的是自留地上种的作物和家养的猪和鸡，或者年终分配的一部分谷物。丰收的时候，经过生产队等集体商量之后，也可以将多余的部分出售。据说，这些产品的价格要比国营市场牌价高一到两成，但是质量很好。像白薯、糖炒栗子这些，国营市场已经不出售了，所以在这里更受市民的欢迎。迁康吾甚至还看到一位顾客挑白薯的毛病，于是卖主一刀切开给顾客看，结果里面是好的。这样的情形，在国营市场是看不到的。
在自由市场的入口处，北京市商业局的人还放了一台叫“公平秤”的标准秤，顾客可以用它来称分量。商业局的人对迁康吾说，这里收农民一天三角钱的使用费，每天大约有200个农民来销售自己的产品，大部分人来自北京西部的人民公社，也有些人是从遥远的内蒙古来的。顾客每天大约有1 200多人，甚至有些人坐汽车从北京的东面而来。
在其他一些城市，还以自由市场为中心，盖起了面铺、酒馆等简陋的店铺，有些地方甚至还相当繁华。不过这些店铺此时在北京还不多见。虽然这些自由市场看上去还有点混乱，但迁康吾觉得，从老百姓的脸上�